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京華煙雲
多少寺廟煙雨中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本是形容江南佛廟之眾多。我一直以為杜牧歸納的這個數目帶有誇張的性質（“四百八十”是唐人強調數量之多的一種說法）。
然而北京的寺廟，比之毫不遜色，甚至可以說有過之而無不及。“其數量之多居全國之冠，並不亞於日本的京都、奈良，尼泊爾的加德滿都，泰國曼穀等被號稱‘寺廟之都’的城市。”（鬱壽江語）《北平廟宇通檢》一書記載：北京舊城內及近郊區有寺廟八百四十餘處。這還算是比較保守的統計。其實在鼎盛時期，已超過了一千座——可謂“十步一寺，五步一廟”。
皇帝即使尊神，也不能說沒有一點私心：希望神保佑自己坐穩了寶座。譬如，元世祖忽必烈將喇嘛教奉為“國教”，並且下令修建了集皇權與神權象征於一體的大聖壽萬安寺（即今“妙應寺”）大白塔，本質上仍是為了貫徹“以佛治心”的政策。“坐鎮都邑”的白塔再高，也高不過忽必烈汗的王冠。
又譬如，清順治帝為接待達賴喇嘛五世來京朝覲修造了東黃寺（作為其駐錫之所），雍正帝又允蒙古部落之請興建西黃寺——“東黃寺與西黃寺，同垣異構，時稱雙黃寺”，也是為了加強“民族大團結”（滿、漢、蒙、藏諸民族和睦的象征）。雍正甚至將自己登基前的私宅捐出，作為黃教的上院（即雍和宮），夠慷慨的。到了乾隆年間，為禮待來京祝壽的班禪六世額爾德尼，在香山仿後藏日喀則紮什倫布寺形式創建大昭廟，供班禪郊遊（俗稱“班禪行宮”）；後班禪因病圓寂，乾隆帝敕建清淨化城塔於其臨終前居住的黃寺之西，同樣是為了紀念彼此的情誼。
北京的不少寺廟，都映射著帝王的影子。要麼是遵奉聖旨而修築，要麼則留有一代代皇帝的履痕或墨寶。至於與之相關的傳說就更多了。像潭拓寺的那棵遼代所植銀杏樹，就因為寺內老方丈告訴乾隆，“聖祖（康熙）和皇上駕幸潭拓寺，這棵老樹都生出一側枝，以示慶祝”。乾隆一高興，當場“禦封”其為“帝王樹”。可見寺廟裏的一草一木，都可能因為皇帝的青睞而身價百倍，更何況寺廟本身呢？
覺生寺是因懸掛有明永樂皇帝敕令鑄造的巨型銅鍾而改叫大鍾寺的。自乾隆初年起，這裏成為清朝皇帝鳴鍾求雨的場所。民眾仰慕這座寺廟，純粹為了看一眼那口皇氣逼人的永樂大鍾。
北京的內外城及郊區寺廟林立，若逐一抄錄，足可以排列成長長的一卷花名冊。隻是不知該以何為順序——以名氣大小呢，抑或以年代遠近？俗諺“八刹三山”，就是其中較有代表性的，基本上屬於論資排輩吧。
先說三山：位於太行山餘脈寶珠峰南麓的潭拓寺，位於門頭溝馬鞍山麓的戒台寺，以及位於房山區石經山的雲居寺（亦稱西峪寺）。絕對算元老了。
“先有潭拓寺，後有北京城”——多好的廣告詞啊！足見其古老。潭拓寺始建於西晉（距今已一千七百多年），初名嘉福寺，至清代曾改叫岫雲寺。然而還有另一句民諺：“火燒潭拓寺，水淹北京城。”仿佛潭拓寺與北京城冥冥之中有某種因果關係或神秘的呼應。甚至給皇帝當教師爺的翁同和也如此迷信，他在鹹豐十年五月二十三日的日記中感歎：“雨複至，殊無晴。直諺雲：火燒潭拓寺，水淹北京城。去年九月潭拓寺佛殿毀於火，今年恐有水患矣。”難道潭拓寺會發布氣象預報？那麼其寺後龍潭山上的拓樹是否稱得上消息樹？
始建於隋開皇年間的戒台寺（距今已一千四百餘年），因有規模居全國之首的戒台而得名（素有“天下第一壇”之稱）。唐代稱慧聚寺，明代英宗賜名萬壽禪寺。所謂的戒台就是共三層的正方形漢白玉台座，底層邊長約十一米，四周長約五十米。各層外圍均雕有鑲安戒神的石龕，合計113龕。頂層供奉釋迦牟尼坐像，殿頂正對處有金龍藻井。
至於雲居寺，由隋代幽州智泉寺靜琬法師創建，遼金時因石刻經板而聲名遠播。
再說八刹——可分為內八刹與外八刹。
