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曾國藩厚黑誅心智典
頂不孝罪名也出山
“辦團練”是經世致用的最佳途徑，萬事俱備的情況下，曾國藩因為在家守孝而自我限製，差一點失去人生中最關鍵的機會。
“忠孝”是儒家的兩個基本原則，在長期的發展中，也形成了表達“忠孝”的各種形式，尤其是“孝”，更是有名目繁多的表現形式，是否盡孝，全在形式能否做得到位。
曾國藩一直以理學家自居，盡孝當然要做給所有人看。可是，偏偏在丁憂期間，出現了曾國藩人生中最關鍵的機會，好名聲的他陷入了自己設下的敗局之中。
十三年的京宦生涯，使曾國藩名聲大振，躋身六曹，尤其是對於理學的不懈探索，使他的思想境界有了巨大的改變。曾國藩已經由不遺餘力地謀求個人與家庭的發展，轉而為整個統治階級和社會製度去爭生存。但是，當他冒死犯顏皇帝，以決心挽救江河日下的局勢時，卻發現自己補天無術，引以自豪的二品京官，並不能為他解國家倒懸之急提供什麼幫助。
鹹豐二年（1852）六月，曾國藩得以去江西做鄉舉的主考官，並獲準事罷可回鄉探親。曾國藩在行抵安徽太和縣境內小池驛時，接到了母親江氏已於六月十二日（７月28日）逝世的訃聞。於是他改服奔喪，迅速由九江乘船西上。行至武漢時，他從湖北巡撫常大淳處得知，太平軍正在與清軍在長沙激戰，於是他便從嶽州改旱路，途經湘陰、寧鄉，於10月6日轉回白楊坪。
當湖南編練新勇的時候，曾國藩正在湘鄉家中“丁憂”。其好友劉蓉勸他到團練局襄辦團練，曾國藩以不能“墨絰”而與公事，對軍事十分外行，有“如菽麥之不辨”而加以拒絕。
實際上，這一時期的曾國藩內心裏十分矛盾。太平軍雖然離開湖南進入湖北，然而太平天國的革命思想卻給湖南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各地會黨紛紛起事，社會環境十分動蕩。對於以國家屏障相標榜的曾國藩來說，鎮壓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盡快恢複封建的統治秩序，是他責無旁貸的責任和義務，他應將多年積累的才識，用於捍衛清王朝的統治鬥爭中去，並在鬥爭中一顯身手。
然而，曾國藩又有極深的顧慮。一方麵，他深受理學影響。他認為丁憂期間出來任事有失大節，不久前即因江忠源“墨絰從戎”而責怪他有虧大節，此時曾國藩當然不願自打嘴巴；另一方麵，京宦十三年，使他深深認識到了統治者的腐敗與無能，更使他了解了吏治的腐敗與墮落，對於與他們的合作，曾國藩不抱任何希望，與其將來事事掣肘，無望成功，不如現在就隱其鋒芒，避而不出。他在給朋友的信中，描述了當時的心情說：
“竊嚐以為，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苦，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僅得之而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貪饕退縮者果驤首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浩歎者也。”
這使曾國藩感到前途渺茫。恰在此時，即1853年1月21日，他接到清廷要他幫辦湖南團練的諭旨，在權衡利弊之後，他寫出奏疏，決定拒絕接受任命，請允在家為母親完孝。
正在寫好待發時，湖南巡撫張亮基專弁函告曾國藩，武昌被太平軍攻下的緊急消息，他的好朋友郭嵩燾又受張亮基的委托，以一天急趕120裏，連夜來到曾家，勸他出山說：“你本有澄清天下之誌，今不乘時而出，拘於古禮，何益於君父？且墨絰從戎，古之製也。”這一席話，對於曾國藩來說觸動很大，重鎮武昌被太平軍攻克，這將意味著太平天國的威脅在不斷加大，如若太平軍反攻長沙，他將安身無處，避居山村，恐非良策。
曾國藩礙於麵子，卻難於改變主意。於是郭嵩燾又請曾父曾麟書出麵，勸說兒子出來承辦團練。這樣，曾國藩在既有保全桑梓的名號，又有父命可承，便無顧慮可言。於是曾國藩決意墨絰出山，他在後來寫給江忠源的信中解釋到：“大局糜爛至此，不欲複執守製不出之初心，能盡一份力必須拚命效此一份，成敗利鈍，付之不問。”
很快，曾國藩告別其家，與郭嵩燾趕往長沙，去興辦團練。此一改變是曾國藩一生中的重大轉折，從此，他便踏上了鎮壓太平天國的漫長征程。
很多人都不相信這樣一個事實：個人往往受一些無法理解的觀念所束縛，並導致失去成功的重要機會。曾國藩在丁憂期間，就麵對這樣一個尷尬的敗局。
如果您有機會詢問功成名就的曾國藩，給他幫助最大的人是誰？如果您與曾國藩的關係足夠好，他一定會說是“洪秀全”。
一點都不奇怪，如果不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國，曾國藩幾乎不可能在曆史上留名，當然也不可能成為二百年來權勢最大的漢人，也不可能對中國的近代史產生重要、深遠的影響。曾國藩的成功，完全是建立在平定太平天國的基礎上，而不是其他。
根據滿清的官吏製度，曾國藩丁憂回家之後，要等到三年之後重新做候補，在失去穆彰阿的庇護之後，他很難再重新爬到原來的高位的。
亂世出英雄，太平天國實際上給了像曾國藩這樣的在籍官吏，能夠發達的千載難逢的機會。江忠源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短短的兩年內，由一個知縣搖身一變，成為安徽巡撫這樣的封疆大吏。
曾國藩也是在野的少數高官之一，在士人的心目中也享有很高的聲譽，辦團練可以一呼百應，開發一條升官發財的新路。
士人興辦團練是大勢所趨，曾國藩不出頭，肯定有其他人出頭。如果他墨守陳規，三年之後再出山，隻能成為別人的幕僚，而不是湘軍的頭領。
曾國藩當然理解這一點，心裏十分著急。
可他卻不敢主動出山，做出不孝的行為，因為他太重視自己的形象了。一直以封建衛道士的麵目出現，江忠源丁憂期間出來做事，他還去信教訓了江忠源一頓，現在總不能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吧。
曾國藩必須為自己尋找一個台階。
