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與寫作
沒有功利的目的，為讀書而讀書，如同毫無顧忌的寫作一樣，應當算是一種幸福。然而無論前者或後者，我都無法做到。少時讀書，為求知欲所驅使，動機比較單純；加上閱讀不求甚解，偶有所得，著實有過欣然忘食的時候。等到年歲漸長，閱曆增加，內心為問題所苦而意欲傾泄，情形便不同了。隻要不是寫詩，而是試圖使用較為精確的邏輯語言去描述、探索、判斷所經見的世界，往往陷入困境，有時甚至感到絕望。在這一意義上說，寫作實際上也是一種“絕望的反抗”。事物的相關性，可以使問題層層推進以至於無限，而我又不是那類“通人”，以有限的知識和貧乏的語彙如何可能應付？隻要寫作長文，往往事先把所需要的書撿出來堆到一起，每日翻閱數冊或數十冊，直至書堆消失然後動筆，這叫“臨渴掘井”，深度可想而知。若是學問家，決不會窘迫如此的。
在閱讀和寫作中，即使產生些許的快樂，也被幾乎從未間斷的緊張而沉重的懲罰性勞動所吞噬了。
閱 讀
我們這一代人的閱讀，始於別無選擇中的選擇。
我們禁止翻譯和閱讀西方的許多著作，它們曾經被冠以形形色色的罪名。中學時代，我們就知道“禁書”的存在了。至於“內部發行”的灰皮書，黃皮書、藍皮書之類，在偏僻的縣城不可得見，大約隻有京滬等大城市的高幹子弟及其朋友才有傳閱的資格。文化大革命期間，出版陷於停頓，圖書館被劫洗一空。由於我遭到運動的衝擊，一度打成“牛鬼蛇神”，恐怖中燒掉家裏的大部分藏書，僅餘一兩百冊，連同“馬恩列斯毛”著作，及魯迅著作一起，給自己在荒蕪的歲月裏閱讀反芻。
當時年輕，對知識和真理懷有一種不可遏止的熱情。每隔一段短時間，我都會騎自行車遛出縣城，一麵打聽小道消息，一麵求借書刊。《摘譯》叢刊是那時讀到的，青年思想者的《出身論》、《中國向何處去》是那時讀到的，瞿秋白的《多餘的話》也是那時讀到的。借書。還書。借書。還書。……那段往來於城鄉之間的旅途，貫穿著一種莫名的神秘之感，至今難以忘懷。
大約到了1974年左右，報刊漸漸多了起來。此時，我因一個偶然的機會，戲劇性地變做了鄉村醫生。經濟條件有所改善，一個人訂閱了二十餘種報刊，從《人民日報》、《參考消息》到《曆史研究》，從《朝霞》、《學習與批判》到《人民文學》，從中獲取外部世界的各種信息。數年如一日，每到清晨，我便如同守著一個密約似的，走向村南小學的鳳凰樹下，迎候我的綠衣使者。
1981年7月，我被借調到省城做編輯工作。我欣喜於作為一個書籍的消費者，從此可以由自己將書籍製作出來奉獻於社會了。
原出版社資料室藏書豐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裏麵居然擁有大批“皮書”。但是，資料室裏一名改正未久的“右派”，總是帶著一種審視的目光看我，態度很不友好。我對此一直感到納悶，後來從報上看到大量“農民工”受歧視的報道，才仿佛有所悟。我也是“農民工”，沒有工作證，不能像其它正式員工一樣享受借書的權利，借書是需要“保人”的。我想，大約是提防我某日被解雇然後攜書潛逃的罷？在個人閱讀史上，這是一段難以磨滅的屈辱記憶。
八十年代初，讀者在書店排長隊購書是一大人文景觀，我親眼見過搶購吉拉斯的《新階級》的盛況，場麵十分感人。這時，西方文學名著紛紛重版，長期被禁的一些蘇聯作品如《日瓦戈醫生》、《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等陸續麵世。“反麵烏托邦”三部曲（奧威爾著《1984》、赫胥黎著《美麗新世界》，紮米亞京著《我們》）的出版，當時並不特別被人注意，經過時間發酵，至九十年代其意義才顯示出來。現代派作品的翻譯呈勃興之勢，它們長於表現黑暗、危機和叛逆，出現在浩劫之後傷痕累累的中國，可謂適逢其時。1983年來勢洶洶的“清汙”運動，把現代派定性為一種“精神汙染”，可見其潛在的影響力。袁可嘉選編的《外國現代派作品選》選目精當，在青年大學生中廣為流布，我是最早在這裏讀到《荒原》、《二十二條軍規》、《等待戈多》等作品，並由此出發，涉獵相關的各類書籍的。其間，購讀的有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外國文藝》雜誌及《外國文藝叢書》，外國文學出版社出版的《20世紀外國文學叢書》，及稍後漓江出版社出版的《獲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叢書》、《法國廿世紀文學叢書》，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拉丁美洲文學叢書》等。這些氣派宏偉的叢書，讓我認識了許多陌生的作家，使我對於20世紀世界文學地圖有了一個較為係統的了解。