內八刹位於內城，包括柏林寺——創建於元代至正七年（1347年），嘉興寺——始建於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廣濟寺——創建於金代，法源寺——唐貞觀十九年（645年）太宗李世民敕建，龍泉寺——創建年代無法考證（明代重建），賢良寺——創建於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廣化寺——創建於元代，拈花寺——始建於明萬曆九年（1581年）。
外八刹位於外城或近郊區，包括覺生寺——始建於清雍正二十一年（1733年），廣通寺——始建於元至元年間，萬壽寺——創建於明萬曆五年（1577年），善果寺——創建於梁乾化元年（911年），南觀音寺——創建於金代，海會寺——創建於明嘉靖十四年（1533年），天寧寺——創建於北魏孝文帝時（距今已一千五百餘年），圓廣寺——始建於明隆慶五年（1517年）。
其實，除內、外八刹之外，還有一些同樣古老（甚至更為古老）的寺廟。
譬如宣武區白廣路西側崇效胡同內的崇效寺——創建於唐貞觀元年（627年），香山北麓壽安山腳下的十方普覺寺（即臥佛寺）——創建於唐貞觀二年（628年），複興門內的鷲峰寺——創建於唐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廣安門內的報國寺——始建於金代，香山的碧雲寺——創建於元代至順二年（1331年），西城的護國寺、西直門內的永泰寺——皆創建於元代……
它們未列入內、外八刹之中，究其原因，恐怕與其規模之大小、香火之興衰不無關係。像宣武區南橫西街路南的白馬寺，創建於隋文帝仁壽四年（604年），遼金時香火極旺，可至元代因都城北移，而淪為郊野，門可羅雀；明代雖重振旗鼓，至清初再度頹廢，惟餘殘碑斷壁。康熙年間的文化名人朱彝尊目睹後長歎：“仁壽千年寺，今存半畝宮。落鍾橫道北，瓦塔限牆東。客至愁嗥犬，僧寒似蟄蟲。夕陽留未去，雙樹鳥呼風。”他詠歎的又豈止是一座白馬寺——這難道不是代表了諸多古刹由盛而衰、直至湮滅的命運？評比熱門的旅遊景點，白馬寺一類自然要落選了。白馬寺最終被夷為平地，連一磚一瓦皆未留下，除了一個空洞的地名。
鄰近東西牌樓的隆福寺，有“東廟”之稱；而距西四牌樓不遠的護國寺，也相應地被叫作“西廟”。這東、西二廟的境遇，不比白馬寺好到哪裏去。始建於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的護國寺，被清末的一場大火燒得僅剩下金剛殿和寺西北角的廊房以及垂花門後一層殿。而隆福寺，如今已無影無蹤。
即使是內、外“八刹”榜上有名的寺廟，也不見得全能避難免災。我查閱鬱壽江先生的考察報告，發現他用哀婉的筆觸描述了其中一些古刹的現狀。
西直門外高梁橋西北的廣通寺，“今為北下關小學使用”。
廣安門內的善果寺，“今已蕩然無存。其址已被工廠、學校招待所占用”。
永定門外大紅門路的海會寺，“現已無存，舊地址為橡膠廠占用”。
廣安門外濱河路的天寧寺，“隻剩下中路院落，且已荒廢不堪，並淪為工廠和民居”。
阜成門外南營房的圓廣寺，“今剩大殿五間，為該地居委會使用”。
廠橋的嘉興寺，“八十年代中期已經全部拆除，於舊址興建了北海賓館”。
陶然亭西側龍爪槐胡同內的龍泉寺，“已改成居民大院”。
金魚胡同的賢良寺，“自1987年始，寺內建築多被拆除”。
大石橋胡同西口的拈花寺，“今尚存，由中國人民大學印刷廠占用，因缺乏維修，顯得破舊不堪”。
最令人悵然的是南觀音寺，“今已無存，其址難尋”，簡直比白馬寺還要悲哀。我們好歹還能按圖索驥查找到白馬寺舊址（解放後在原地興建了北京衛生學校和北京工業大學）。對於曾為“京畿講院之冠”（有高僧說法弘揚經典）的南觀音寺，則完全隻能捕風捉影了。