這樣的敗局，對於曾國藩確實不算什麼困難的事情，應對起來絕對遊刃有餘。
辦團練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團練大臣的影響力是成功的關鍵。團練大臣一般都是丁憂或者在籍的官吏，成為朝廷和地方的聯係人。
曾國藩是湖南少有的高官，加上個人修養的聲譽，是湖南創建團練的最佳人選。曾國藩知道，湖南凡是有辦團練想法的人都會來找自己，完全有機會做做形式，待價而沽。
果然，邀請曾國藩出山的人是一撥接一撥，他達到了不是自己想出山，而是不得不出山的目的。同時，在朝廷的任命和父親的催促下，三個台階讓曾順順利利地出了山，把握住了人生中最關鍵的機會。
羞辱交加投水自殺
和平時代的人們，做事情的敢與不敢，主要體現在有沒有承擔風險的勇氣以及抗拒風險的能力。換句話說，敢不敢承擔大的風險，往往這種敢並不直接威脅身家性命。而戰爭時代的敢則不一樣了，他直接麵對的是生死的抉擇。曾國藩就是在關鍵時刻具備這種“敢”的人。
1854年4月27日淩晨，曾國藩指揮湘軍水陸，沿湘江北上，浩浩蕩蕩向靖港進發。順流疾進，剛至中午，湘軍水師和步騎都到了靖港鎮外。
步騎過了浮橋，曾國藩即下了進攻的號令。然而，一進靖港鎮，隻聽一聲炮響，埋伏在港外的太平軍一齊殺出。湘軍初戰受挫，這次又遭遇伏兵，一下子亂了陣腳，紛紛後退。李續賓、王錱等人想督軍迎戰，誰也不聽指揮。一片喊殺聲震山蕩水，“活捉曾國藩”的吼聲更讓中計的曾國藩心驚膽戰。然而，他心知不能一敗再敗，必須誓死抵抗。麵對潰逃如潮的湘軍，他怒火中燒，令護衛把將軍旗插在江邊，自己執劍立於旗下，高聲斷喝：“過旗者斬！”
潰兵湧來，曾國藩大吼一聲，揮劍砍翻一個，餘者呆立瞬刻，繞過軍旗，繼續狂奔。後麵的敗兵如排山倒海，曾國藩一把長劍再也不知刺向何人了！
這時，太平軍大隊衝入湘軍隊伍中，一片砍殺之聲，湘軍完全失敗了。衛兵一把拉過曾國藩，護入座船，倉皇向長沙敗逃。
曾國藩呆坐艙內，五內俱焚。衡州出師後，與太平軍交鋒，兩仗兩敗，落了個狼奔豕突的結局，自己慘淡經營，苦練了將近一年的湘軍，竟是如此無用。他想這樣下去，原先的豪言壯語將全部落空。再回長沙，官紳們的冷眼將不堪入目。何況，這次是否能逃得回長沙，也很難說。耳畔，響起一片敗兵的嚎叫，一片“活捉曾妖頭”的怒吼！他左思右想，決定不如趁早一死，免得自討其辱。這時，幕僚陳士傑、李元度看到曾國藩神情有異，命令章壽麟駕一舢板，隨護座船左右。
豈料，座船隨員稍未注意，曾國藩猛然起身，推開艙門，縱身躍入江心。“曾大人跳水了！”章壽麟一麵大叫，一麵從舢板跳入江中，很快救出曾國藩，扶進船艙中。大家七手八腳為他換衣、推腹，好在他並未嗆水，尚無大礙。大家一路解勸，狼狽退回長沙。
曾國藩的勇敢與倔強，後來在他兵困祁門時也有充分的表現。1860年，曾國藩駐紮在祁門。當時的安徽，南北十室九空，從金陵到徽州八百餘裏，遍地都是太平軍，沒有哪一天沒有戰鬥。徽州剛失陷時，休、祁一帶大為震驚。有人勸曾國藩將軍營移到別的地方，他說：“我初次進兵，遇到危險就退卻，以後的事情怎麼說呢？我離這裏一步，就沒有死的地方了。”這是何等的勇敢與倔強！敵軍到後，四麵圍攻。他親筆寫下遺囑，營帳上懸掛佩刀，從容布置迎敵，沒有改變平常的態度。死守了二十來天後，征召鮑超一軍大戰一場，將敵軍驅趕到嶺外。他的幕僚曾總結說：以十餘年來共同誅殺未果的狂妄“敵軍”，曾國藩領軍四年，就依次予以蕩平，都是因為祁門剛開始時的倔強和不膽怯，才能夠使敵軍膽寒而振作士氣。
在艱危的形勢下，曾國藩敢於“誓死如歸”。別人不怕的他怕別人都怕的，他卻不怕，這往往是一種大智大勇。
人生的戲，不同於舞台的戲。舞台的戲，演錯了可以重演，不會有什麼生命之虞。而人生的戲，在表演生與死的“藝術”時，則很可能弄假成真，因而更需要表演者有一種超乎常人的大智大勇。人生許多峰回路轉的佳境，都是靠這一“表演”藝術再現的。因此，更多的時候就看芸芸眾生敢不敢在這一舞台上一試身手。
曾國藩認為，在透視成功者時，一般人往往難以顧慮到事物仍在發展變化中的因素，對成功者更難識別是少年早發還是大器晚成。他說，具備早成天賦及聰慧的人會很快嶄露頭角，處理事務遊刃有餘；但是那些大器晚成者，往往持重，願意通過艱苦努力獲得成功。對後一種人更不可以掉以輕心。效劉備患難與共，“死在一堆何如？”
處於困難的時候，如何凝固人心，這是最為關鍵的成功術。曾國藩在這方麵可謂很有招術，以致當時人認為他也很崇尚權術。
曾國藩困頓祁門時，李鴻章已回江西，幕僚也大多離開。幕府僅有程尚齋等幾個人，奄奄無生氣。麵對越來越冷落的“門庭”，曾國藩困窘不堪。這時，李秀成帶太平軍大隊人馬破了羊棧嶺，進克黟縣，距曾國藩總指揮部的祁門大營僅八十裏，朝發夕至，毫無遮阻。當時，曾國藩身邊隻有三千防兵，駐紮休寧的張運蘭更是岌岌可危。曾國藩隻好急調鮑超馳援祁門。曾國藩此番處於絕境，自料難逃一死，連遺囑也寫好了。祁門大營的幕僚驚慌失措，亂作一團。曾國藩見人心已散，不可強留，乃心生一計。一天，對其中一人說：“死在一堆何如？”眾幕僚默不作答，悄悄把行李放在舟中，為逃避作準備。一日曾國藩忽傳令曰：“賊勢如此，有欲暫歸者，支付三月薪水，事平，仍來營，吾不介意。”眾幕僚聽到這段話，大受感動，都表示生死同之，人心遂固。
可惜李秀成在休寧柏莊嶺與鮑超、張運蘭大戰失利，隨即匆匆撤兵南下，經屯溪、婺源轉入浙江，讓曾國藩白揀了一條命。在此期間，曾國藩表麵上談笑風生，神態自若，內心則極為恐懼。據說，李秀成退兵之後，鮑超率親兵一隊前往祁門大營拜見曾國藩。鮑超下馬，正打算行禮，曾國藩快步上前，與鮑超相擁抱，並說：“不想仍能與老弟見麵！”言已淚下，“不複能自持矣”。可見這次祁門被圍，在精神上對曾國藩打擊之重。
李秀成雖然走了，但太平軍仍有大批人馬留在皖南，尤其在占領徽州以後，太平軍隨時都有可能進攻祁門。所以，曾國藩下令鮑超留駐漁亭，張運蘭駐紮黟縣，以加強祁門大營的防衛力量。但是，由於皖南地形特殊，而在兵力對比上湘軍又處於劣勢，因而曾國藩仍沒有從根本上擺脫困境。