董樂山先生把八十年代初期對西方文化的介紹稱作“第二次西風東漸”。我以為，現代價值觀念的引進是第一重要的，方法論尚在其次，雖然稍後騰起過一陣“方法論熱”。在社會科學，人文科學，乃致自然科學領域傳播新知識、新觀念方麵，由包遵信主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來叢書》居功至偉。當時，除了商務印書館重印的《漢譯名著》，三聯書店的《文化生活譯叢》和《新知文庫》，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編印的《西方學術譯叢》，從西方直接移譯過來的著作甚少，所以叢書甫一問世，即風行全國。這套大型叢書立足於中國現實及改革，具有明顯的啟蒙性質，行文也曉暢易讀。我購讀了其中的大部份，它們確實給我帶來了許多新東西，像“熵”，此前就聞所未聞。還有好幾部暢銷書值得一提。是柳鳴九主編的《薩特研究》，最先帶動我尋找西方現代知識分子，認識存在主義哲學；是房龍的《寬容》和茨威格的《異端的權利》，煽起我對思想史的熱情；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也是那時候開始接觸的；托夫勒的未來學著作《第三次浪潮》以它的衝擊力，激發了我和同時代人對於改革的憧憬，以及一種躁動難耐的心情。總的說來，當時的出版物是有使命感的，嚴肅而活躍；置身其中，究竟有八麵來風的感覺。
由於“清汙”時蒙受打擊，鬱悶中擬寫魯迅的傳記。要寫好這個百科全書式的人物談何容易，這對於我的知識結構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可是，誘於魯迅的人格魅力，我無法退讓回避，終於決意投入高強度的閱讀訓練。我閱讀中國曆史，尤其是近現代史，包括政治史、文化史、文學史。我不能不直接查找原始史料，翻閱發黃的報刊，如《新青年》、《語絲》、《新月》等等。我發現，曆史果真被塗改得厲害。譬如在“五四”運動、“三一八”慘案中，領導者大多是國民黨人；譬如在《新青年》“內訌”期間，有關辦刊的原則，魯迅基本上是支持胡適而反對陳獨秀的；又譬如，魯迅並非“左聯”的“盟主”，在後期實際上是被孤立被排擠的，諸如此類。魯迅自稱他的哲學是“人道主義”與“個人主義”（原信為“無治的個人主義”，也可讀作“無政府主義”）的結合體，我得弄清楚這些哲學、政治學、倫理學的資源，從源到流是怎樣從西方到東方到魯迅那裏去的。魯迅首肯“托尼思想，魏晉文章”的提法，就得讀托爾斯泰，讀尼采，讀嵇康。要給魯迅“定位”，還必須閱讀他的同時代人，像陳獨秀、胡適、周作人、梁實秋，都是始於這個時候閱讀他們的文集。後來我化名給出版社編輯一套二十種的現代作家散文叢書《人生文叢》，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完成的。長達六年，圍繞魯迅取徑閱讀，不但拓展了知識麵，而且可以因集中的閱讀而增進對相關的社會和曆史問題的思考。
八十年代有過“異化”和人道主義問題的討論，有過美學熱和文化熱，後來還有過“新權威主義”的聒噪，這些現象觸動知識界乃至全社會的神經，促使我隨機作“介入閱讀”。“異化”是個大問題，涉及眾多學科，作為一種理論，很有實踐價值，可惜最終局限於哲學小圈子，而且也如後來的“人文精神”問題的討論一樣無疾而終。美學是人類精神創造中最精微的部分，馬爾庫塞他們高度評價藝術的作用，甚至視之為人類解放的重要的指標。當時，高爾泰強調“美是自由的象征”，但我總以為距離現實政治未免太迂遠，所謂遠水救不了近火，所以，對於美學書，像我這種心浮氣躁的人隻是泛泛而讀罷了。薩特說，文化大而無當；細化倒不難掌握，譬如政治文化，經濟文化，宗教文化，法律文化，等等。不過，文化可以給人以一個開闊的視野是的確的。至於“新權威主義”，作為理論， 表麵上看是拿來的洋貨，本質上同祖傳的玩意差不多，正所謂“沉滓的泛起”。對此，我以為略知其詳即可，並未深究。