這些磚石或木質結構的古刹，陰晴圓缺的古刹，毀於風，毀於雨，毀於火，毀於雷電，毀於兵戈，也毀於城市建設——說到底是毀於時間。時間才是真正的敵人。
這些失去了神的佑護的古刹，最終隻能停留在紙上，發出被手指掀動的沙沙聲。這生命中無法承受之輕！
很多的情況下，它們以傳說的形式存在。幻影取代了實體。
那一代代的僧侶，一代代的香客，一代代的建設者與毀滅者。偶像、碑刻、燭台、經卷、鍾鼓、禪房、橋梁、園圃、階梯、池塘、牌匾……還有像鎮紙一樣沉重的寶塔。
麵對著你，我不得不屏住呼吸，我不得不放輕腳步。我是怕驚動了遠古的夢境。
北京的寺廟，除卻辟作旅遊景點（需買門票進入）的那部分，其餘，恐怕已所剩無幾了。以什刹海為例——因其周圍有十座古刹而得名（據說全盛時曾至五十八座），包括瑞應寺、普濟寺、龍華寺、淨業寺、豐泰庵、彙通祠、火神廟、永泉庵、淨海寺等等，如今惟一留存下來的是後海北沿鴉兒胡同內的廣化寺（今北京佛教協會所在地）。廣化寺占地一萬三千八百平方米，有山門（門外為影壁）、鍾鼓樓、天王殿（三間）、大雄寶殿（五間）、菩薩殿、方丈室以及後院的二層藏經樓。
北京的寺廟在明清兩朝估計是最興旺的。尤其明代，一些太監參予進這項“公益事業”，紛紛捐資創建或修複。譬如安定門內的慈隆寺是禦馬監太監高勳、張進等人讚助興建的，並且請得動萬曆皇帝題辭；魏公村的大慧寺是正德八年（1513年）司禮監太監張雄創建，供奉著高達十六米的銅製千手千眼觀音菩薩立像；左安門外的弘善寺是正德年間一位姓韋的太監投資興建，作為郊外的別墅，因而俗稱“韋公寺”。還有舊鼓樓大街的廣濟寺，是成化元年（1465年）神宮監太監劉嘉林拆房賣地興建的，真夠舍得的；京西的崇化寺是太監吳公亮集資修複，也有皇帝題寫的招牌；法海寺是曆事五朝的老太監李童於英宗正統四年（1439年）集資創建的——那位導致英宗皇帝在“土木堡之變”中被瓦剌騎兵俘虜的權宦王振，居然也是讚助商之一（在青銅佛鍾上鑄刻有其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香山碧雲寺，本由正德年間禦馬監太監於經斥資擴建，並在寺後預留了墓地，想作為死後葬身之所；誰知權宦魏忠賢也看上了這塊風水寶地，搶奪過來，選作墳址——據說製作規模和豪奢程度不亞於皇陵。當然，隨著他身敗名裂，這一計劃也破產了。他隻給碧雲寺留下一件半成品。
由上述可見，明代的太監是很有錢的。其次，這一部分“先富起來的”太監，不曾捐款興辦“希望小學”呀什麼的，而更熱衷於投資修造寺廟——估計這就是他們心目中的“希望工程”。或許與其榮辱觀念、生死觀念有關吧？當然，這僅僅是我個人的猜測。
寺廟本是神聖的地方，而廟會則使之世俗化了。有廟會的日子，估計神也放假了，而寺廟則充滿市井的氣息。人們跨進山門，不再是為了燒香許願、求神拜佛，純粹是挑貨購物甚至看熱鬧——就跟逛商場、逛公園似的，心情肯定輕鬆了許多。
我一直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在神的腳下，為什麼出現了最早的跳蚤市場？在神的眼皮底下討價還價、斤斤計較，居然也能做到理直氣壯？
可能因為寺廟裏的空地較大，便於擺攤設點、堆放商品。要知道，那畢竟是超市尚未出現的時代。況且，總不能在大馬路邊或天安門廣場上練攤吧——那多妨礙交通、影響市容啊！不管怎麼說，廟會提供了最平民化的節日。市民們熱衷於逛廟會的話，就不會上街遊行、搞政治運動去了。所以當時的執政者也是很支持廟會的：廟會不僅是集貿市場，簡直還帶有“群藝館”的性質，豐富老百姓的業餘生活嘛。廟會除了買賣白貨與零食，還有算命測字的、耍江湖把戲的、說拉彈唱的……