1860年12月中旬，太平軍兵馬三路再次向祁門發動進攻。東路破德清、婺源直趨祁門，西路破建德、鄱陽轉攻景德鎮，北路入洋棧嶺進逼黟縣。曾國藩四麵楚歌，再次陷於驚恐之中。他在家信中說：“自十一月來，奇險萬狀，風波迭起，文報不通者五日，餉道不通者二十餘日。”曾國藩用兵皖南，全靠江西之餉，徽州被太平軍攻占之後，浮梁、樂平、景德鎮一線成為祁門大營惟一的對外通道，一旦被太平軍攻占，就會文報不通，糧餉斷絕，立刻就會陷入困境。此次太平軍進攻祁門的諸路人馬中，西路軍人數最多，大約不下二萬人，主將為太平軍的驍將黃文金，成為對湘軍的最大威脅。因而，曾國藩急調鮑超趕赴景德鎮救援。可惜黃文金與鮑超、左宗棠軍激戰負傷，率軍退回皖南，使曾國藩得以很快恢複糧道，度過危機。
三次投水不死，半月建水師
武漢一克，鹹豐急於求成，拒絕曾國藩以兩湖為基礎，好好經營一下湖北進而取江西、安徽的穩紮穩打戰略，令曾國藩東下，從而導致曾國藩的又一次危機。
於是，曾國藩隻好一舉而下九江湖口，然後進攻太平軍重鎮石達開帥府所在地安慶。昔日湘軍勁旅，屢戰屢敗，曾國藩、塔齊布加上官文，他們的對手不過是翼王石達開麾下的前部將校守武昌的太平軍主將也不過是初露頭角的18歲的陳玉成；現在，曾國藩卻想登堂入室，揮師搦戰，跟太平軍的石達開一試身手，較量一番了。
可石達開仍不親自出陣，他用燕王秦日綱在田家鎮督師，以大將石鳳魁(石達開的兄弟)，地官副丞相黃再興為左右兩翼，沿江岸布防，檢點陳玉成為前路，守蘄州最前線。
從鹹豐舊年（1854）九月初九打到九月十九，陳玉成在蘄州損失三十幾條戰船，興國州、大冶城相繼失陷，湘軍一路攻來，但是他們的殘忍更令太平軍“神”人共憤；他們捉到俘虜，先把兩眼挖掉，然後淩遲，也就是千刀萬剮細割地處死。
二十九日，蘄州江麵大戰，陳玉成先勝。彭玉麟、楊載福等七營水師力戰不退，湘軍虎將四川人鮑超當時還是一名哨官，在這一戰中奮勇無比。太平軍勝而後敗，損失戰船一百十餘艘。這以後從十月初一打到初十，陳玉成勢不能敵，退回蘄州守城。與此同時，秦日綱在南岸半壁山苦戰塔齊布，也是先勝後敗，死傷數千，退回田家鎮去了。
國宗、韋俊、石鎮侖、韋以德奉翼王之命，匆匆自蕪湖趕來，會合秦日綱，反攻半壁山，但是湘軍精銳全出，羅澤南、塔齊布兩軍拚死抵住，石鎮侖、韋以德陣亡，太平軍又是一次大敗，陣亡千餘，溺斃數百，所有將士帶傷的十居八九。
十月十九日那一天，曾國藩到了田家鎮，他技癢，又來親自指揮。
二十五日展開前哨戰，湘軍水師李孟群攻小池口，羅大綱小敗。次日李孟群增兵三營，再戰，起先互有勝負，石達開從安慶遣一支軍來助陣，不援羅大綱，出擊小池口外清朝贛軍總兵多隆阿，把他的營盤全部燒毀，解了小池口之圍，使曾國藩又敗一仗。
石達開命秦日綱、羅大綱、韋俊、陳玉成等，在九江北岸集中兵力，因為他早已料定了湘軍必自北麵來攻。十一月初一，羅澤南、塔齊布、周鳳山分三路向黃梅殺來，太平軍也分三路迎敵，很可惜，湘軍士氣正旺，衝鋒搏殺，前仆後繼，太平軍又敗，折了三千多人，從河埔的營盤，也被摧毀了五座。
黃梅外圍一敗，湘軍翌日攻城，這一場戰事打得異常激烈，湘軍主將塔齊布受傷，守備王映珍陣亡，打到最後，湘軍越戰越勇，秦日綱等不支，棄城退守安徽的宿鬆和太湖。這算是曾國藩編練湘軍，親臨指揮，屢敗之餘惟一所獲的一次小勝。
十二日至十四日，湘軍攻烏魚壩，羅大綱、賴桂英渡江向東南退湖口，九江之北全無太平軍蹤跡。曾國藩耀武揚威，乘坐統帥座船，直駛九江城外，他要揮兵下九江了。
隨後，湘軍水師肅清九江江麵的太平軍。十八日敗太平軍舟師於江口，將九江、湖口間太平軍的營房一掃而光。同日塔齊布自十五日攻克的小池口渡江，大軍直抵九江南門外，連營百裏，旌旗蔽空，湘軍水陸兩師全部到齊，曾國藩還怕兵力不夠，又調湘、鄂、皖三省的部分部隊，都投在九江外圍陣線。
石達開將安徽防務交給部將陳宗勝、周勝坤，翼王駕臨湖口，不遑休息，立遣湖口守軍檢點何朝元、黃文金向南進攻吳城鎮，駐守的贛軍總兵趙如勝不知兵從何來，措手不及，被太平軍奪去並焚毀戰船一百餘號，大炮七百餘尊，趙如勝敗走南昌。曾國藩萬萬料不到石達開會有這一招，一舉解除九江南麵的威脅，並且使屢屢敗陣的太平軍，精神一振，士氣恢複。
先聲奪人的石達開，從容部署。他用羅大綱守梅花州，林啟榮守九江城，以東岸縣城為大營，督飭水陸兩師嚴密布防；又於湖口內紮了大小木牌各一座，東岸築土城，西岸築木城，營外廣布木樁、竹簽，厚達十餘丈，然後再沿城掘壕數重，埋沒地雷，上用巨木縱橫為架，卻是遍設鐵蒺藜，所有防務工事，太平軍傾城而出，一日之內便告完成。翌晨曾國藩又坐官船前來窺探，直驚得他目瞪口呆，石達開似有神助，他竟能在一日間將這座陷於重圍的九江城，變成了金城湯池，銅牆鐵壁一般！
二十七日，曾國藩使李孟群出戰，舟師駛至湖口城邊，立被太平軍船擊退。從這夜起，石達開再施心理作戰，他命陸師分為兩班，徹夜燃放火毯火箭，大聲鼓噪，把乘勝而來，銳不可當的湘軍，銳氣盡墮，每天夜晚都不能安枕入眠。
大軍雲集，雖然將士驚怯，曾國藩硬起頭皮，也得鼓勇進攻，十二月初六，他令胡林翼、羅澤南的陸師分路進攻梅花洲，被羅大綱殺得大敗而逃。次日，又被羅大綱乘勝利餘威，出壘殺了一陣。初十，湘軍再度猛犯，羅大綱越戰越勇，湘軍再敗。
十二日胡林翼、羅澤南、彭玉麟、李孟群合兵一處，並力猛攻梅花洲，曾國藩心生一計，命水師一百二十餘號，精兵兩千餘人，盡除鄱陽湖口障礙，衝入湖內。翼王哈哈大笑，因為湖口障礙的如此容易清除，正是他的誘兵妙策。當時隻聽一陣鑼響，湖口兩側太平軍工兵齊出，飛速設卡築壘，斷了這大隊水師的歸路，使實力雄厚、所向披靡的湘軍水師，在湖裏湖外，被斬為兩段。
妙在石達開困住了湘軍水師，而不去攻打他們。當夜，石達開命梅花洲的羅大綱，盡起舴艋小舟，突擊湖口彭玉麟、李孟群的水師，黑暗中彭、李不知來船多少，心摧膽戰，被太平軍斬了都司史久立，焚掉大船九號，小船三十餘艘、李孟群、彭玉麟開船便走，一路痛遭太平軍小船襲擊，這兩員水師大將，差一點兒送了性命。
李孟群、彭玉麟率領殘餘船隻，逃到上遊，另一半水師還困在鄱陽湖裏，左衝右突，逃不出來。曾國藩急得徹夜不眠，澆艙旁皇，他辛苦經營多年，視為百戰百勝無上法寶的水師，被石達開略施小計，一次襲擊，損失了一半有餘。
不久，石達開揮師反攻破敵。半夜三更，無星無月，他使林啟榮自九江，羅大綱由小池口，兩麵進攻，也是隻用了一百多艘小船，突擊湘軍水師，銜枚疾進，金鼓一鳴，待駛近湘軍水寨，火彈噴筒齊發，滿江密布火網，曾國藩麾下的戰船，紛紛起火燃燒，一隊舢板，直撲曾國藩的“坐駕船”——旗艦，黑夜之中，遠近不辨，嚇得曾國藩衣冠不整，跳入江中，被護衛救上小舟，倉皇逃到陸上，投奔羅澤南的大營而去。
