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大西洋-第十八章：回到主題（三）下
一向自詡開放而兼容的歐洲從來都是世界公認的諜報大陸，無論是冷戰時代的三大間諜之都—維也納、柏林和布達佩斯，還是倫敦、巴黎以及羅馬，長期以來歐洲大陸從來都是世界各國的情報機構無不動用無數的金錢和人力，在這片物欲橫流而又信息發達的土地之上樹立自己的耳目，以求在情報戰中的占據先手。而位於捷克中波希米亞州、跨伏爾塔瓦河布兩岸的捷克首都—布拉格，此刻一場無聲的戰役又在悄然展開。
魯濟涅國際機場是捷克的國家航空公司（Flag Carrier）捷克航空公司的總部，這個年客運量達500萬人次的大型國際機場。每天這裏有往返英國及其他西歐國家的廉價航班頻繁起飛，將來自東歐懷揣著夢想的冒險家和淘金客送往他們的旅途。在這個被普遍認為是歐洲最現代化的機場候機廳內，來自羅馬尼亞的年輕女孩—阿裏亞娜正無所事事的擺弄著自己手中的iPhone手機等待著自己的航班將她帶往德國的漢堡，在那裏有超過2000名和她一樣的東歐女孩正在等待著一場空前的“遠征”。
阿裏亞娜的職業說出來多少有些令人不齒，她是一個以販賣自己靈魂和肉體為生的妓女。但是在冷戰結束之後的東歐，早已有數以萬計的女孩與她有著類似經曆和命運。鐵幕帝國—蘇聯的瓦解，使的原本雖然談不上富足，但至少平和的東歐各原社會主義國家無一例外的經曆了動蕩和浩劫。無數的高官、政客和投機者借助著這場空前的巨變而大撈特撈以至腦滿腸肥，但是那些曾在社會主義保障體係之下兢兢業業工作的普通人卻被逼向了貧窮和饑餓的深淵。
阿裏亞娜還記得那是自己6歲的冬天，原本平靜的生活在極短的時間內便發生翻天覆地的逆轉。那個曾經在幼兒園被小朋友們無比愛戴的稱為“父親”的政治領袖—羅馬尼亞黨政領導人—尼古拉.齊奧塞斯庫一夜之間搖身一變成了人人可誅的獨夫民賊。
隨著蘇聯駐軍的撤退和莫斯科方麵的自顧不暇，整個東歐大陸到處都是空前的動蕩，東德、波蘭、捷克、保加利亞接二連三的在大規模的政治騷亂變幻了旗幟。雖然羅馬尼亞也同樣人心惶惶，但是善良的人們還是不願意相信同樣的遭遇會波及到自己的國土。畢竟雖然同屬於蘇東陣營，但是羅馬尼亞共產黨和齊奧塞斯庫本人都小心翼翼的與蘇聯保持距離。齊奧塞斯庫雖然在國內同樣推行著蘇聯模式的政治、經濟製度，但是卻堅持著外交領域的獨立自主。他曾與美國總統尼克鬆親切會晤，和以色列保持著良好的外交關係，更曾勇敢的譴責過蘇聯在勃列日涅夫統治時期侵略捷克—鎮壓“布拉格之春”的野蠻行徑。正因為如此，羅馬尼亞曾天真的意味，他們和中國、南斯拉夫一樣雖然是社會主義國家，但並不會被美國等西方國家歸入敵對的行列。
正是由於這份危險的天真，羅馬尼亞最終非但沒有躲過那場浩劫，相反比其他東歐國家付出了更為昂貴的代價。1989年3月，包括前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前政府副總理格奧爾基.阿波斯托爾在內6名羅馬尼亞前高級黨政幹部通過外國電台聯名發表一封給齊奧塞斯庫的公開信，指責他造成國民經濟崩潰，踐踏人權，使社會主義名譽掃地。通過由美國中央情報局設立的《自由歐洲電台》等西方等廣播電台的大肆傳播，此信在羅馬尼亞家喻戶曉。
如果說這封給齊奧塞斯庫的公開信更象是一種黨內批評的話，那麼流亡西方的羅馬尼亞作家馬內阿所撰寫的《論小醜》則極盡下流的汙蔑和惡毒的中傷之能事。在這位被西方主流世界力捧的“自由而有良知”的羅馬尼亞作家的筆下—齊奧塞斯庫及其夫人幾乎無一是處—齊奧塞斯庫同誌獵熊的時候，熊要事先被打上鎮靜劑，他一開槍，趴在草叢中的安全局神射手也會用安裝了消音器的狙擊步槍同時射擊，以保證領袖每開一槍，都能奏響一次國歌以示對羅馬尼亞第一神射手的慶祝和敬意。領袖每天從裏到外的衣服包括拖鞋，都要換新的，舊衣服在專用焚化爐裏燒掉，據說是為了防止別人在衣服裏下毒。而對齊奧塞斯庫夫人更是空前的不堪—羅馬尼亞的“第一夫人”—埃列娜公共場合下從來都是把手提包置於兩腿之間，到了晚上，要看一段專門為她偷拍的羅馬尼亞高官偷情通奸的錄相之後才肯上床；“以同樣色情的姿式入睡，嘴巴和睡袍都敞開著”。
在以人世間最惡毒的字眼密集的攻擊完自己國家的領袖之後，馬內阿更以自己的筆鋒將自己的祖國批判到體無完膚—因為他認為民眾“並不那麼無辜”，一個毒瘤一樣的獨裁者，其膿汁裏必然有民族劣根性和文化缺陷的成分。既然連自己的國家都存在著民族劣根性和文化的缺陷，那麼內部改革自然是毫無前途的，唯一的希望隻有乞靈於西方世界的民主和自由。這樣論調在1989年的世界實在太過泛濫了，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可以套用上馬內阿的這一理論體係。而那些有關於最高領導人的笑話更是以隻改變名字的方式出現在任何西方國家需要他們出現的國都。
但是羅馬尼亞最終還是被煽動了起來，理由很簡單—人民渴望改變。雖然在羅馬尼亞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前，羅馬尼亞就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人均國民收入在22個歐洲國家中僅位居第17位。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又使羅馬尼亞的人力和物力損失巨大。長期以來西方的封鎖和為了保護自身的巨額軍費開支使1979年至1983年，羅馬尼亞的經濟增長率僅為0.6%。但是這些客觀原因並不會為羅馬尼亞人民所理解，他們的耳朵裏已經充斥滿了有關齊奧塞斯庫在外國銀行存有10多億美元、他的小兒子尼庫是個花花公子，在美國一次賭博中就輸掉了羅馬尼亞國內17匹稀有的純種阿拉伯馬、齊奧塞斯庫的愛犬“考布”都擁有上校軍銜等等的傳言。
“西方的富強緣於他們的民主和自由，羅馬尼亞人民要起來抗爭”—多麼響亮和富有煽動性的口號啊！在它的感召之下，1989年12月15日，羅馬尼亞邊境城市蒂米什瓦拉發生警察與當地居民的激烈衝突。事實上這一事件與其說是一場社會革命的導火索，不如說是一次種族矛盾更為貼切。因為整件事情的起因是匈牙利族神甫拉斯洛.托克什由於維護羅馬尼亞少數民族匈牙利族利益而在新聞媒體公開發表批評政府及其政策的談話，為此羅馬尼亞當年通過地方法院解除了他的神甫職務，並令其遷出國家為他提供的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