張中行寫過一篇《北平的廟會》：“每旬的九、十、一、二是隆福寺，三是土地廟，五、六是白塔寺，七、八是護國寺，幾乎天天有；如再加上正月初一的東嶽廟，初二的財神廟，十七八的白雲觀，三月初三的蟠桃宮，你會說北平真是廟會的天下。”諸多寺廟輪流值日，排得可真夠滿的。不知道寺廟的主持們，是否會戴著紅袖章值勤，收取一定的管理費或場地租金？這點市場經濟的觀念，估計他們還是有的。
白雲觀的春節廟會連開數天，以正月十九最為熱鬧——因為這是老掌門邱處機的生日，故稱“燕九節”。清代的一首《竹枝詞》描繪道：“京師盛日稱燕九，少年盡向城西走。白雲觀前作大會，射箭擊球人馬蹂。”可以看出其中包括一些體育競技項目。聽老人說，扭秧歌、踩高蹺等民間表演更是年年都有。
北京郊區還有專門的“花會”：張燈結彩，跑旱船、耍獅子、擂太平鼓呀什麼的。豐台鎮看丹村有一座藥王廟，每年舊曆四月二十八（相傳是藥王孫思邈生日），開廟三天，好戲連台。有一年，把紫禁城裏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後都吸引了去看熱鬧。“老佛爺”想不到民間還有如此的樂趣，當場封藥王廟的太平花鼓會為“皇會”，並賜龍旗，以資鼓勵。“老佛爺”肯定不是微服私訪，而是坐著八人抬的大轎，有大批的保鏢追隨——有點像下基層體驗生活。而藥王廟的花鼓會被評為“先進”，其檔次該如同當代的“央視”春節聯歡晚會了吧？
還是張中行總結得好：“我總以為北平的地道精神不在東交民巷、東安市場、大學、電影院，這些在地道北平精神上講起來隻能算左道；摩登，北平容之而不受其化。任你有跳舞場，她仍保存茶館；任你有球場，她仍保存鳥市；任你有百貨公司，她仍保存廟會。”
解放以後，北京傳統的廟會陸續被取消了。半個世紀過去，北京的寺廟是否感到寂寞？是否還能回憶起傾城轟動的廟會以及那些逛廟會的人？
路過雍和宮，我會聯想到西藏。尤其是下雪天，我會聯想到藏北的雪，還有熱騰騰的奶茶，在屋脊上飄拂的經幡……雍和宮究竟跟西藏有什麼關係？我的聯想究竟是荒誕的，還是應驗了某種冥冥之中的安排？
1723年雍正當了皇帝，把自己做世子時的私宅，一半作為行宮，一半則捐賜給章嘉呼圖克圖，成了黃教的上院——故名雍和宮。這座君權與神權達成統一的寺廟裏，住的都是喇嘛。喇嘛們大都是從西藏來的。雍和宮也就成了藏傳佛教在北京的一大根據地，同時又是皇帝的家廟。在清朝時，它應該算最正宗的西藏會館吧，或者叫西藏駐京辦事處。西藏的喇嘛得到皇帝的關照，在北京城裏有了落腳點，迎候著善男信女的頂禮膜拜。其中有一座白檀木雕彌勒佛屬國內最大的木雕佛像，是西藏七世達賴喇嘛於1750年進獻給乾隆皇帝的——以感激乾隆出兵協助他平息了一次叛亂。這棵白檀巨木本是尼泊爾從印度采集的，達賴又以重金換取，轉贈大清皇帝。據說由尼泊爾經四川運抵雍和宮，整整花了三年時間。如今又有幾百年過去，來自異域的白檀，不會忘卻那三年的風雨兼程吧？
從皇史晟到圖書館
北京最早的圖書館是什麼模樣？
紫禁城西南側（南池子南口路東），紅牆圍護著一組叫做“皇史晟”的古建築群，即明清時期的皇家檔案館。始建於嘉靖十三年（1534年），初名“神禦閣”，兩年後竣工，皇帝親自將其命名為“皇史晟”，主要收藏皇家檔案文獻，總麵積達8400多平方米。先不提其中的東西配殿等附屬建築，僅其中黃琉璃筒瓦廡殿頂、拱券式磚石結構的正殿，就麵闊九間；室內有座近一人高的漢白玉須彌座，上置雕雲龍紋銅皮樟木櫃152個，俗稱“金匱”，恐怕算最豪華的書架了。除了存放聖旨、玉牒等宮廷資料，還藏書，如《永樂大典》副本及後來的《大清會典》等。