他“旗艦”上的管駕官、監印典吏、兩名把總、無數衛士全部被殺，水師全潰，將士四散奔逃，湘軍的文卷冊讀，糧台銀兩，盡入太平軍之手，是役湘軍水師一百多號戰船被燒得精光。曾國藩在羅澤南的營裏，目睹水師覆滅，船沉勇潰，他實在是活不下去了，憤不欲生，又一次赴水求死，幸為羅澤南、劉蓉竭力拉住。
曾國藩的這一次慘敗，使聲譽鵲起的湘軍，水師盡滅，陸營戰誌全墮。曾國藩自殺不死，黯然逃到南昌，受盡天下的冷諷熱嘲，奚落訕笑，他自己也說：“乙卯（鹹豐五年）九江敗後，赧顏走入江西……丙辰（六年），被困南昌，官紳人人目笑存之。”
湘軍與太平軍的爭奪，關鍵在於長江的控製權。因此曾國藩花費了大量心血經營湘軍的水師，並根據太平軍水師的弱點，將湘軍水師設計為大小船配合，有點類似現代海軍的航空母艦作戰序列的布置，從而具有明顯的戰術優勢。出省與太平軍作戰，水師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曾國藩因此十分依賴水師，自己也隨水師行動。
鹹豐四年十二月，曾國藩利用鄱陽湖的地形特征，將湘軍水師分為湖內和長江兩部，湖內為靈活的小船，長江為笨重的大船。
失去小船保護的大船，成為太平軍攻擊的靶子，損失嚴重。從戰術的角度，大小船分離之後，湘軍水師的戰鬥力已經明顯下降，有軍事素養的人都應當理解這一點。曾國藩太看重水師，明知這種情況，仍然堅持隨水師行動，犯了明顯的戰術錯誤。
十二日水師大敗之後，當天晚上，太平軍就利用小劃子對湘軍水師的戰船開始了有計劃的襲擊，湘軍水師再次遭受嚴重損失；次日晚上，又遭襲擊，曾國藩不得不退回九江。
麵對太平軍利用小劃子襲擊湘軍笨重的戰船，曾國藩沒有想到合適的應對措施，僅僅是調來了楊載福，以為楊載福可以搞定一切。事實上，生病的楊載福直接接手剛剛潰敗的湘軍水師，很難及時安排合理的防止襲擊的措施。
二十五日晚，太平軍又利用小劃子襲擊湘軍的水師，並圍攻曾國藩的座船，並繳獲其座船。曾國藩投水自殺，僥幸被人救起。在岸上，眼睜睜地看著自己苦心經營的水師徹底被毀，痛不欲生，準備策馬赴敵而死，被大家攔住。
事實上，湘軍水師被分離之後，水師就是挨打的靶子。沒有戰術觀念的曾國藩將自己放在活動的靶子上麵，不自殺才怪呢。
戰術的失敗往往是不可挽回的，曾國藩這一次的戰術失敗同樣沒有辦法挽回，其實也沒有必要挽回，他不可能派人去搶回被太平軍奪走的帥船。曾國藩隻能是重振湘軍，以圖將來，反敗為勝。
戰場的變化是迅速的，太平軍在湖口大敗湘軍之後，乘勝進軍湖北，反攻武漢。曾國藩為了收拾殘局，就派胡林翼回援武漢。
巡撫陶恩培一直看不上湘軍，甚至上書鹹豐“罷遣湘軍”。胡林翼又使出了湘軍的慣用伎倆，坐視太平軍攻克武昌，陶恩培兵敗自殺，鏟除了湘軍的一個競爭對手。
武昌回到太平軍手中之後，鹹豐不得不依靠胡林翼反攻武昌，胡林翼借機在湖北占穩了腳跟。這對於湘軍十分關鍵，是湘軍曆史上最重要的轉折點之一，改變了湘軍一直沒有地方實權的被動局麵。
首先，湖北在整個戰局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湖南是湘軍的根基，湖北是湖南的屏障，又可以支持江西的曾國藩，胡林翼坐鎮湖北，鞏固了湘軍的根據地。
其次，曾國藩孤軍深入江西，被隔斷在長江下遊，如果湖北被太平軍控製，曾國藩隻有死路一條。湖北由湘軍自己控製，為曾國藩起死回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第三，胡林翼出任湖北巡撫，代表了湘軍開始掌握地方實權。湘軍在此基礎止，聯合扳倒了湘軍發展的絆腳石——湖廣總督楊霈，顯示了湘軍在政治上也日益壯大。
湖口之戰，石達開指揮太平軍把湘軍的水師分隔成為兩個部分，鄱陽湖內僅僅剩下120條小船和2000名水勇，不但不能衝出湖口與外江的水師彙合，連生存都發生了問題，曾國藩必須重新建立水師。
既然進入了江西，曾國藩就決定好好在江西經營，因為江西是滿清和太平天國爭奪的戰略地區，是攻守易位的分界線。
曾國藩動作真得很快，湖口失敗之後的一個月，也就是距離投水自殺僅僅半個月，就開始了湘軍水師重建的工作，回鄉募勇的募勇，造火藥的造火藥，造船的造船，並調彭玉麟統帥內湖水師。
到了三月份，曾國藩成功地將湘軍恢複了元氣。
決策失誤推責勿認
曾國藩將自己的老巢放在險地——祁門，以致數度被困。曾國藩自己將兵的時候老犯低級錯誤。
滿清對曾國藩既使用又製約，曾國藩是既保存實力圖發展，也得應付滿清。湘軍圍攻安慶的時候，曾國藩過多地考慮了政治因素，將大營設在軍事上的險地——祁門。戰場上所有的錯誤都將付出沉重的代價，曾國藩從進入祁門之後，就沒有塌實過，甚至寫下遺囑，隨時準備自殺。
鹹豐十年（1860），湘軍在圍攻安慶的時候，曾國藩作出了進駐祁門的決定。祁門是一座小縣城，位於浙贛邊界。這裏交通閉塞，也非兵家必爭之地。曾國藩為什麼單單選擇將湘軍的總部設在這裏呢？
曾國藩選擇這裏，完全是因為政治上的原因。曾國藩作為兩江總督，必須負責兩江的防務。駐守在祁門，可以對蘇州、常州作出援助的姿態，以應對鹹豐皇帝和江南的士紳；同時也有利於湘軍圖謀皖南的戰略目標。
李秀成卻率領第二次西征的南路大軍進入皖南，這又使曾國藩再次陷入險境。
李秀成此次西征的目的是招兵，而不是救安慶。因此，沿途有利於解除安慶之圍的戰役，他都沒有去開辟。1860年11月30日，李秀成擊敗了張運蘭，部將劉官芳所率大軍攻入安徽黔縣羊棧嶺，離曾國藩的祁門大營僅60裏，而李世賢部則從東麵逼近祁門，黃文金部也紮在祁門西。
曾國藩的祁門大營，實際上已處於太平軍的包圍之中。當時，曾國藩的身邊隻有3000官兵，駐紮在休寧的張運蘭被李秀成打敗之後，處境也是岌岌可危，此時已處於無暇旁顧的境地。曾國藩隻好調鮑超前來援助。曾國藩在家信中，描述了此一窘境：“十九日未刻，石棣之賊，破羊棧嶺而入，新嶺、桐林嶺同時被破，張軍前後受敵，全局大震，比之徽州之失，更有甚焉。”曾國藩覺得此次祁門被圍，凶多吉少，事先便寫好了遺囑。祁門大營的各色幕僚也無可奈何，他們心慌意亂，紛紛有撤退的意思，幕僚歐陽兆雄曾描繪說：“（湘軍）至徽一戰大敗，葉小鶴副將陣亡。文正駐休寧城，羞忿不肯回答，已書遺囑，部署後事，軍中皇皇，莫知為計。”
