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口頭轉達皇上的決定，這樣有時會歪曲或假傳聖旨。太上皇獻文帝命令，不管案件大小，都要根據法律辯證判斷，不可以動不動就做為疑難上疏請示。合於法律的，朝廷會批準，違背法律的，朝廷會批駁，都是用手詔直接發出。從此以後，訴訟案件，都能辦得認真周密。太上皇尤其重視刑事判決，凡是死罪，很多都下令複審，有些囚犯在監獄中關押好幾年沒有定案。群臣頗有意見，太上皇說：“長久羈押，當然不是好辦法，但是不比草率亂殺要好嗎？人在監獄中受到痛苦，就會全心向善，所以聰明的人把監獄當作磨煉的場所。朕特別使犯人受一點苦楚，希望他們悔過自新，然後再對他們寬恕！”從此，囚犯雖然囚禁的時間較長，但給他們的處罰大多能夠恰當。太上皇還認為普遍赦免罪犯，反而鼓勵犯罪，所以自延興以後，北魏不崐再實行大赦。
[9]秋，七月，庚辰，立皇弟友為邵陵王。
[9]秋季，七月，庚辰（十一日），封皇弟劉友為邵陵王。
[10]乙酉，加荊州刺史沈攸之開府儀同三司，攸之固辭。執政欲征攸之而憚於發命，乃以太後令遣中使謂曰：“公久勞於外，宜還京師。任寄實重，未欲輕之；進退可否，在公所擇。”攸之曰：“臣無廊廟之資，居中實非其才。至於撲討蠻、，克清江、漢，不敢有辭。雖自上如此，去留伏聽朝旨。”乃止。
[10]乙酉（十六日），加授荊州刺史沈攸之為開府儀同三司，沈攸之堅決辭讓。朝廷執政官員打算征召沈攸之回到京師，卻不敢發布調令，於是以皇太後王貞風的名義派宦官前去對沈攸之說：“你長久在外辛勞，應該返回京師了。朝廷交付你的責任實在重要，並沒有打算減輕之意。所以，進退與否，由你決定。”沈攸之說：“我這個人，不是國家棟梁之材，供職京師，非我能力所及。可是，讓我去討伐蠻族、反民，平定長江、漢水一帶的叛亂，不敢推辭。這雖然是我的自己提出的請求，但應去應留，仍俯首聽候朝廷的安排。”這項調動才作罷。
[11]癸巳、柔然寇魏敦煌，尉多侯擊破之。尚書奏：“敦煌僻遠，介居西、北強寇之間，恐不能自固，請內徙就涼州。”群臣集議，皆以為然。給事中昌黎韓秀，獨以為：“敦煌之置，為日已久。雖逼強寇，人習戰鬥，縱有草竊，不為大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而能隔閡西、北二虜，使不得相通。今徙就涼州，不唯有蹙國之名，且姑臧去敦煌千有餘裏，防邏甚難，二虜必有交通窺之誌；若騷動涼州，則關中不得安枕。又，士民或安土重遷，招引外寇，為國深患，不可不慮也。”乃止。
[11]癸巳（二十四日），柔然汗國攻擊北魏的敦煌，被敦煌的尉多侯擊敗。尚書奏稱：“敦煌地方偏僻遙遠，夾在西方、北方兩大強寇之間，恐怕不能自保。不如放棄城池，把全部百姓遷到涼州。”文武官員集會商議，都認為很對，隻有給事中昌黎人韓秀反對，他認為：“敦煌設置城池，為時已經很久，雖然逼近強大的賊寇，但百姓對沙場戰鬥，已經習以為常。即使有幾個小賊，也翻不起大浪。按照平常的駐防，足以保全自己。而且，敦煌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可隔斷西方、北方二敵的接觸，使得他們不能往來。如果把當地的百姓強行遷到涼州，不但蒙受喪失國土的罪名，而且，姑臧距離敦煌有千裏之遙，布防、，巡邏都非常困難，兩個強敵一定有聯盟、侵略的野心。如果騷亂了涼州，那麼關中百姓就無法安心生活。同時，官員或百姓如果有人因安土重遷而招引外寇前來，裏應外合，勢必成為國家深遠的禍患，不可不考慮。”於是，放棄敦煌的計劃才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