皇史晟雖是中國古代最大的檔案館，卻非嚴格意義上的圖書館。直到清朝，乾隆皇帝出麵，命人編修共3460種、計75854卷的《四庫全書》，又叫人繕寫七份，建閣藏庋，先後置內庭四閣、江浙三閣。“大內曰文淵，圓明園曰文源，熱河曰文津，盛京（沈陽）曰文溯，並於揚州大觀堂之文彙閣，京口（鎮江）金山寺之文宗閣，杭州聖因寺之文瀾閣，亦各庀一份。”若幹年後，文源閣毀於英法聯軍入京之役：火燒圓明園，園內的圖書館也難逃此劫。文淵閣在紫禁城內，所藏《四庫全書》後歸故宮博物館，今存台北。文津閣所藏《四庫全書》，民國初年由熱河避暑山莊運回北京，充實京師圖書館的館藏。
據史樹青先生講解：“京師圖書館是在宣統元年清政府廢止科舉製度後所設立，館址在今地安門外什刹海廣化寺。當時全部藏書不到十萬冊，其中包括國子監南學藏書、內閣大庫藏書以及敦煌寫經八千餘卷。至民國四年六月，全部藏書遷移至安定門內方家胡同南學舊址。”館內少數罕見善本可以推溯到南宋絹熙殿所藏書，恰在此時獲得文津閣《四庫全書》，如虎添翼，今非昔比，“民國十五年，租用北海公園內慶霄樓、悅心殿、靜憩軒等處建築。十七年成立北海圖書館，京師圖書館改名為國立北平圖書館，民國十八年兩館合並為國立北平圖書館，並選定北海西岸興建館舍。其地為元興聖宮、明玉熙宮、清禦馬圈舊址”。就因為館內藏有文津閣《四庫全書》，其街也搖身一變，易名為文津街。“文津街館全部建築於民國二十年落成，同年七月一日，正式接待讀者，公開閱覽。”
京師圖書館，是位於北京白石橋的今國家圖書館（舊稱“北圖”）之前身，那套來自熱河避暑山莊的《四庫全書》，至今仍在白石橋安營紮寨。由此可見，書和古玩、玉璽、權杖、人心一樣，是無價之寶，代代相傳。書和帝王將相一起搬家，一起遷都。一座圖書館（譬如圓明園的文源閣）毀於天災人禍，也和阿房宮焚之一炬同樣損失慘重，令人扼腕歎惜。書的命運就是曆史。書是曆史的一麵鏡子，同時又可構成其內容。譬如秦始皇焚書坑儒的熊熊烈火。譬如司馬遷《史記》中的結繩記事。譬如……乾隆創立的七大圖書館大相徑庭的命運，本身就可以寫一部書。
圓明園文源閣，係乾隆下令仿照寧波範氏天一閣之格局建造的，是皇帝在禦苑的藏書樓。可惜，英法聯軍點的一把火，成了其最後的讀者。北海金鼇玉橋西側的文津街，今北京圖書館分館門前，蹲踞著一對石獅，正是圓明園長春園大東門之遺物。該館還收藏有華表兩根，禦碑數尊，及石象、銅仙鶴、蟠龍石刻台階等，皆是從圓明園的灰燼裏刨出來的。算是對文源閣的懷念。
汪曾祺曾描述北京這塊地麵上圖書館的興衰變遷：“國子監，現在已經作為首都圖書館的館址了，首都圖書館的老底子是頭發胡同的北京市圖書館即原先的通俗圖書館——由於魯迅先生曾經襄讚其事，並捐贈過書籍的圖書館，前曾移到天壇，因為天壇地點逼仄，又挪到這裏了。”
魯迅時為北洋政府社會教育司第二科科員，後改任教育部僉事兼第一科科長，專門負責圖書館、博物館的管理事務。應該說專業還挺“對口”的。他除了對中國曆史博物館等之建立有汗馬功勞，及為頭發胡同的通俗圖書館捐贈個人藏書，還花了大力氣促成京師圖書館的改組、搬遷、建立分館、健全借閱製度、拓寬使用功能。“這些事務性工作占用了他大量時間，卻為他借閱圖書，繼續完成《唐宋傳奇集》的纂集工作提供了便利條件。在苦悶和沉鬱之中，南京清涼山下的江南圖書館曾經給過他幾許安慰，而今的京師圖書館更是他聊以慰藉苦悶心靈的最後家園……他把這些畫譜、雜記、詩話、史典，以及收藏它們的散發著陳舊氣息的圖書館譬作一座古代的荒塚，將自己掩埋，以免自己抬起頭來便會聽見外麵令人厭惡的嘈雜的塵囂。”（鈕岱峰語）看來北京的圖書館，曾經是這位未來的鬥士蟄伏時期的“避難所”或避風港。
似乎應該提一提北京大學圖書館。“五四”運動前後，館址在沙灘紅樓內（今五四大街29號），主任是李大釗。周作人等北大教授，去紅樓講學，下課後常去圖書館主任室找李大釗談今說古。1918年，有個叫毛澤東的新青年，從湖南來，穿著灰布長衫，頻頻進出北大圖書館，在擔任助理管理員期間，不僅博覽群書，而且孕育了最初的思想——就像卡爾·馬克思在倫敦的大英博物館構思出《資本論》一樣。幾十年後，他微笑著回到北京，在中南海住下來，讀書、寫詩、批閱文件。據傳說，北京圖書館還專門為他辦過一張特殊的借書證。
