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毅說，你那個塔斯社聲明，就是遷就主義。
赫魯曉夫非常生氣地說，我怎麼是遷就主義？你們才是冒險主義，狹隘民族主義。
麵對咄咄逼人的陳毅，赫魯曉夫把矛頭轉向溫文爾雅的周恩來：你是世界著名的大外交家，怎麼會不理解團結尼赫魯的意義呢？
周恩來平靜地回答說，赫魯曉夫同誌，你完全文不對題，達賴叛逃，印度入侵，這明明是對中國的進犯，能講團結嗎？
赫魯曉夫理屈詞窮，又改換話題說，1957年你們派周恩來到莫斯科去給我們上課。
周恩來說，我不是給你們上課，而是講了你們確實存在的問題。你當時咒罵兄弟黨領導人，違反了兄弟黨關係準則。並點出了赫魯曉夫當年說過的話。
赫魯曉夫叫嚷起來：沒有！我沒有說過這些話。
經毛澤東同意，當年擔任翻譯的李越然重複了他說過的那些話。
赫魯曉夫支支吾吾地說，是嗎？我可記不清了。
會場氣氛非常緊張，雙方就中印關係來回辯論。每當爭論激烈的時候，毛澤東就笑著對中國同誌說：不要打架嗬！
會談快結束時，毛澤東嚴肅而委婉地說，這個問題還是要把事實搞清楚。別的事情我們管不了，對有關中國的事情，我們希望蘇聯同誌能夠聽聽中國的意見，把情況搞清楚，預先向中國打招呼，同中國商量，再對外表態，這樣比較好。對尼赫魯，我們還是要同他友好，還是要團結他。我們的原則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為天下先。但是誰要欺負我們，那是不行的。誰都不行。
最後，赫魯曉夫說，既然這樣，我就沒有什麼可以再談的了。我在美國跟艾森豪威爾談過，我訪美之後，接著要到中國去。艾森豪威爾對我說，你到中國去一定是白跑一趟。果然是白跑一趟了。
會談就這樣不歡而散了。
10月4日，赫魯曉夫離京回國。10月6日，他在海參崴發表演講，不知名地攻擊中共像“好鬥的公雞”，熱衷戰爭。10月31日，他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發表演講，不知名地攻擊中共是“冒險主義”、“不戰不和的托洛茨基主義”。
10月4日，送走赫魯曉夫後，毛澤東在頤年堂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一致認為，赫魯曉夫對艾森豪威爾抱有幻想，沒有看到美帝國主義的本質。至少在這個問題上表現有修正主義的傾向。會議作出結論，認為我們目前應該采取團結為重、不搞爭論、冷靜觀察的方針，但要看到國際上出現修正主義思潮。
此後中蘇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越來越深刻了。
公開論戰的序幕
1957年通過清除所謂“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反黨集團”和莫斯科會議，赫魯曉夫鞏固了他在蘇聯國內和國際共運中的地位，他覺得不再像以前那樣迫切需要中國的支持，同時他也覺得中國不聽話，對他是一個威脅，於是他想控製中國，使中國成為他的一個棋子，但這個如意算盤也落空了。他惱羞成怒地轉而求助於美國，想跟美國共同主宰世界。他這樣做，勢必損害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利益，勢必損害爭取人民民主和民族解放的各國人民的利益，這理所當然地引起中國共產黨的反對。赫魯曉夫為了推行他的路線，強令其他黨服從自己的指揮棒，否則就施加壓力，打擊孤立，這也加劇了與中國共產黨的矛盾。赫魯曉夫在他自己的軌道上走得越遠，中國共產黨反對他路線的態度就越堅決。這樣，在赫魯曉夫執政後期，中蘇關係盡管有時緩和，但其基本趨勢是對立越來越嚴重。
1959年北京會談不歡而散，赫魯曉夫回到莫斯科就開始實行他的所謂“和平計劃”。同年10月31日，他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拋出了他同西方互相讓步的和平綱領。赫魯曉夫為了貫徹他的路線，提出社會主義陣營和世界各國共產黨要“對表”，並放肆攻擊中國和毛澤東，對中國共產黨施加壓力。他出訪反華浪潮高漲的印度和印尼，打擊、孤立中國。
1960年2-3月間，毛澤東連續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國際問題，決定對赫魯曉夫的反華進行必要的反擊。借紀念列寧誕辰90周年之機，發表了三篇文章——《沿著偉大列寧的道路前進》、《在列寧的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列寧主義萬歲》，從正麵闡述了列寧的觀點，回答了現代修正主義對列寧的觀點的歪曲、篡改和閹割。這三篇文章都集中對美帝國主義、對南斯拉夫的觀點進行了揭露和批判，並沒有引用赫魯曉夫和蘇聯報刊的話，而且好幾處肯定了在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中央領導下，蘇聯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肯定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團結。
赫魯曉夫看到中共沒有屈服，就采取了更加強硬的措施：（一）在1960年6月羅黨三大期間，以在布加勒斯特舉行兄弟黨“會晤”為名，對中共代表團進行突然襲擊。組織一些黨的代表根據蘇共的《通知書》對中共圍攻。赫魯曉夫擺出老子黨的架勢，大罵中共，並強行通過“會晤”公報。（二）提出要在1960年7月28日-9月1日期間全部撤走在中國的蘇聯專家。
1960年9月17-21日中蘇兩黨舉行會談。這次會談是為莫斯科會議做準備。蘇方以蘇斯洛夫為首；中方鄧小平任團長，彭真任副團長。在會談中，鄧小平、彭真和蘇斯洛夫、科茲洛夫就國際共運和中蘇關係問題進行了激烈的交鋒。但難以達成一致，隻是大吵一頓，無果而散。
