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國務院和國家安全委員會是負責外交事務的兩個最重要部門。
美國國務院是聯邦政府主管外交並兼管部分內政事務的行政部門，主要職能相當於外交部，其行政負責人為國務卿。從美國建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150餘年間，國務院是負責外交事務的最重要機構，它往往包攬了所有涉及外交領域的事務，從外交政策的製定到付諸實施。但到了冷戰時代，美國總統開始加強對外交事務和製定外交政策的掌控，政府的其他部門如財政部、國防部等也逐漸擴大在外交政策製定過程中的參與權。但總的說來，國務院仍是美國政府製定對外政策的重要谘詢機構和主要參謀機構之一，從正式法規製度上講，國務卿應該是美國總統的主要外交事務顧問，對製定美國對外政策有相當程度的發言權和影響力。在各種重大儀式上，國務卿位列各部部長之首。
國家安全委員會簡稱國安會，成立於1947年，最初隻是一個總統在外交事務方麵的谘詢和顧問機構，幫助總統協調軍方在外交事務中的作用。隨著冷戰的加劇和美國全球遏製戰略政策的確立，在處理重大危機時，常常要召開國安會會議，實際上國安會成為美國政府討論和研究重大戰略決策的核心組織。美國對外政策製定過程中開始出現國安會權力日增，國務院權力益減的趨勢。國安會主席是總統，其成員有副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財政部長、中央情報局局長、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和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等，日常事務由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主管。因此，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又稱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是對總統負責的顧問，直接由總統任命，不需要得到國會的批準。因此，多為曆屆總統所倚重。
從外交分工上說，國務卿主外重在執行，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主內重在決策。但美國實行總統負責製，總統集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和軍隊總司令於一身，大權獨攬，而國務卿和總統安全事務助理則是在總統領導下處理外交事務的哼哈二將，其職權範圍往往與能否處理好同總統的關係密切相關。
因此，當尼克鬆準備同中國改善關係時，首先是他不想讓國務院知道談判細節，以免消息走漏後引起國會和輿論反對；其次是基辛格對美蘇中戰略大三角關係處理得得心應手，而律師出身的羅傑斯卻對外交事務不甚了了。因此，基辛格秘密訪華，羅傑斯幾乎完全被蒙在鼓裏。事後，為了不引起羅傑斯的不滿，尼克鬆才把基辛格的北京之行告訴羅傑斯。
毛澤東與尼克鬆一行的會見地點在中南海遊泳池毛澤東住所。
盡管毛澤東與基辛格是首次見麵，但實際上相互早就熟識對方了，基辛格前兩次訪華的情況都被及時反饋給毛澤東。當毛澤東同基辛格握手時，他上上下下仔細地打量了基辛格一番，開口說：“哦，你就是那個有名的博士基辛格？”
基辛格回答：“我很高興見到主席。”他還告訴毛澤東，在哈佛大學教書時，就指導自己的學生研讀毛主席著作。
毛澤東謙虛地說：“我寫的這些東西算不了什麼，沒有什麼可學的。”
尼克鬆表示，隻有毛主席才可以和他談哲學。毛澤東說：“你認為我是可以同你談哲學的嗎？哲學可是個難題呀！”毛澤東又把臉轉向基辛格說：“對這個難題，我沒有什麼有意思的話可講，應該請基辛格博士談一談。”
當尼克鬆想談台灣、越南等問題時，毛澤東打斷他的話說：“這些問題我不感興趣，那是他（指周恩來）跟你談的事。我討論哲學問題。”
同毛澤東主席的首次見麵，給基辛格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在回憶中記述到：毛主席房間四周牆邊的書架上擺滿了文稿（實際是線裝書——編者），桌上、地下也堆著書，這房間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學者的隱居處，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領導人的會客室。
基辛格接著寫道：在會見一位出名而掌握大權的領袖人物時，人們往往分辨不出在多大程度上傾倒於他的人格，又在多大程度上敬畏他的地位和聲望。毛澤東就站在那裏，周圍都是書，他在中國人當中身材是高大魁梧的。他微笑著注視來客，眼光銳利而微帶嘲諷。他的整個神態似乎在發出警告說，他是識透人的弱點和虛偽的專家，想要欺騙他未免是徒勞的。或許除了戴高樂以外，我從來沒有遇見過一個人像他這樣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飾的意誌力。他成了淩駕整個房間的中心，而這不是靠大多數國家裏那種用排場使領導人顯出幾分威嚴的辦法，而是因為他身上發出一種幾乎可以感覺得到的壓倒一切的魄力。他的一生是傳奇式的，沒有任何外在的裝飾物可以解釋毛澤東所煥發的力量感。
這就是基辛格對毛澤東的第一印象。
後來，毛澤東同英國首相希思談話時說，基辛格第一次來北京，好像中國人要吃他。他自己說，第一次很緊張，第二次也還有點緊張，第三次不緊張了。但是我們對美國人比較放心。
由於毛澤東與尼克鬆會見時說，我跟你隻談哲學，其他具體問題要與周恩來談，所以尼克鬆訪華期間的會談分三個層次進行：周恩來與尼克鬆之間為第一層次，是兩國首腦人物的總會談；姬鵬飛外長與羅傑斯國務卿會談是第二個層次，具體商討促進雙邊貿易和人員往來；喬冠華副外長與基辛格會談是第三個層次，起草聯合公報。