新中國成立後，位於文津街的北京圖書館接待了無數讀者，對幾代人的成長產生過非同小可的影響。可由於麵積有限、設備陳舊，加上置身於鬧市，很難拓展，因而顯得較局促。大約在1975年，由周恩來總理主持，批準了北京圖書館擴建方案，作出“原址保留不動，在城外找一個地方，解決一勞永逸的問題”的決定。“1980年5月26日中央書記處討論圖書館工作的同時，討論了北京圖書館新館建設，決定按原來周總理批準的方案，列入國家計劃，由北京市負責籌建，並作為國家重點工程之一。1983年9月23日在北京西直門外白石橋新址舉行了隆重的新館奠基典禮，現已落成。”（引自史樹青《北京圖書館新址考略》一文）
由於經常泡北京圖書館，愛屋及烏，我對其南側的白石橋也頗感興趣。據說北圖所占之地，為元大護國仁王寺遺址。“至元七年十二月，建大護國仁王寺於高良（粱）河”（《元史·世祖紀》），香火好像還很旺盛。可有一條高粱河（通惠河之上遊）相隔，南岸的朝拜者，需向左或右繞一段路，借廣源橋或高粱橋過河，往返極是曲折。至元二十九年，便在大護國仁王寺門外以白色石塊砌築一跨河小橋，俗稱白石橋。橋北有路，可達魏公村——時稱畏吾村，為元朝色目人中維吾爾族營寨。白石橋與魏公村之間，有明代一位姓萬的駙馬所造莊園，也以白石為名。“駙馬都萬公白石莊，在白石橋稍北，台榭數重，古木多合抱，竹色蔥茜，盛夏不知有暑，附郭園庭，當為第一。”（《燕都遊覽誌》）看來這位駙馬爺，很沾了皇帝（及公主）的光。可惜他靠裙帶關係獲得的別墅，今已被夷為平地。魏公村一帶，不僅有維吾爾族集市，湖南人也很喜歡這塊風水寶地，建造了鄉親們的公墓。1957年，大畫家齊璜（白石），就安葬在這裏。齊璜是1913年由湖南闖北京的。跨車胡同13號，有這一代宗師的故居，今仍住著其第三代嫡孫齊秉頤等8戶齊氏後人。院中的三間北屋，即其自題的“白石畫屋”。
從白石橋北望，我首先會想起九泉之下的白石老人。看來老人和白石橋，還是挺有緣的。我想，他一定能遙遙地聽見橋下的流水聲，不會感到寂寞的。
我剛來北京時，白石橋尚存，很結實的樣子。我甚至懷疑：它是否確為元世祖時期修建的那一座？若是的話，那它可太經得起時光的消磨了。從忽必烈算起，（元明清）換了多少代皇帝，可白石橋紋絲不動，隻是眼睜睜地看著，看著人間上演無數的鬧劇，卻依舊沉默無語。沉默是金。
可惜，前幾年擴建白頤路（白石橋至頤和園），把白石橋拆了。我的詩友高星，感到有點心疼，問海澱文物所為何不就地保留。人家很為難地回答：誰給出錢呀？高星說：“這就是冷酷的現實。”唉，有什麼辦法呢？像我等這樣兩袖清風的書生，隻能對消失的白石橋報以一歎了。
這已經算是很有良知的了。
老字號不老
所謂的老字號，用今天的流行語來說，其實就是名牌。而這名牌是靠數十年甚至百餘年的苦心經營才能樹立的。幾代人的誠信與汗水，全凝聚在上麵，自然就贏得了良好的口碑。老字號不僅要經得起時間的檢驗，更要經得起人心的考核，所以“買賣和氣、貨真價實”是古今通用的生意經。
北京的老字號，大都是一些古老的“個體戶”，其發家史是很值得研究的。私人投資，既要注重目前利益，又不能忽略長遠利益——這涉及到家族的延續與興衰。況且對於商家店鋪而言，起名容易出名難，創業容易守業難，真是一點也大意不得啊。在天子腳下做生意，原本就如履薄冰，再加上眾口難調，可以想見老字號的創立者們是如何勤勉與辛苦。據說這些老鋪子當年使用的包裝紙上，都印有“貨真價實、言不二價”之類字樣，相當於拍著胸脯承諾了，一言九鼎，擲地有聲。功夫不負有心人，他們如願以償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既留下了蒸蒸日上的產業，更留下了遠近相傳的名聲。在那個廣告與策劃業尚未形成的時代，在那個沒有消費者協會監督的時代，老字號卻深入人心，廣泛獲得了信譽，真挺了不起的。甚至如今，它們仍然是工商行業的老前輩或大哥大。