1960年11月10日-12月1日，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在莫斯科召開。中國共產黨代表團由劉少奇任團長，鄧小平任副團長，正式成員有彭真、李井泉、陸定一、康生、楊尚昆、胡喬木、劉寧一、廖承誌、劉曉（中國駐蘇大使）。會上鬥爭很激烈，赫魯曉夫發言的基調根本不是要縮小分歧，尋求團結，而是借題發揮，攻擊中共。鄧小平發言給與有力的批駁。經過鬥爭，最後對《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聲明》達成一致。《莫斯科聲明》是一個比較好的文件。蘇共的一些錯誤觀點基本被否定了。中共和其他兄弟黨提出的許多原則性的重要意見都寫到《聲明》裏麵去了。12月1日，在克裏姆林宮聖·喬治廳舉行81黨代表會議全體會議，各黨代表團團長在《聲明》上簽字。簽字以後，劉少奇發表講話。他首先對會議的成功表示祝賀。他最後說，中國共產黨希望今後要加強團結，加強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加強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團結，消除分歧，停止攻擊，以集中力量反對我們的共同的敵人，發展我們共同的共產主義事業。會場多次響起熱烈的掌聲。
會後，劉少奇以國家元首的身份正式對蘇聯進行國事訪問。
81黨莫斯科會議後，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決定對中蘇關係采取緩和的方針，停止論戰，集中力量搞好國內的工作，同時爭取進一步改善同鄰近國家的關係。但赫魯曉夫不顧《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約束，仍然照他們過去的那一套辦，並且擴大和公開兄弟黨之間的分歧：（一）把赫魯曉夫的“三無世界”（通過“全麵徹底裁軍”，實現“沒有武器、沒有軍隊、沒有戰爭的世界”。）搬到國際群眾組織中去。（二）對左派黨采取各個擊破的辦法，首先壓阿爾巴尼亞，在華約會議上通過譴責阿爾巴尼亞的決議，從阿爾巴尼亞撤走蘇聯軍隊，拒絕阿爾巴尼亞出席華約的首腦會議，停止對阿爾巴尼亞的一切援助。（三）在1961年10月召開的蘇共二十二大上，赫魯曉夫在報告中，大反斯大林，大反“反黨集團”，大反阿爾巴尼亞，大反中國。他在發言中公開號召推翻霍查和謝胡的領導。（四）1962年2月22日，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來信，指責中共采取和“兄弟黨”不同的路線，支持阿爾巴尼亞黨。（五）1962年四五月間，蘇共領導在中國新疆塔城伊犁地區搞大規模顛覆活動，煽動5萬人跑到蘇聯那邊去。（六）1962年12月12日，赫魯曉夫一反支持中國對印度采取強硬立場的表態，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又公開指責中國進行自衛反擊。（七）1962年11月初-1963年1月下旬，在保加利亞共產黨、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意大利共產黨、德國統一社會黨五個黨的代表大會上，從公開指名攻擊阿爾巴尼亞，發展到公開指名攻擊中國共產黨。
1962年12月7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準備寫幾篇評論，公開回答歐洲幾個黨的代表大會對中共的攻擊。從12月12日起，陸續發表了《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陶裏亞蒂同誌同我們的分歧》、《列寧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基礎上團結起來》、《分歧從何而來？——答多列士等同誌》、《再論陶裏亞蒂同誌同我們的分歧——關於列寧主義在當代的若幹重大問題》、《論美國共產黨聲明》等。這樣，公開論戰就全麵展開了。這些文章，綜述了在某些兄弟黨代表大會上發生的極為嚴重的反阿、反華事件，回答了某些兄弟黨在中印邊境武裝衝突和加勒比海危機問題上對中國的攻擊。指出兄弟黨之間的關係，不能采取以多數壓少數的辦法。中國共產黨堅持原則，隻服從真理，絕不服從任何反馬列主義的指揮棒和所謂多數。闡述了中共在時代問題、戰爭與和平問題、對核武器和核戰爭的態度、關於帝國主義的本質、關於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關於和平共處問題、關於結構改革問題、關於馬克思主義是否過時等問題上的看法。回顧了國際共運分歧的由來和發展。呼籲首先發起攻擊的兄弟黨言行一致，采取主動，回到平等協商的軌道上來，回到《宣言》和《聲明》所規定的兄弟黨、兄弟國家關係的準則和軌道上來，消除分歧，加強團結。
這些文章仍然留有餘地，沒有直接點赫魯曉夫、蘇共的名。
在嚴峻的形勢下和複雜的鬥爭中，毛澤東表現了他闊如海洋的博大胸懷和堅強不屈的高尚品格，1962年12月26日他寫了七律《冬雲》：
雪壓冬雲白絮飛，萬花紛謝一時稀。
高天滾滾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氣吹。
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羆。
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
“國際共運總路線”和“九評”