曾國藩見人心渙散，強留必定事得其反，於是聲稱願走者大營發給路費，度過難關仍可回來。盡管幕僚門個個心驚膽顫，但卻不願背上不仁不義的名號，隻好提心吊膽地留了下來。但是，曾國藩不過虛驚一場，李秀成隻是借道羊棧嶺，當李秀成在休寧柏莊嶺與鮑超、張運蘭接戰失利以後，便匆匆撤兵，並非想進攻曾國藩的祁門大營。
李秀成雖然離開了祁門，曾國藩也深感憂慮，他擔心李秀成會從建昌去攻打樟樹、瑞州、臨州，“偽忠王一股，若從建昌直搗樟樹、瑞、臨，則江西固將糜爛，兩湖亦為震動，安慶之圍，且不攻自解”。但李秀成卻到常山、江山安穩地過年去了。一直到鹹豐十一年（1861）三月，已是會剿武漢的時間了，他仍停留在吉安一帶。
李秀成雖然離開了祁門，但太平軍仍有人馬停留在皖南，太平軍占領徽州，隨時還有進攻徽州的可能。所以，曾國藩命令鮑超仍然駐紮漁亭，張運蘭駐紮黟縣，來加強祁門大營的防衛，但一時間曾國藩卻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在兵力上的劣勢。
十一月十七日，劉官芳、古隆賢和賴文鴻等又統率大軍分三路突攻羊棧嶺、桐林二嶺，祁門大營再次陷入險境，“文報不通者五日，餉道不通者二十餘日”。自曾國藩進駐祁門，大軍的餉源全靠江西。徽州被太平軍攻占以後，浮梁、樂平、景德鎮便成為祁門大營的生命線，而此次進攻祁門的三路太平大軍中，西路人馬最多，楊輔清協助黃文金一起作戰，占領了建德，切斷了祁門大營與安慶的聯係。黃文金又繼續西進，占領了江西彭澤，進而又攻克了浮梁，湘軍的糧道受到了威脅。多虧鮑超、左宗棠合力與黃文金大戰，才奪回了彭澤、浮梁，黃文金退至皖南。祁門大營再次渡過了危機。
太平軍黃文金部剛剛退至皖南，李世賢、劉官芳又開始了對祁門的包抄。1861年3月9日，李世賢由休寧進占江西婺源，企圖切斷祁門湘軍的贛北餉道，劉官芳則開始進攻櫸概根嶺、禾戍嶺、曆口等地，曆口是祁門大營出入的通道，距曾國藩大營僅20裏。曾國藩再次陷入險境，急派朱品隆前去支援。劉官芳聞湘軍援兵至，也不敢戀戰，急急解圍而去。但是，李世賢對贛北卻發動了一場猛攻，祁門大營則麵臨著更大的困境。
李世賢發動了對景德鎮的猛攻，四麵出擊，來勢凶猛，擊斃了守將陳大富，攻克了景德鎮，左宗棠隻好暫時撤兵樂平。景德鎮失守，祁門大營的對外通道完全被切斷，陷於絕境。
這時，曾國藩率9000餘人，由祁門進駐休寧，企圖攻占徽州府城，希望能打開一條通往浙江的餉道，他在家信中寫道：“景德既失，祁、黟、休三縣之米糧之路接濟已斷。若能打開徽州，尚可通浙江米糧之路，若不能打開徽州，則四麵圍困，軍心必渙，殊恐難支。”
由此可見，進攻徽州的勝敗關係到祁門的生死存亡。曾國藩命張運蘭、婁雲慶、楊鎮魁、唐義訓、沈寶成和朱聲隆等率領湘軍進攻徽州府城，結果被擊退。一個夜晚，太平軍突然發動了襲擊，他們衝出城門，“由西路包抄而來，焚村劫營”，湘軍全線崩潰，22營中有8營被打散，曾國藩隻好再次退回祁門。此時的曾國藩極度悲觀，再次寫好了遺囑，準備了後事，“目下值局勢萬緊之際，四麵梗塞，接濟已斷，如此一挫，軍心尤大震動，所盼望者左軍能破景德鎮、樂平之賊，鮑軍能從湖口迅速來援，事或略有轉機。否則，不堪設想矣”。回顧自己的戎馬生涯，曾國藩感到自己並不適合於做軍事統帥：
“行軍本非餘所長，兵貴奇而餘太平，兵貴詐而餘太直，豈能作此滔天之賊？即前雖屢有克捷，已為僥幸，出於非望矣。爾等長大之後，切不可涉曆兵間，此事難於見功，易於造孽，尤易於貽萬世口實。餘久處行聞，日日如坐針氈，所差不負吾心，不負所學者，未嚐須臾忘愛民之意耳。近來閱曆愈多，深諳督師之苦。爾曹惟當一意讀書，不可從軍，亦不可作官。”
曾國藩心灰意懶，達到頂點。恰在此時，左宗棠力出樂平，率軍與李世賢苦戰數日，終將其打敗，李世賢遂棄景德鎮東，向浙東撤去。
太平軍敗退以後，曾國藩不再貪戀祁門，於四月初將大營移駐東流。東流在安慶正南80裏，在長江的東側，對岸是望江縣。駐紮東流，不僅可以與水師呼應，同時可以不必像祁門大營那樣，派兵宿守。鮑超所部再次成為機動部隊，支援各方。
曾國藩進至祁門以來，從沒有輕鬆過，險象環生，危機四伏。所以，他在床前始終掛一把寶劍，隨時準備，敗即自刎。
戰爭進入中期，湘軍的勢力逐漸增加，太平天國由於內訌，實力遭受很大的損失，雙方的實力十分接近，也就進入了戰爭的相持階段，在廣闊的戰場上成拉鋸狀和膠著狀。
在這種情況下，曾國藩主要考慮政治因素，選擇祁門作為湘軍的大營，但從軍事的角度，祁門既是太平軍進攻的必經之路，湘軍主力軍隊又不能及時呼應曾國藩，導致祁門大營幾次陷入困境。事後，曾國藩也不得不承認，自己實際上真的不會打仗，勝利的確是僥幸的結果。
祁門本身是一個交通不便的小縣城，地形總體呈盆地狀。本身幾乎沒有辦法進行有效的防禦，隻能依靠防禦祁門外圍的幾個城市達到防禦祁門的目的。
這樣，湘軍的防禦範圍增加很多。在兵力有限的情況下，分兵布防，導致處處防禦，處處是漏洞的被動局麵，同時也沒有足夠的機動軍隊來支持固定防守的軍隊。曾國藩進入祁門，不得不處於糟糕的戰略和戰術守勢。
祁門幾度被圍，太平軍往往可以輕易攻破祁門的外圍防禦城市，直接威脅曾國藩的祁門大營，甚至太平軍路過祁門，曾國藩就不得不作好自殺的準備。
從戰術的角度，曾國藩進駐祁門，絕對是一個低級的錯誤。
由於祁門大營與湘軍的其他主力軍隊相距甚遠，同時戰場處於膠著狀態，曾國藩事實上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
因此，他不得不主要依靠祁門大營的軍隊自保，但四處分兵布防的結果，卻往往沒有兵力可以調動，甚至不得不動用親兵衛隊直接作戰。
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內，祁門幾度被圍。由於湘軍主帥被圍，其他將領必然過來援救曾國藩。能夠直接援救曾國藩的往往是湘軍的機動部隊，或者從其他戰場抽調的部隊。在膠著狀態下，機動部隊是戰場上最寶貴的資源，因為機動部隊投入勢均力敵的戰場，立即會改變雙方力量的對比。