在琉璃廠、大柵欄抑或王府井走一走，會發現許多老字號的門麵與牌匾。雖然已改為國營了，但匾額依然沿襲著原先的模式（名人題字）。李鴻章、曾國藩、梁詩正、陸潤癢、康有為、張伯英等政治家、軍閥、書法家的手跡隨處可見，不禁令人刮目相看。我知道清代的乾隆皇帝曾為“都一處”（燒麥館）題寫過店名，四處查找，發現店址早已由鮮魚口外南側遷往前門大街，而匾額也換成郭沫若重新題寫的了（聽說解放後就改了）。為什麼要改呢？難道牌匾必須追隨朝代的更替而演變？郭沫若的字也挺清秀的，但不夠虯勁，他能模仿出乾隆的那份王者之氣嗎？當然，老字號的身價並不僅僅是靠名人的題辭來抬高的，比那些雕花燙金的牌匾更堅固更恒久的還是平民百姓的口碑。老百姓念叨著老字號，念叨著過去的好時光。
我有一位詩友叫鄒靜之，他在寫《琉璃廠傳奇》、《康熙微服私訪記》、《鐵齒銅牙紀曉嵐》等電視劇之餘，還寫過一篇叫《美人與匾》的小文章。他說在北京的大街上他最愛看兩樣東西——美人和牌匾，而看到老字號的匾額時似乎比看到漂亮的女人還激動。為什麼？因為老字號的牌匾大多請名人書寫，怎麼著都是韻味獨特的書法。看字又等於看名人。誰的字，看多了一眼就能認出來。他有時走在街上，離遠了一看，自己就跟自己打賭——那是某某的字，近了一看，正著。於是平白地在街上笑笑，很得意的樣子。他除了讀書法，還讀文字。“老字號的文字據說有典，我不知道，隻覺得把好字眼連起來的意思。‘盛錫福’、‘瑞蚨祥’、‘瑞厚珍’，一看就老，就像有故事……”
北京的老字號是有福的。恐怕隻有在北京，才能一下子湧現這麼多聞名全國的老字號。恐怕隻有在北京，生意才能做得這麼大、這麼張揚，才能請得到並且請得動這麼多的名人來撐腰。連九五之尊的皇帝都曾經為老字號留下墨寶，還有什麼說的？
受鄒靜之的影響，我上街時就不僅僅看女人了，而且多了個看牌匾的嗜好。這至少比較高雅吧，假如說看女人算是落俗的話。看美女時我臉紅心跳，看牌匾時卻盡可搖頭晃腦，甚至叫聲好呀什麼的。可惜，街上的美女越來越多了，寫得好的牌匾卻越來越少了，老字號，也越來越少了。
很多老字號已看不到了——即使看到的話，恐怕也變味了。鋪了大理石地麵，裝上電梯，放著港台音樂呀什麼的，可掌櫃的笑臉卻少見了。我最怕碰見冷美人類型的女售貨員。凡是看不到的，隻能靠回憶了。回憶老字號。
熱播一時的電視劇《大宅門》，說白了就是對同仁堂的回憶。這家中藥鋪至今仍在，但它的發家史不見得誰都清楚。於是全國的觀眾都準時趴在電視機前，看老字號的故事。據說編劇兼導演是同仁堂創業者的後裔，他為自己生於這樣一個光榮的家族感到驕傲。他以此懷念祖輩播種的血汗。同仁堂是從風裏雨裏走過來的。由同仁堂的盛衰與變遷，折射出北京城乃至整個中國的那一段曆史。據此可以演繹：三千年建城史的北京是城市裏的老字號，五千年文明的中國是世界範圍內的老字號。
同仁堂、懷仁堂等等，都是久負盛名的中藥鋪。但其中最古老的，要數建於明嘉靖四年（1526年）的鶴年堂，它比飲譽中外的同仁堂整整年長二百歲。即使跟其他領域的老店鋪相比，它仍然算得上是至尊長者——堪稱老字號中的老字號。鶴年堂曾長期保存著嘉靖年間使用的賬簿（這部流水賬整整流了四百多年），可惜“文革”期間被銷毀了。賬房先生已換過無數撥了，這哪是記賬啊，分明是在接力賽跑。那部失傳的賬簿，相當於鶴年堂的家譜——紙張泛黃、墨跡模糊。
“丸散膏丹同仁堂，湯劑飲片鶴年堂。”這句老話是用來形容同仁堂與鶴年堂的雙峰並峙。鶴年堂以選料嚴格、製作精良的湯劑為“拳頭產品”，打開了局麵，並且一直擁有穩固的地位。