《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等文章的發表，使赫魯曉夫領導集團的處境十分尷尬。1963年2月21日，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一封信。信中提出：要停止公開論戰，召開國際會議。為了籌備國際會議，先舉行中蘇兩黨會談。
收到這封信後，毛澤東於1963年2月23日在中南海菊香書屋他的臥室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毛、劉、周、鄧一致認為，蘇共這封信中提出的意見，本來就是我們早在1962年4月用正式建議的方式提出過的。蘇共這次終於以自己的建議的形式接受了。我們可以抓住這個機會，使我們過去的主張得以實現。
經過商量，會議結束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一起接見了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由於毛澤東正患感冒，是在他的臥室，穿著睡衣，半坐在床上接見的。
毛澤東說，我們認為你們這封信的態度是好的，歡迎你們這樣做。你們提出停止公開論戰。但你們言行不符，自相矛盾。
兄弟黨互相之間有不同意見可以互相談，在內部談，該批評的批評，批評得不對的也不要緊，但是不要采取公開論戰的形式。現在的公開論戰，不是我們首先發動的，我們是被攻擊的。中國有句古話，叫做“來而不往非禮也”。你們可以攻擊我們，那我們也就有權利答辯。
我們讚成你們建議停止公開論戰。但是要說清楚，首先提出不要公開論戰的不是別人，而是我們，就是在坐的周恩來同誌在你們蘇共二十二大上，當你們公開指責阿爾巴尼亞黨的時候，我們就建議你們不要這樣做。
我們不主張公開論戰，但是，既然你們已經公開論戰，既然你們那樣攻擊我們，我們就在我們的報紙上發表你們攻擊我們的文章，然後給予回答。是不是你們也可以照我們的辦法，把我們回答你們的文章也發表在你們的報紙上，然後你們又加以評論呢？索性展開公開論戰不好嗎？我看，進行這樣的公開論戰，天不會塌下來，草還是照樣長，女人還是照樣生孩子，河裏的魚還是照樣遊。
過去你們說公開論戰很有必要，現在你們來信說公開論戰有很多害處，根本不提你們過去所講的很有必要。在這封信裏，你們說意見分歧不要人為地把它誇大，不要發展成為深刻的衝突。你們這個意見我也讚成。但是是誰人為地誇大呢？是你們嘛！是你們造了很多謠言嘛！比如對我這個人，你們就造了很多謠言嘛，說毛澤東不行了，不能工作了，沒有用了，老了，要死了。你看我今天在床上接見你，大概是快要死了。你們說中國有個人崇拜，崇拜我這個老而不死的人。你看，是誰人為地誇大呢？是誰引起深刻的衝突呢？這是我發點牢騷。我總的是歡迎你們這封信，但是你們也應該允許我稍微發一點牢騷吧。
中蘇兩黨、兩國有什麼仇，為什麼這樣大吵特吵。既然有吵架的勇氣和力量，就應該有解決分歧、達成團結的勇氣和力量。
你們提出中蘇兩黨會談，為的是籌備兄弟黨會議。這個我們也讚成。
3月9日，鄧小平、彭真召見蘇大使契爾沃年科，將中共中央的複信交給他。
正當中方積極準備中蘇兩黨會談的文稿和資料時，又收到蘇共中央3月30日給中共中央的信。該信提出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問題，闡述了蘇共對這個總線路的一係列觀點，並提議以他們來信中提出的總路線問題作為中蘇兩黨會談的基礎。
4月2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菊香書屋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蘇共中央3月30日來信。會議決定，馬上動手，集中力量起草一個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稿子。由鄧小平主持，北京釣魚台的寫作班子吳冷西、喬冠華、姚溱、範若愚、熊複、王力起草一個稿子；由陳伯達在杭州起草一個稿子。經過修改，將兩個稿子合而為一，又經多次修改，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後，由毛澤東最後定稿。6月15日，中國駐蘇大使潘自力將中共中央複信交給蘇共蘇斯洛夫。
這封複信，毛澤東將標題改為《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副題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963年3月30日來信的複信》，日期為1963年6月14日。這封複信不但提出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而且提出了一係列理論、戰略和策略，以及黨的建設等問題，批判了蘇共在這一係列問題上的錯誤觀點。複信指出，1957年《宣言》和1960年《聲明》的革命原則，概括起來就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全世界無產者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爭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鞏固和壯大社會主義陣營，逐步實現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完全勝利，建立一個沒有帝國主義、沒有資本主義、沒有剝削製度的新世界。這就是現階段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歸結為“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是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說的。