曾國藩為湘軍準備了一個陷阱，牢牢地套住了湘軍的機動部隊。這或許就是太平軍老是襲擊祁門，但卻不直接進攻的真實原因，往往離祁門大營20裏，湘軍援軍一到就主動撤退。
曾國藩的祁門大營，成了太平軍圍魏救趙策略中最合適，也最常用的“魏國”。事實上，這一段時期，湘軍在戰略上處於完全被動的地位。
曾國藩也算是命大福大的人了，被困祁門而不死，主要有兩個原因。
從太平軍的角度，當時的湘軍盡管獲得了不少的軍事勝利，但仍然被看作地方武裝的團練。江南大營的綠營兵人數眾多，又直接威脅天京，因此成為太平軍最直接的敵人。
因此，太平軍並沒有將曾國藩作為最直接和最具威脅的對手。這是太平軍幾次圍攻祁門，但都沒有置曾國藩於死地的重要原因。
同時，祁門從軍事的角度，並不是軍事上的戰略要地。太平軍既然沒有將曾國藩作為影響戰局的關鍵因素，僅僅從軍事的角度，當然也沒有必要花費重大的代價謀求了。
曾國藩的湘軍的確還是很有戰鬥力，祁門幾度被圍，還都保全了祁門大營。從太平軍的角度來說，並不想徹底打掉曾國藩的祁門大營，因此遇到湘軍十分頑強的抵抗，在達到目的的情況下，也就不會戀戰了。
如果湘軍沒有足夠的戰鬥力，曾國藩的祁門大營是肯定守不住的，曾國藩本人恐怕也隻有死路一條。
曾國藩還算是知錯就改，祁門解困之後，自我批評一番之後，老老實實地撤離了祁門，亡羊補牢，為時還不算晚。
自強求新增實力
曾國藩生活在清王朝國勢日漸衰微、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民族危機不斷加深、外國列強交相侵迫的時代。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初登仕途的曾國藩就已認為清政府簽訂的《南京條約》是以大事小，違背自然規律的下下策。曾國藩預感到了時代變更的狂風暴雨已經來到了，他以一個知識分子特有的銳敏看透了腐敗透頂的清朝八旗，綠營已無力維護清廷的統治，無論是漢學還是宋學都無法解決社會所麵臨的危機，現實迫使曾國藩從理學、漢學舊紙堆裏走出來，重新尋找挽救危局頹勢的出路。首先是建立新軍。1851年他上疏提出裁兵、節餉、加強訓練等，並指出：“醫生治療那些病情沉重的皰癰患者必須要剜掉其腐爛的肌肉，以利於新肉生長……”1853年曾國藩創建湘軍，創建之始他就注意到新式武器在戰爭中的重要作用，陸師每營一半以上兵勇配備抬槍、小槍，還有兩個劈山炮隊，火器裝備優於綠營兵；購買大炮裝備水師，其水師擁有洋炮千尊以上。其次是師夷長技，引進外國的先進科學技術。盡管曾國藩從戎之初即比較重視用先進的武器裝備軍隊，但從本質上來說，深受理學思想影響的曾國藩，在人與武器的關係上，更依托於人。他說：火炮和輪船雖然先進，但軍隊的勝敗取決於人而不取決於先進的武器。經曆了兩次鴉片戰爭所引起的思想震蕩，目睹了船堅炮利的威武，蒙受了割地賠款的屈辱，加上與太平軍的屢次交手，使曾國藩深刻認識到科學技術的重要，取勝的關鍵在於武器的精良，寶劍長矛不鋒利，就不能斬斷東西，鳥的羽毛不豐滿就不能展翅高飛。大清朝要想重溫“天朝上國”的舊夢，就必須“師夷長技”，“自立自強”。曾國藩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剛結束，就上折提出：“此次款議雖成，中國豈可一日而忘備……目前資夷力以助剿濟運，得舒一時之憂；將來師夷智以造炮製船，尤可期永遠之利”的主張，並認為總理事務衙門奏請購買外國洋船洋炮的要求是“今日救時之第一要務”，他還說：“輪船的迅疾，洋炮射程的遙遠，被英法兩國炫耀為獨有的東西，而我們中國卻對這種我們極少見的事物感到吃驚。我們若能陸續購買這些輪船火炮，據為己有，那麼在我們中國就會對它司空見慣而不致於驚訝，相反英法也會逐漸喪失它的倚仗。買回來之後，招募那些精思靈巧之士，機智乖巧之人，開始慢慢地操練演習，然後嚐試製造，不出一、二年，火輪船一定成為中外官民通行時的必備之物，同時可以用來剿滅太平軍，為鞏固國家的長遠戰略服務。”如果說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曾國藩還是一個手無半點實權的小翰林，那麼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曾國藩已不僅是幾十萬湘軍的統帥，署理兩江總督軍政實權，而且是權綰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的封疆大吏，他已經有能力親自付諸實施“師夷之長技”了……
一是師夷智以造船製炮。
兩次鴉片戰爭之後，曾國藩認為，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炮彈，學造輪舟等具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長，我皆有之，順則德有其具，逆則報怨亦有其具。否則，與洋人是沒有道理可講的。安慶軍械所成立之始，曾國藩便全力以赴的搜羅人材，製造中國人自己的輪船火器。徐壽、華衡芳、吳嘉廉、龔雲堂、徐建寅等專家和技術人員紜集安慶，製造火器彈藥，創造了中國第一台蒸氣機和第一艘木殼輪船，打響了洋務運動的第一炮。當第一艘木殼輪船下水試航之時，曾國藩除了欣喜之餘，感到“行駛遲鈍，不甚得法”，意識到了手工造器的落後，決心尋找造器之器，他與留美的容閎一拍即合，派其赴美購買先進的機器設備。容閎不負所望，於同治四年（1865）把所購機器運抵上海。這些機器更加速了我國軍事工業的發展速度，縮短了與世界先進水平的距離。
二是翻譯介紹西學知識。
在“師夷長技”的過程中，曾國藩認識到了科學理論知識的重要性，他針對國人在文化上的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狀態指出：“翻譯是製造船炮的基礎，洋人造機器源於數學，其中奧妙都有圖表說明，隻是中文、英文意義差別甚遠。因而雖每天熟悉這些機器，但終究不明白如何製造。曾國藩先後在江南製造局設立了翻澤館、印書處，聘請外籍人士與李善蘭、華衡芳等合作，至清末，計譯印西書159種、1075卷，其量之大占當時全國譯書之半。這些書不僅在傳播科學文化知識、培養科技人才上功不可沒，而且對我國近代思想界也產生了深刻影響。