據傳說鶴年堂原址位於明代大奸相嚴嵩的後花園，鶴年堂原本為園中堂名。解放後因道路改建，鶴年堂由今菜市口商場北部的地段略往西移，但是它對麵的菜市口胡同，舊稱為“丞相胡同”——可見這家中藥鋪與那位奸相不無關係。還有一點是肯定的：鶴年堂昔日的牌匾，確實由嚴嵩題寫——而且是藥店發家致富的最原始的資本。民間傳說“鶴年堂”匾剛掛出時，路人皆誇這三個大字寫得氣宇軒昂，獨有一位外地來的老頭細加揣摩後發表了不同意見：“字是好字，出手不凡，可惜筆鋒轉折處過於圓滑，時時透露出一絲奸氣。”他的眼光挺毒，仿佛看出了這是一位將來要遭到曆史唾罵的奸臣。
嚴嵩的名聲太不好聽了，所以後來鶴年堂將其手書的匾額移入店內幽暗處——至今仍懸掛在那裏。好在明代那位東南沿海抗倭、後又調到北京重修長城的民族英雄戚繼光，也曾替鶴年堂題寫過“調元氣”、“養太和”兩幅橫額，畢竟能鎮壓住嚴嵩的邪氣。隻是，戚將軍手書的匾額，在“文革”期間不知被哪位紅衛兵小將摘走了，下落不明。
頭頂“馬聚源”（帽），腳踩“內聯升”（千層底緞鞋），身穿“八大祥”（衣料），腰裏別著“西天成”（煙袋）……這是老北京流傳的一段民謠，也是那個時代出門時一身最好的“行頭”。可見北京人有重名牌、愛精品的傳統，知道怎麼“包裝”自己。穿衣戴帽，一點也不馬虎。可說到底還是要靠錢來撐腰，於是又加上了一句：懷裏揣著“四大行”（即“中央”、“交通”、“中國”、“農工”四大銀行的洋鈔票）。這一身裝束，在那個時代，至少也相當於“白領”了，窮人恐怕隻有羨慕的份。但據我所知，老舍筆下拉洋車的駱駝祥子，也很愛穿內聯升的鞋——一種雙臉帶“筋”、外觀顯得虎頭虎腦但柔軟吸汗的“轎夫灑鞋”，物美價廉。這是內聯升為販夫走卒特製的。因為它有兩句口號，第一句是“要想賺大錢，就得在坐轎的人身上打主意”，第二句則是“要伺候好坐轎子的，就得想到抬轎子的”。它既要照顧貴族的趣味，但也未因之而忽略平民的願望。所以連祥子這類車夫、腳夫都穿上了內聯升，都穿得起“名牌”了。考察得如此周到、如此有人情味——這樣的名牌，肯定名不虛傳。
你肯定想像不到，這被祥子讚不絕口的內聯升，是以生產官靴而出名的。甚至連浦儀在太和殿登基時穿的那雙“龍靴”，都是向內聯升訂製的。不僅天子的腳下穿著內聯升，文武百官、皇親國戚拜謁時穿的朝靴，也大多來自內聯升……一個王朝都依賴著一個老字號而行走。我這麼講是否太誇張了？
其實仔細分析內聯升的店名你就不奇怪了。“內”指“大內”，即皇宮；“聯升”，即“連升三級”的意思。內聯升確實是靠那些熱衷於走仕途的人發大財的。誰不圖個吉利呀？誰不想升官發達呀？他們更容易領會一種商品的名稱裏所隱含的吉祥與祝福，於是大把地掏錢——內聯升生產的朝靴行情看漲，一雙賣到了幾十兩白銀。
鞋店的創始人叫趙廷，原來就是個皮匠（相當於三分之一個諸葛亮吧），他很早即意識到“官商”一詞的厲害，於是找到京城達官丁大將軍為靠山，籌集白銀一萬兩於鹹豐三年（1853年）正式開店，並且匠心獨運地取“內聯升”為字號。店名自然取得好，但更主要的是大掌櫃的經營有方。據蔣寒中先生透露：“趙廷密藏一本‘履中備載’，專記王公貴族和知名的京官、外省大吏的靴鞋尺寸、樣式和特殊腳形。那時各地進京的舉子為巴結在京為官的‘恩師’，或窮京官為謀得外放的肥缺，常常到內聯升打聽上司、恩師的‘足下之需’，花重金為上司、恩師定製幾雙朝靴送去，表示‘善體上情’——連上司穿多大尺寸的鞋都知道，自然是心腹之人，從而博得青睞和賞識，飛黃騰達。為此，內聯升生產的朝靴身價倍增……”可即使是天價，也有人買呀——這畢竟關係到仕途的升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