《流亡者叢書》序
十多年前，即有論客斷然宣告：現在已經到了“非英雄化”的時代。後來，文界果然有了關於鼻涕毛毛蟲之類的“實驗性”敘事話語；再後來，連“躲避崇高”的高論也都出來了。然而事實上，卻別有一些人，以無比堅苦、永不停頓的工作和鬥爭，改造著周圍的世界。正如魯迅所說，這是地底下的“中國的脊梁”；不是幾個嗤笑英雄的英雄，以自欺欺人的筆墨和脂粉所能抹煞得了的。
世間的英雄，好象曆來就有這樣兩種：一種以暴力稱雄，如愷撒、拿破侖；一種則寧死不能屈從別人的奴役，從而以暴抗暴，如斯巴達克思、玻利瓦爾。前者追求王冠與權杖，英雄的聲名就建立在這上麵；後者惟存在於英雄主義行動本身。還有一種人，除了思想和聲音一無所有；因為無力抵抗，隻好任由法律、刺刀和大棒的驅逐，或者自動逃亡。此即所謂“流亡者”。
為了眾人的福祉與獨立的信仰，這些流亡者，寧願擔受亡命的厄運，也決不肯做順民，更不用說頌揚暴政了；在輾轉流徙之中，始終保持著心的反抗，倘使沒有幾分英雄主義是不容易作到的。勃蘭兌斯在論及十九世紀初法國的“流亡文學”時，指出：“流亡者不可避免地屬於反對派。但反對什麼卻因人而異，有的反對恐怖統治，有的反對帝國專製，要看他們是從哪一個暴政下逃出來的。”政治霸權的不測之威，簡直不可理喻。作為反對派，流亡者不可能象身穿燕尾服的議員那樣，在寬敞富麗的議政大廳裏侃侃而談，或者象被豢養起來的院士那樣，從容地寫些供上頭參考的策論；他們發出異端的聲音，需要付出人生的全部幸福乃至生命作為代價。
每當零散地讀到流亡者的文字，心中沒有不起波瀾的。感動之餘，這才生出一份集中保存下來的心思。經同幾位朋友談起，得到一致的讚同，便終於有了眼下的這樣一套叢書。在坊間滿目豪華、雅致、豔麗的出版物中，譬如擱上幾塊焚餘的笨重的磚頭，雖然不甚協調，倒也算得多出一種色彩；誇大一點說，也未嚐不可以看作是一種“參照”罷。
流亡者寫的書，是與“為藝術而藝術”完全絕緣的。作者因流亡而獲得一種特殊的生存狀態，這種狀態，賦予作品以苦難和英雄的雙重氣質；以致無意講究形式而具備了自己的形式，無意追求風格而完成了自己的風格。由於作者處於地下狀態，所以能夠以平民的身份說話；不象一些純粹的作家，總是企圖在書中暗示或炫耀自己的尊貴與聰明。身為“世界公民”，遭到恐怖和死亡的追逐而棲無定所，卻始終忠實於大地和人民；雖然在實力懸殊的鬥爭中，表現了極度的高傲和勇敢，而在人民的麵前仍然顯得那麼謙卑。他們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堅定而執著；即使連最親昵的人們報以冷漠、誤解、甚至仇恨，一樣不予規避，直到最後把自己牢牢釘死在現實的十字架上。這就是人格的神聖的力量。所謂文學，其實是人格的文學。文學的真偽優劣，惟從思想和生命的原生狀態中獲得本質的說明。
流亡者的文字，原本並非作為藝術的範本而出現的，及至穿越蒙難的時代而至今日，也當算是曆史性的文獻了。好在人類的進步事業遠比文學事業本身要偉大得多。僅此一端，叢書的編輯便不失為一種欣慰的紀念；雖然出版以後，逃不掉寂寞的命運是很可能的。
但是，它們到底會找到自己的讀者；——我不相信，人們活著可以不需要精神。
1996.1
1997年
作《胡風集團案：20世紀中國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5萬字，發表於《黃河》雜誌，全國多家雜誌轉載，香港上海書店出版單行本。
胡風集團案是半個世紀以來中國重大的政治文化事件，我提出，還必須當作一個重要的精神事件來認識。該事件動員了國家機器，社會組織，意識形態，還有個人作用，尤其是領袖人物的作用；其中，既有“政治人”的介入，又有文化人的內戰；既有剛性的體製，又有傳統與精神的滲透，以及人格的多重組合與衝突，等等。文章揭示了事件本身的複雜性，進一步分析了“誰之罪”的問題。
這裏節選了文中原題為“中國作家群與精神氣候”的部分。
是年，主編《曼陀羅文叢》、《曼陀羅譯叢》，由作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