三是選派優秀學童去美國留學。
“學齊語者，須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既要西學，那麼自然以親赴國外學習為最直接、最便捷的途徑。在丁日昌的推薦下，曾國藩奏派江南製造局上海方言館總辦陳蘭彬、容閎為正副監督，詳細製定《 挑選幼童前赴泰西肄業章程 》，物色國內聰穎之幼童，分批送往美國進行學習，盡管由於頑固勢力的阻撓，出外留學的幼童被中途撤回，但他們出國後本著“各習一藝”的要求，各有所長。除了著名的鐵路專家詹天佑外，在派出的120名學生中，有近百名學生回國後在鐵路、電信、外交、翻譯、海軍、海關、教學、醫務等方麵作出了貢獻，對中國近代化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幼童出洋留學，正如曾國藩所說：“固屬中華創始之舉，抑亦古來未有之事”，是收“遠大之效”的好事。這一舉措，既反映了洋務運動發展的客觀需要，也反映了曾國藩等思想家目光的銳敏。
曾國藩是同治年間、開展“師夷之長”、倡導自強運動的主要發起者。凡製船造炮、翻譯西書、派遣學生留學等各項事業，無一不是依仗著他的支持和指導，才賴以前進發展的。這一自救活動給晚清的社會注入了新的內容。
亂世行重典，讀書人變成“曾剃頭”
鹹豐初年，社會動蕩不安，全國各地的反清活動此起彼伏，搶掠肆裏，殺焚官署的事變層出不窮。麵對如此局麵，朝廷與地方政府已經束手無策，時勢出英才，曾國藩便被推上曆史舞台，肩負起挽救清廷江山的使命。
曾國藩回鄉辦團練，大力懲肅地方社會治安；於其成效顯著之餘，又招來多方非議。曾國藩辦團練，要依重土豪劣紳，這些人平時橫行鄉裏，組起團練後更是擅行生殺之權。曾國藩在《致徐王山太守書》中寫道：
鄙意以為宜大加懲創，擇其殘害鄉裏者，重則處以斬嫋，輕亦立斃杖下……
凡被他認為是殘害鄉裏者，一律處死。曾國藩人格中的多麵性，至此已充分體現出來。他待人處世以儒家的“仁愛”為本，謙恭有加。而一經理事辦案，則極力倡導法家的“嚴刑峻法”，有過之無不及。人類社會，本來就有情、理之分。情為私己之事，為人性之屬，理為公眾之事，為社會之屬。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人即有自我的屬性，又有社會的屬性。對前者待以仁愛，人性得以升華，對後者施以法治，事理得以昌明。曾國藩處身治事的態度經緯分明，正是他建功立業的基礎。
曾國藩看不慣地方官員怠惰的辦事作風，認為世風的敗壞與官府的寬容姑息有關，為扭轉局勢，他一方麵大開殺戒，將緝獲的“亂黨”“盜匪”一概格殺勿論，先斬後奏，一麵上奏朝廷，大力參劾各色敗吏，言辭彌堅。湖南境內，一片蕭殺之氣，亂匪自然少了許多，謾言卻多了起來。曾國藩並沒有畏葸不前，他似乎非常清楚，在非常時期，必須采用非常手段，所謂“矯枉，過正”是也。在古代聖賢中，老子的思想最近天機，最為辯證，最切根本，可謂諸續之端。常說曾國藩善舉眾家之長，僅是就其言行而論，如探其綜理，似與老莊思想最相帖服。
曾國藩執法“壹意殘忍”，深受世人抨擊，名聲重創，負上了“曾剃頭”的諢號。不過，朝廷見他肯為本朝賣命，權且把他當做以漢治漢的工具。不斷托以重任，其他人也就無可奈何。於是或避之如疾，或趨之若鶩，盡顯各自本色。曾國藩在家書中曾對弟弟談起自己的看法：
吏治最忌諱的，是不分青紅皂白，讓有德性的人寒心，不賢能的人無所畏懼。如果犯了這樣的過失，那麼百病叢生，將不可救藥。
接著他舉了實例：
近日來聖上對他有些冷淡了，如果更是事事遷就，那麼這些人更加放肆，我近日對待屬下改變了不明事理的作法。馬上派人到三省密秘查尋，也隻是革去那些不稱職的人。
曾國藩務政雖以法家思想為佐，但並不完全拘泥其中。與愚腐之輩不同的地方，他善於因人因事製宜，於遵循封建綱紀的大前提下，多有創建之舉；體現出處事不亂，敢做敢為的風格。
先秦法家韓非認為，仁政或暴政都於國不利，“仁暴者，皆亡國者也”。他又說：“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什麼是法，他解釋道：“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裁焉。夫搖鏡則不得為明，搖衡則不得為正，法之謂也。”他主張立法應以老百姓的理解能力和實踐能力為憑據。“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為令，盡民不盡察；賢者然後能行之，不可以為法，盡民不盡賢。”
法家的主張雖然有道理，但終未能昌行天下，其中原因自會讓人回味無窮。中國號稱有五千年曆史，可是始終沒有形成可以世代相承的法典。當朝皇帝的聖諭便是國家的最高法令。可皇帝也常犯普通人的毛病，出爾反爾，言不由衷，這便給官宦們留下了擅權越職的縫隙。普通老百姓，要麼因循陳規陋習做出無奈狀，要麼不安現狀，鋌而走險，最終落個匪寇之名，遺臭鄉裏。遇上賢明的皇帝，則會出現國泰民安之象，遇上昏庸的皇帝，民不聊生，國破家亡更是常有的事情。國家的安危僅係於一人之言，如此政體，即使偶爾出現“中興之治”，也決難長盛不衰。民疲憊於不善，國老衰於多事，浩浩幾千年，除了一堆腐氣衝天的“文化遺產”，似無他物可作談資。傳統文化與專製政體相互益彰，最終還是把中國帶進了不可逾越的死胡同。
法家雖然倡導法治，但也實屬媚皇之舉，是站在皇權的立場上說話，並沒有製定出具體的法規。皇上身為天子，為所欲為慣了，體會不到法規之重要。由中國傳統文化滋生出來的官宦階層，以投機奉迎巧取豪奪為能事。更不願奉公守法，因而法治實與中國傳統文化相抵觸，沒有滋生土壤。盡查中國曆代施行變法者，他們雖然不圖私己之利，誌在圖強民富，但有幾人能完其身首而終者，據台灣學者李輝稱從古至今僅有二人。