複信分析了當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指出美帝國主義是世界反動勢力的主要堡壘，是全世界人民的敵人，國際無產階級必須而且可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利用敵人內部的矛盾，建立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複信指出，共產黨人從來願意經過和平方式過渡到社會主義，但是絕對不能把和平過渡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新的世界戰略原則。無產階級政黨應當準備兩手，在準備革命和平發展的同時，必須對革命的非和平發展做充分的準備。無產階級政黨應當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艱苦的積蓄革命力量方麵，準備在條件成熟的時候奪取革命的勝利，或者在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突然襲擊和武裝進攻的時候給予有力的回擊。複信指出，認為在帝國主義製度和人剝削人的製度還存在的條件下，能夠通過“全麵徹底裁軍”，實現“沒有武器、沒有軍隊、沒有戰爭的世界”，這完全是不切實際的幻想。防止新的世界戰爭是可能的。世界和平隻能是各國人民爭得來的，而不能是向帝國主義乞求得來的。複信指出，核武器的出現並沒有也不可能解決當代世界的各種基本矛盾，並沒有也不可能改變階級鬥爭的規律，並沒有也不可能改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的本性。複信指出，社會主義國家的對外政策中有一項重大的原則，這就是不同社會製度的國家之間和平共處。在任何時候，都不應當把和平共處引申到被壓迫民族和壓迫民族、被壓迫國家和壓迫國家、被壓迫階級和壓迫階級的關係方麵，不應當把和平共處說成是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主要內容，更不應當說什麼和平共處是全人類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把和平共處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總路線是錯誤的。複信指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在一個很長的曆史時期中，階級和階級鬥爭仍然存在，隻是形式不同於取得政權以前。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很長的曆史時期中，無產階級專政不可避免的繼續存在。複信批判了“全民國家”的觀點。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同無產階級專政一起存在，因為隻有無產階級能夠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複信批判了“全民黨”的觀點。複信指出，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相互關係，必須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領土完整、尊重國家主權和獨立、互不幹涉內政的原則的基礎上，必須建立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互相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則的基礎上。任何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事業，主要地應當依靠自力更生。任何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如果隻從本國的局部的利益出發，片麵地要求別的兄弟國家服從自己的需要，並且借口反對所謂“單幹”、所謂“民族主義”，來反對別的兄弟國家執行自力更生為主的建設方針，反對別的兄弟國家在獨立自主的基礎上發展經濟，甚至對別的兄弟國家施加經濟壓力，那就是真正的民族利己主義的表現。複信指出，兄弟黨關係的準則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基礎上，實行聯合的原則，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則，獨立自主和平等的原則，通過協商達到一致的原則。不能允許一個黨把自己置於其他兄弟黨之上，幹涉兄弟黨的內部事務，在兄弟黨關係中實行家長製，把自己一黨的綱領、決議、路線當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共同綱領強加給別的兄弟黨，破壞協商一致的原則，依恃所謂多數來強行推行自己的錯誤路線。
6月18日，蘇共中央發表聲明，完全拒絕中共中央6月14日的建議，說它是對蘇共中央的毫無根據的攻擊。6月21日，蘇共召開中央全會做出決議，斷然拒絕中共中央6月14日的複信，表示堅定地執行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線，同時責成蘇共代表團在中蘇兩黨會談中根據這個路線來闡述和捍衛蘇共的立場。