基辛格與喬冠華躲在釣魚台國賓館一座小樓裏進行關鍵的談判。台灣問題是會談中最棘手的問題，兩人逐字逐句研究公報的每一句話，分歧很大。24日，談判已進行到第三天，仍然是針鋒相對，爭吵激烈。
25日，談判第四天，尼克鬆、周恩來也加入進來參加談判。尼克鬆在會談中坦率地對周恩來擺出了自己的難處。他說：“如果公報在台灣問題上措辭過於強烈，勢必會在美國國內造成困難。我將受到國內各種各樣親台灣、反尼克鬆、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院外集團和既得利益集團的交叉火力的拚命攻擊……到時候，如果我無論是否由於這個具體問題而落選，我的繼任者就可能無法繼續發展華盛頓和北京的關係。”周恩來表示可以考慮美方經過修正的論點。經請示毛澤東，得到批準。
在多次碰撞，雙方又都作出讓步的情況下，終於迎來柳暗花明。26日，第五天淩晨2時，預定在上海簽署的公報文本終於落實了。
然而，當尼克鬆一行抵達杭州，曆時一周的訪問接近尾聲時，國務院專家們的不滿，在拿到即將發表的中美聯合公報文本時進行了總爆發。對公報草擬過程中被排斥在外的羅傑斯和國務院專家們，認為公報不夠圓滿而交給尼克鬆一份修改意見，其中重要修改竟達15處之多。例如，有人對公報中“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隻有一個中國”這句話提出了異議，認為說的太絕對了，或許還有一些中國人不這樣認為呢（當然是指搞台獨的人）。建議將“所有中國人”改為“中國人”。
看了國務院專家們的一大堆修改意見，基辛格對尼克鬆說，公報文本是我與喬冠華在北京花了20多個小時搞出來的，現在要改的地方那麼多，幾乎等於推翻重來。而尼克鬆麵對國務院的橫生枝節，臉都氣歪了，他近乎吼叫地對基辛格說，公報稿我批準了，毛澤東也批準了，我們又單方麵提出修改，我這個美國總統還有沒有臉麵？臉色鐵青的尼克鬆思忖良久，對基辛格說，你再找喬談一談。
當毛澤東聽了周恩來的電話彙報後，口氣十分堅決地回答：
“你可以告訴尼克鬆，除了台灣部分我們不能同意修改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稍作停頓，又嚴厲地加上一句：“任何要修改台灣部分的企圖，都會影響明天發表公報的可能性。”
於是，基辛格與喬冠華又連夜加班，吸收了羅傑斯等國務院專家的部分意見，於27日淩晨2時完成公報文本的修改。一個別具一格的公報終於在杭州達成了。
在台灣問題上，中方重申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旨在製造“一中一台”、“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兩個中國”、“台灣獨立”和鼓吹“台灣地位未定”的活動。美方認識到，“在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美國確認從台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
周恩來與尼克鬆草簽了《中美聯合公報》。
當天，周恩來還專門到上海錦江飯店，看望羅傑斯，以示中國方麵對他的尊重，化解他有些失衡的心理。
2月28日下午5時，上海錦江飯店。尼克鬆、周恩來在數百名中外記者注視下，宣布《中美聯合公報》（即上海公報）誕生。《中美聯合公報》是中美兩國簽署的第一個指導雙邊關係的文件，它的發表，標誌著中美隔絕狀態的結束和關係正常化進程的開始。
喜歡講老實話的西方人
1973年2月17日晚，毛澤東主席再次會見基辛格，這是基辛格的第五次中國之行了。他們還是在毛澤東中南海遊泳池的住所，像老朋友那樣在毫無拘束的氣氛中進行了坦率和廣泛的談話。中方參加會談的有周恩來總理、外交部部長助理王海容、翻譯唐聞生等，美方有國家安全委員會官員洛德。
談話照例是在毛澤東直率而又幽默的調侃中開始的。
“我看起來還不差，老天已經準備叫我回去了。”“在座的要數我最老了。”
毛澤東接著說：當年，你們跟我們作對，我們也跟你們作對。所以我們彼此是敵人（大笑）。現在我們的關係說是叫做什麼FRIENDSHIP（友誼）。
基辛格：我們也是這樣想。我對周總理說過，我們跟其他國家會談時，從來不像跟你們這樣坦白和開放。
毛澤東：咱們誰也不要講假話，不要搞鬼。你們的那些文件，我們是不會偷的，我們也不搞竊聽器那一套，搞那些小動作沒有用，有些大動作也沒有用。我跟你們的記者EDGARSNOW（埃德加·斯諾）說過，你們的中央情報局大事也不行，不管用。
基辛格：的確如此，隻有相互信賴和誠實，才能建立友誼。
毛澤東：你比你們的中央情報局強得多，你的事情幹得好，到處飛。你飛遍全世界，你是燕子，還是鴿子？（大笑）越南問題可以算是基本解決了。
基辛格：我們現在需要一個走向平靜的過渡時期。
毛澤東：我們也需要嘛。你們的總統坐在這裏講的（手指基辛格的座位），我們兩家都出於需要，所以就這樣（把兩隻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攜手合作）。
基辛格：是的，我們雙方都麵對同樣的危險，有時我們可能會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標是一致的。
毛澤東：這就行。隻要目標相同，我們也不損害你們，你們也不損害我們。實際上是這樣。有時候我們也要批你們一回，你們也要批我們一回。按你們總統的說法，叫“意識形態”的影響。你們說，“共產黨去你的吧！共產主義去你的吧！”我們就說，“帝國主義去你的吧！”有時我們也要講點，不講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