曾國藩執政，其實也無法可循，他所憑據的，一是對皇上忠孝的“良知”，一是緣自其學養的直覺。他認為隻要可以維護傳統文化，可以挽救朝廷的江山，怎樣有效就怎樣做。平心而論，他確實做出了一些成效，使氣數將盡的清王朝又苟延了數十年。他的作為是功是過不能簡單定論，但就其才具而言，實為堪用之人。閑來有人說道，曾國藩是稀有棟梁之材，要是他處在20世紀初葉，頭腦裏裝備上孫中山的革命思想，中國斷然不會出現軍閥割據的局麵，蔣介石也很難把辛亥革命的果實劫為己有。蔣介石如果聽到這番話，難免要冒一身冷汗，慶幸不曾和曾老爺子打上照麵，卻不知孫中山聽了這番話，將會作何感想。說這番話的先生真會貽笑大方。
曾國藩的思想，淵源於中國傳統文化，他在打理實務方麵雖然沒有墨守成規，但他做人的宗旨始終未能擺脫傳統文化的局限，他最終不過是一個傳統的封建士大夫，他在中國曆史上的作用，當然也不能和民族革命家們相比。
大度戒怒，剛容結合
曾國藩十分崇尚做人所具備的那種不服輸的“倔強”之氣。1860年，曾國藩兵困祁門。當時安徽南北十室九空，從金陵到徽州八百餘裏，遍地都是太平軍，沒有哪一天沒有戰鬥。徽州剛失陷時，休、祁一帶的兵將大為震驚。有的人勸曾國藩將軍營移到別的地方，他說：“我初次進兵，遇到危險就退卻，以後的事情怎麼辦呢？我離開這裏一步，就沒有死的地方了。”這是何等的倔強！敵軍到後，四麵圍攻。他親筆寫下遺囑，營帳上懸掛佩刀，從容布置迎敵，沒有改變平常的態度。死守了二十來天後，征召鮑超一起大戰一場，將敵軍驅趕到嶺外。他的幕僚曾總結說：正規的軍隊十餘年也沒有滅掉太平軍，曾國藩領軍四年，就依次予以蕩平，都是因為祁門剛開始時的倔強和不膽怯，才能夠使敵軍膽寒而振作士氣。這雖有誇大的一麵，但也反映出曾國藩性格中不服輸的倔強個性。
當曾國藩發現自己的家人子弟具有這種長處時，便會不失時機地予以鼓勵。
1863~1864年，是湘軍與太平軍相持至為艱難的時期。此時，意誌稍有鬆懈就可能功虧一簣。因此，這兩年曾國藩寫給率軍圍困天京的弟弟曾國荃的信中多有以倔強相勉勵的內容。這期間，甚至曾國藩一度也有撤天京之圍的打算，但後來，曾國藩經過對天京城外湘軍各營的攻守情況的親自視察後，決定繼續圍攻，並以倔強之氣期許弟弟。在同治二年（1863）正月的信中說：
至於倔強二字，卻不能少。建功業寫文章都離不開倔強，否則柔靡二字一沾，則一事無成。孟子所講的至剛，孔子所講的貞固，都要靠倔強養成。我們兄弟繼承母親的性格頗多，好處也正在倔強。如果能製住怒氣以保養身體，保持倔強以砥勵誌向，就會前途無量。
不難看出，曾國藩這裏所指的“倔強”乃是“剛強”之意。曾國藩曾以詩歌的形式勉勵他的好友馮樹堂等做人要有這種倔強。其詩首四句寫道：
卻笑群兒薄心膽，瑟縮啾唧良足哀。
丈夫守身要倔強，雖有艱厄無愁猜。
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率軍圍攻天京的弟弟曾國荃在經過了長期的撐持和苦戰後，終於攻下了天京，曾國藩深感這是靠曾家的一種倔強之氣而取得的成功，於是他馬上寫信給曾國荃，他說：
凡事非氣不舉，非剛不濟，即修身養家，亦須以倔強為本。“難禁風浪”四字條幅已完好歸還，我很高興。古來豪傑皆以這四個字為大禁戒。我們家祖父教人，也以懦弱無剛四字當做最大的羞恥。因此男兒立身行事，必須有倔強的大丈夫氣概，幾萬人被困於城下，士氣最容易消沉，弟能鼓舞起數萬人的剛氣而長久不使它消沉下去，這正是你比別人高明之處，更應當在這些地方下功夫。
在曾國藩看來，倔強也是一種陽剛之氣。因此，他在為人處世中，又十分崇尚剛直，認為漢代的樊噲就是充滿了剛直之氣的大丈夫。他指出：漢初功臣，隻有樊噲氣質粗魯，不能與諸賢並論。因而，淮陰侯韓信羞與為伍。然吾觀其人，有不可及者二。劉邦初入鹹陽，見秦朝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打算留居下來。而樊噲輒諫曰：“此乃奢麗之物，是秦之所以亡天下的所在。願大王急還壩上，無留宮中。”這是第一件事。高祖病臥禁中，群臣無得人。樊噲獨排闥直入諫之。以昔何其勇，今何其憊。他還援引趙高之事以為鑒。這是第二件事，做這兩件事情，也不愧大丈夫之所為。蓋人稟陽剛之氣最厚者，其達到事理必有不可掩之偉論，其見於儀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風。未有無陽剛之氣而能大有立於世者。有誌之君子，應該自覺培養這種陽剛之氣。
倔強，就需要一種強勉的精神。曾國藩在信中教導弟弟說：自古以來的帝王將相，沒有一個人不是從自強自立做出來的。就是聖人、賢者，也各有自強自立的道路。所以能夠獨立而不懼怕，確立而堅韌不拔。
但是，曾國藩又把倔強之氣控製在正氣上，否則就是瞞憨，即不顧後果的意氣用事。因此，真正的倔強應當是在有所畏懼、有所謹慎中的“倔強”。他在同治二年（1863）九月十一日寫給曾國荃的信中說：往年的倔強，未免是太意氣用事、太不實在了。近幾年在對“畏慎”二字的深思中培養出一種剛氣來，可惜的是有時堅持有時放棄，都沒有真正做到。但是我自信這六年的功夫，比鹹豐七年以前已經是大有長進了。不知道兄弟你認為怎麼樣？你經過了這一次挫折的磨練，也應當從“畏慎”二字上狠下功夫。畏懼天命，那麼在攻克金陵城這個問題上就應放在可能或不可能之間考慮，千萬不可有一點代替天意做主的思想。而且應當經常僅省我們兄弟才淺德薄，不配成就這麼大的功業。畏懼人言，就不敢稍微有不顧輿論的地方。畏懼訓誡，就會轉而以小小的懲罰作為增進品德的基礎。
在另一封信中他還說：以後我們兄弟動氣的時候，彼此之間應該互相勸誡，保留住倔強的品質，除去憤怒激動的情緒。弟近年來在我憤怒和激動的時候，總是好言相勸；即使弟弟自己發生憤怒和激動的時候，也常常馬上收斂。用這種看法推知弟弟的器量是不可限量的，後福也是不可限量的。
在抑製憤怒，保持寬容與大度的同時，曾國藩反過來又告誡不要丟掉強毅之氣，以及由於強毅或倔強走向另一個極端——剛愎。他說：至於強毅之氣，決不可無，但強毅與剛愎不同。古人說：自勝強。曰強製，曰強恕，曰強好，皆自勝之意。如不習慣早起，而強製天未亮即起；不習慣莊重尊敬，而強製參與祭祀儀式；不習慣勞苦，而強製與士兵同甘共苦，勤勞不倦，這就是“強”。不習慣有恒，而強製自己堅定地持之以恒，這就是“毅”。不這樣做卻以氣勢勝人，是剛愎。二者表麵相似，其實有天壤之別，不可不察，不可不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