7月6-20日，中蘇兩黨會談在莫斯科舉行。中方代表團團長是鄧小平，副團長是彭真，團員是康生、楊尚昆、劉寧一、伍修權、潘自力。蘇方代表團團長是蘇斯洛夫，團員有格裏申、波諾馬廖夫、安德羅波夫、伊利切夫等。中蘇兩黨一共舉行了九次會談，鄧小平、彭真等與蘇斯洛夫、波諾馬廖夫等進行了激烈爭論。鄧小平發出一係列質問，你們一會兒說美國是海盜，一會兒又說肯尼迪愛好和平，究竟你們的哪個說法算數？你那個指揮棒要人家怎麼跟？蘇斯洛夫很緊張，他的臉色紅一陣白一陣。中蘇兩黨這一輪會談仍然沒有達成一致。
在中蘇兩黨會談期間，7月14日，蘇共中央發表了《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該信逐條批駁中共中央6月14日的《建議》。蘇共中央采取這一嚴重步驟，表示赫魯曉夫撕破假麵具，露出反華真麵目，進行公開論戰。7月15日，即將舉行蘇、美、英三國關於部分禁止核試驗談判，這是赫魯曉夫重演戴維營會談前夕的故技，實行聯美反華的方針。
為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中共中央相繼寫了九篇文章。這九篇文章，都是由吳冷西、喬冠華、姚溱、範若愚、熊複、王力等領頭負責起草，鄧小平主持討論修改形成初稿，然後根據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的意見反複修改，由毛澤東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和政治局全體會議討論定稿。最後由毛澤東審定。毛澤東對這九篇文章，提了許多重要意見，並做了許多重要的修改。這些文章都是用《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名義發表的。
1963年9月6日-1964年7月14日，“九評”陸續發表。它們是：《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一評）、《關於斯大林問題》（二評）、《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三評）、《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四評）、《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五評）、《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六評）、《蘇共領導是最大的分裂主義者》（七評）、《無產階級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八評）、《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曆史上的教訓》（九評）。文章指出，中蘇兩黨的分歧，早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時就開始了。那次代表大會是蘇共領導走上修正主義道路的第一步。從那次會議到現在，蘇共領導的修正主義路線經曆了一個形成、發展和係統化的過程。中蘇國家關係的惡化是從1958年開始的，就是蘇共領導企圖在軍事上控製中國。1962年蘇共二十二大通過的新綱領，把蘇共領導的觀點係統化，形成了完整的修正主義體係。中蘇兩黨之間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分歧，完全是由於蘇共領導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文章指出，無論從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上說，或者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曆史上說，斯大林一生的活動，都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斯大林的一生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一生，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一生。斯大林作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在他為蘇聯人民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建立功勳的同時，也的確犯了一些錯誤。斯大林的錯誤，有些是原則性的錯誤，有些是具體工作中間的錯誤；有些是可以避免的錯誤，有些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沒有先例的情況下難以避免的錯誤。斯大林一生的功績和錯誤，是曆史的客觀存在。斯大林的功績同他的錯誤比較起來，是功大過小的。他的主要方麵是正確的，錯誤是第二位的。蘇共領導那樣反對斯大林，是為了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令他仍全麵推行修正主義路線開辟道路。文章指出，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複辟，並不一定要通過反革命政變，也不一定要通過帝國主義的武裝入侵，它還可以通過社會主義國家領導集團的蛻化變質來實現。修正主義是帝國主義政策的產物。隻要世界上還存在著帝國主義，就不能說，社會主義國家已經消除了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領導已經成為現代修正主義的主要代表，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最大的分裂主義者。