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塵封的高考記憶
·舒順龍 卓慶林·
1977年冬天，500多萬從18歲到30多歲的年齡不等的青年湧向考場參加高考。1978年7月，又有600多萬人參加了高考。這場中國曆史上空前絕後的考試，令千百萬被“文革”剝奪了受教育機會的青年看到了希望。2007年，恢複高考已經有30年了，按照我們國家的相關規定，很多檔案隻要滿了30年就可以解密，這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機會，可以利用已經解密的檔案，來回顧一下那個偉大的事件。為了更好地了解30年前這個偉大變革的意義，了解鄧小平所作出的巨大貢獻，我們首先稍微回顧一下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高考情況。
在廣東省檔案館，有一份1955年的招生情況總結，其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今年全省報考人數一萬五千二百五十二人，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點七，錄取人數七千三百三十四人，占報考人數百分之四十八。其中本屆畢業生五千九百一十二人，國家工作人員三百七十六人，複員轉業軍人一百七十五人，社會知識青年三百八十六人，歸國華僑學生一百八十人，港澳學生三百零五人。
從這份檔案中可以看出，50年代的高考招生人數非常少。除此之外，檔案中還有一個不可思議的詞語——梅毒。在50年代的高考招生體檢中，梅毒是一個必須檢測的內容，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我想這個不奇怪，因為我們的新社會剛剛從舊社會脫胎而來，有些學校的學生年紀比較偏大，他們過去的經曆比較複雜，所以可能有這樣個別的人得了這種傳染病。但是我在學校待了八年，在北大待了八年，應該說是對學校很熟了，還沒見過這種病，當時比較流行的是肺病，相當普遍，北京大學甚至專門批了兩座很漂亮的未名湖邊的宿舍，叫做肺健會，給那些有肺病的同學療養。所以我想當時重視體檢，還是非常必要的。（張磊）
可以這樣說，50年代，我們的教育事業是有發展的，但是這個過程並不是一帆風順的，隨著極左思潮的蔓延，我們可以看到，到了60年代，我們的高考就已經出現了很多問題。廣東省檔案館有一份檔案，記錄了1962年高校招生的一些情況：
一九六二年的招生工作，由於貫徹執行了高教部所規定按高分到低分，分段錄取，分數掛帥的錯誤辦法，致使當年錄取新生中工農子弟的比例隻占49.1%，為一九五九年以來最低的一年；而剝削階級的子女卻占18%，比一九六一年9.5%成倍增長；其他階層占32.9%，比一九六一年20.2%亦大幅度地增加。由於大批剝削階級子女和知識分子子女被錄取，工商界、民主黨派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們感到十分高興。
翻閱60年代的高考檔案，最讓人關注的關鍵詞就是政審。這個帶有強烈時代特色的詞語，對於今天參加高考的學生來說也許有些陌生，但是在那個年代，政審是否合格，不僅關係到考生是否能夠參加高考，甚至還決定著一個人一生的命運。
60年代初期特別強調進入高等學校的學生的政治思想、政治成分，或者簡化了就是說他的出身和他的社會關係。據我所知，當時所謂成分應該說是父母的成分，父母是資產階級就是資產階級，父母是農民就是農民，但是在實踐當中往往跨越三代，查他的祖父母甚至曾祖父母。我親眼見到，比如批判一位同學，說他曾祖父是清代的官員，我想他也沒見過，他也不了解，這根本就是可笑的事情。這裏還有一份檔案，就告訴我們這個審查的過程，而且加以理論的概括，它是這樣說的：（張磊）
高等學校招收什麼人，培養什麼人，是關係到革命事業百年大計的根本問題，在這個問題上，階級鬥爭是非常尖銳複雜的。
1966年，“文革”爆發，在那個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狂熱年代裏，高考製度也未能幸免。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聲稱以往的招生考試辦法基本上沒有跳出資產階級的框框，必須徹底改革。五天後，《人民日報》又發表社論，開始以更激烈的言辭來抨擊高考製度，宣布要將它扔進垃圾堆裏去。高考終於成了被打倒的對象，全國高校停止招生。1972年，大多數高校又開始恢複招生，但明確規定隻選拔具有兩年以上實踐經驗的優秀工農兵入學，不招收應屆畢業生，取消文化考試，實行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的辦法。從此，沒有任何文化考試的推薦選拔製度開始正式實行。這種製度招來的工農兵學員文化基礎參差不齊，有的人甚至不具備基本的文化基礎知識，大學教育麵臨危機，國家出現了嚴重的人才斷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