1989年對我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年頭。這一年，《人間魯迅》三卷本寫成出版。無論思想、情緒、閱讀及寫作意識，算是告一段落，也可以說是一個轉折。
九十年代最初幾年，知識界的空氣比較沉悶，出版界也相對顯得岑寂。至中期，在意識形態及市場機製的共同調控之下，通俗讀物（大眾文化、流行文化）引領潮流，媚俗現象比比皆是，各大媒體聯成一氣，推波助瀾。差堪告慰的是，西方文藝及社科書籍未見衰減，反而有所遞增。除商務印書館和三聯書店外，全國又有多家出版社涉足社科類譯著的出版。比起八十年代，這時的翻譯，明顯擴大至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法律學，以及思想史等範圍。僅法律方麵，就有三聯的《憲政譯叢》、《民權譯叢》，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的《外國法律文庫》，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的 《當代法學名著譯叢》，知識出版社的《人權譯叢》等，一時之選，蔚為大觀。近二十年來，全國有影響的社科人文類叢書，有華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紀文庫》，上海譯文出版社的《20世紀西方哲學譯叢》，三聯書店的《學術前沿》，貴州人民出版社的《現代社會與人名著譯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西方現代思想叢書》、《知識分子圖書館》，吉林人民出版社的《人文譯叢》，譯林出版社的《人文與社會譯叢》，江蘇人民出版社的《現代政治譯叢》、《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的《世紀人文係列》、鳳凰出版集團的《鳳凰文庫》等等。中央編譯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以及一批大學出版社，先後都有一些有價值的譯著出版。
我藉此看到，在出版物的消長之間，一直隱含著兩種力量的博弈。多年來，中國知識界基本上喪失了原創力，一時難以恢複；但是，這種近乎搬運工的工作，卻體現了另外一種韌性的力量。總之一麵在淪陷，一麵在建設，曆史畢竟在克服重重阻障中得以搖擺著前進。
八十年代剛剛從風濤中遁去，“告別革命”的論調就甚囂塵上了。九十年代的一批自詡為“自由主義者”的學者、大抵宣傳市場自由主義而奉行政治保守主義，他們樂於充當憲政主義者，改良主義者，反對激進主義，蔑視直接民主，無條件反對暴力；種種的理論與批評，包括對曆史人物的評價在內，都同“告別革命”論有一種內在的關聯。據說“新左派”是與之對立的，但也有明顯相交的地方，鼓吹“國學”、“後學”的熱心家更是如此。
知識界的演變，輿情的遷流，引起我對國家與權力，革命，以及知識分子問題的特別關注。二十年來，個人閱讀大抵是環繞著這幾個主題展開的。
革命事關重大，首先是製度問題。托克維爾把書命名為《舊製度與大革命》，著眼點就在於革命與製度的關係，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製度和經濟製度。我寫《魯迅的最後十年》，關於國民黨“一黨專政”，說的還算通順，就因為啃過一通政黨史和憲製史；究其實瀏覽所得，亦不過常識而已。其次是社會的階級構成問題，還有群眾問題，文化心理問題，政治中的人性問題，等等。對於革命的認識，我認為，“衝突論”是很重要的方法論；政治抗爭及社會運動作為革命的先聲，有關的理論也很說明問題。因此，馬克思、韋伯、勒龐、達倫多夫、科塞、蒂利等人的相關著作，是我感興趣的。如果說他們的書是抽象結構構圖，那麼，像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斯科特的《農民的道義經濟學》、加萊亞諾的《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等作為具體事態構圖，更是火星四射，令人血脈賁張。