文章認為，蘇聯存在著敵對階級和階級鬥爭。隨著赫魯曉夫逐步地篡奪了黨和國家的領導權，新資產階級分子在蘇聯黨、政、經濟、文化等部門占據了統治的地位，形成了社會上的特權階層。這個特權階層，是蘇聯資產階級的主要部分，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的主要社會基礎。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就是蘇聯資產階級特別是這個階級中的特權階層的政治代表。由於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偉大的蘇聯人民用血汗創立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正麵臨著空前嚴重的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蘇聯共產黨麵臨著從無產階級政黨蛻化成為資產階級政黨，從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蛻化成為修正主義政黨的嚴重危險。文章總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教訓，著重講毛澤東關於防止資本主義和平演變的論述。毛澤東親自改寫了一大段文字：“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很長的曆史階段。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單有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並且是不鞏固的。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和一個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在政治思想領域內，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鬥爭，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才能解決。幾十年內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幾百年的時間才能成功。在時間問題上，與其準備短些，寧可準備長些；在工作問題上，與其看得容易些，寧可看得困難些。這樣想，這樣做，較為有益，而較少受害。如果對於這種形勢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認識，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
1964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收到蘇共中央5月15日的複信。這封複信是對中共中央5月7日信件的答複。蘇共中央複信不同意中共中央推遲召開國際會議的建議，迫不及待地要召開國際會議，對中國共產黨采取“集體措施”。
7月28日，中共中央對蘇共中央5月15日來信給予答複。中共中央這封複信指出，蘇共中央5月15日的來信，對兄弟黨各方麵的意見根本不理會，硬要開分裂的會議，而且為兄弟黨的國際會議規定了修正主義的綱領和分裂主義的組織路線。這就暴露了蘇共領導已經下定決心，要蠻橫地、片麵的、非法地籌備和召開一個公開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會議。中共中央的複信說，中國共產黨主張召開經過充分準備的、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的、團結的兄弟黨國際會議，堅決反對你們開分裂會議。中國共產黨莊嚴聲明：我們決不參加你們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國際會議和它的籌備會議。如果你們不顧我們的嚴正警告，一定要非法地、片麵地召開國際會議，那隻能有一個結果，就是公開分裂。
在這封複信的末尾，毛澤東加了兩段話：
“你們既然下定了決心，大概就得開會吧，如果不開，說了話不算數，豈不貽笑千古嗎？這叫做騎虎難下，實逼處此，欲罷不能，自己設了陷阱，自己滾下去，落得個一命嗚呼。不開吧，人們會說你們聽了中國人和各個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勸告，顯得你們麵上無光。要是開吧，從此走入絕境，再無回旋餘地。這就是你們修正主義者在現在這個曆史關節上，自己造成的絕大危機。你們還不感覺到嗎？
“親愛的同誌們，我們願意再一次誠懇地勸告你們，還是懸崖勒馬的好，不要愛惜那種虛偽的、無用的所謂‘麵子’。如果你們不聽，一定要走絕路，那就請便吧！那時我們隻好說：‘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
7月30日，蘇共中央複信。蘇共領導斷然拒絕了中共的勸告，而且下了死命令召開籌備會。
赫魯曉夫下台
據時任新華社社長兼《人民日報》總編輯的吳冷西回憶，毛澤東在1964年3月26日、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說，在赫魯曉夫內外交困、大家對他很不滿的情況下，他有可能被宮廷政變推翻①。幾個月後，毛澤東的預見應驗了。
1964年10月14日深夜，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打電話到中共中央辦公廳，要求緊急會見中共中央領導人。楊尚昆得到消息後，馬上請示劉少奇。劉少奇確定，由中共中央委員、中聯部副部長伍修權會見他。伍修權在自己家裏的會客室會見了契爾沃年科。契爾沃年科見到伍修權，劈頭就說，他接到蘇共中央的指示要向中共中央通知：今天蘇共中央決定撤銷赫魯曉夫的領導職務，由勃列日涅夫接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由柯西金接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米高揚仍然是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伍修權會見契爾沃年科以後，馬上把這個消息報告楊尚昆。楊尚昆直接報告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
事後得知，這次宮廷政變的核心人物是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勃列日涅夫、波德戈爾內、波利揚斯基和謝列平。他們聯合了克格勃頭子謝米恰斯內伊，控製了黨政軍的要害部門，並串通了中央委員會的多數成員，於11月13日下午、14日上午召開中央主席團和中央書記處會議，批評赫魯曉夫，並撤銷了他的職務。在主席團會議上進行了激烈的辯論。主席團成員發言指出，赫魯曉夫執政期間，越來越獨斷專行，濫用權力，作風粗暴，任人唯親，為所欲為；指責他在內政外交方麵犯了一係列嚴重錯誤，包括無休止的徒勞的改組和改革，工業、農業政策的失敗，蘇伊士運河事件，加勒比海危機，同中國關係的惡化，等等。赫魯曉夫不僅為自己辯解，而且指責其他主席團成員，但已經無濟於事。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赫魯曉夫隻好同意解除他的職務。
10月16日下午3時，中國第一次核試驗成功。
17日，《人民日報》第一版同時登載了赫魯曉夫下台和中國核試驗成功的消息。中國人民歡欣鼓舞，世界為之震動。
19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用這樣兩句話來描述這兩件事：“無可奈何花落去。無可奈何花已開。”前一句指赫魯曉夫下台，後一句指中國成功爆炸原子彈。
11月4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說，蘇聯領導搞大國沙文主義，這是中蘇關係的核心問題，是要害所在。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們跟蘇聯之間的糾紛是一天也不會停止的。而其他的一些問題，比如意識形態問題、理論問題、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問題等等，本來是可以從長計議、從容討論，一時解決不了，可以擱置起來，求同存異，可以內部商討，不一定非要指著鼻子公開論戰不可的。就是因為有蘇共領導的大國沙文主義這個實質問題不能解決，所以連帶許多問題都不得不在公開論戰中展開了。這並不是我們所願意看到的。
11月5日，周恩來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赴莫斯科，祝賀蘇聯十月革命節，力圖推動中蘇關係和好，但中國的好意卻遭到了蘇方的拒絕和挑釁。中國代表團在同蘇共代表團會談中，米高楊脫口而出：在同中共分歧的問題上，我們同赫魯曉夫完全一致，甚至可以說沒有絲毫差別。
11月14日，周恩來率團回到北京，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鄧小平、董必武去機場迎接，並隨即一同去人大會堂開會。在會上，毛澤東說，我們在北京議論，認為蘇共新領導實行的很可能更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他還幽默地說，赫魯曉夫的垮台和蘇共新領導的趨向，很可能像我國古代詞人所形容的那樣：“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
11月21日，《紅旗》雜誌發表社論：《赫魯曉夫是怎麼下台的》。社論說，赫魯曉夫下台了。這個竊據蘇聯黨和國家領導地位的大陰謀家、現代修正主義的頭號代表，終於被趕出了曆史舞台。這是一件大好事，一件對世界人民革命事業有利的大好事。赫魯曉夫的垮台，是全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堅持反對修正主義鬥爭的偉大勝利，表明了現代修正主義的大破產，大失敗。社論最後說，各式各樣的代表人物，各式各樣的思潮，總是想登台表演一番。各人要走什麼樣的道路，完全可以由他們自己去選擇。但是，有一點是我們深信不疑的：曆史必將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所揭示的規律前進，必將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前進。
進入80年代，曆史掀開了新的一頁，中蘇握手言和，重歸於好，結束過去，開辟未來。1989年5月，鄧小平在會見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時，回顧了中蘇關係，他說：“從六十年代中期起，我們的關係惡化了，基本上隔斷了。這不是指意識形態爭論的那些問題，這方麵現在我們也不認為自己當時說的都是對的。真正的實質問題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