作為革命的案例，我曾比較讀過一些英、法、美、俄革命的曆史書，革命形態非常不一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暴力問題。學者們“告別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告別暴力，即“不合法”的暴力，而對於構成權力秩序的合法性暴力則是容忍的。暴力使用的程度如何，事實上是由多方麵因素促成的，遠的有民族文化傳統，近的有現存製度、鬥爭情勢，還有革命者的素質，諸如此類。坊間近幾年出過幾種專論暴力的書，如蒂利的《集體暴力的政治》，索雷爾的《論暴力》等，都沒有像我們的學者這樣一概否定暴力，甚至於為革命暴力辯護，摩爾在《民主與專製的社會起源》中則辯護更力。有關這些具體的革命事件的論述性著作，對我最有啟發的，有潘恩的《人的權利》，托克維爾的《舊製度與大革命》，盧森堡的《論俄國革命》，戈登?伍德的《美國革命激進主義》。
至於從曆史學、政治學、倫理學及哲學角度對革命進行闡釋的著作，近年也見陸續麵世，但為數甚少。其中，阿倫特的《論革命》，斯考切波的《國家與社會革命》，詹隼的《革命：理論與實踐》，哈裏迪的《革命與世界政治》，都是富於思考力的。以革命為題材的文學作品，也有博大、深邃的著作，如雨果的小說《九三年》，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革命者本人的日記、書信、回憶錄是我喜歡讀的。我曾為貴州人民出版社編過一套《流亡者叢書》，那些作者中便有不少革命者。革命者有燃燒般的靈魂，像法拉奇的傳記小說《人》，當年便很激動過我的心。
國家是一個大概念，也是一個龐大的實體，霍布斯稱“利維坦”。我們討論任何問題幾乎都離不開國家，革命如此，藝術也如此。我對作為主權國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狀況沒有深究的興趣，我所關心的，主要是國家內部的權力運作，以及它如何支配公民社會，如何影響人權、自由和民主的存在。在福柯的著作中，我特別看重關於權力的部分。他的權力無處不在的理論，有許多精彩的論述，包括對邊沁的圓形監獄的設計，以及同住者自願服從的反應的描寫。但是，他似乎更多地關注構成權力關係的組織形式、製度、策略和技術，而非現實的人，不涉及團體或個人實際上是處於支配或是被支配的地位。不過，據說後來他表示決心在他的詞彙中廢除“權力”一詞，用“政府”和“治理術”來代替。的確，政府或統治階級的權力是最具代表性的，正如米爾斯在《權力精英》一書中說的，那些支配國家機器，主宰現代社會的不是“普通人”，而是極少數的“權力精英”。精英統治集團的品質、意向、決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國家的性質和命運，對於一個具有專製文化傳統的國家尤其如此。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德國和蘇聯，就是由於有了納粹黨及其領袖希特勒，才有二戰及“大屠殺”的發生；有了斯大林的發動，才有了肅反和勞改營。鮑曼在《現代性和大屠殺》中指出，在野蠻的殺戮中具有一種“現代性”，這是最可怕的，它使整個殺人過程變得更有效率。阿倫特在其名著《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把納粹德國和蘇聯並稱為“極權主義國家”，以區別於傳統的專製主義國家，要者也就在於它的現代性。我較早讀到台灣出版的該書的漢譯本，曾與大陸譯者聯係版權，方知台灣方麵也不曾購得原著版權，便節選其中最重要的三章，編入叢刊《讀書之旅》，出版後隻剩下兩章。十年過後，大陸版由三聯書店出版，仍然是節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