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登基之後，對宦官比較重視，為了對付建文朝的舊臣，以強化永樂朝的皇權專製統治。朱棣隨即一改明太祖朱元璋所製定的“宦官不得幹預政事”的規則，給予他所信任的一些宦官有一定的權力；而且，為了對付外朝的文武大臣，朱棣開始提高司禮監的地位，逐漸默許其參與政事。比如，讓宦官掌東廠、監京察、守備南京、出鎮各地、領船隊下西洋等。在永樂一朝，宦官已不再像朱元璋在世時的洪武年間那樣被限製幹政了，可以說，是朱棣讓宮中的宦官開始“翻身”了。
朱棣畫像
第三，明宣宗時，司禮監的地位得到明顯提升，司禮監的領頭的太監開始嚐試著幹政。
明宣宗朱瞻基在他父親仁宗朱高熾登基不到十個月之後便繼位了。仁宗確實比較仁善，他當皇帝的時間很短，但卻做了不少好事，在位期間，朱高熾為政開明，重視發展農業生產，推行與民休息的政策；赦免了建文朝時的許多舊臣，平反了許多冤獄，廢除了許多苛政；特別是在軍事上修整武備，停止了永樂朝的大規模用兵政策，使天下百姓得到了休息，為“仁宣之治”打下良好的基礎。在洪熙時期，糾錯平反，停止用兵是其政策的主旋律，仁宗並沒有著力於強化皇權方麵，因而，在仁宗時期，太監依然像原來一樣，並沒有能增加權力。
可是，明宣宗朱瞻基與他父親不一樣，他的性格更像朱棣，他有氣魄，有雄心，是一位想有大作為的皇帝，他喜歡學他爺爺而不是他父親的樣子。所以，在宣德年間，朱瞻基為了鞏固皇權，開始加強內廷，使司禮監的權力得到較大的提高。
明宣宗朱瞻基親自掀開了宦官幹政“序幕”，他改變了朱元璋時期對待宦官的一項重要限製，朱元璋規定內侍不允許讀書識字，可是，到了宣德四年（1429年），朱瞻基卻親自下令，在宮中特設“內書堂”，讓內侍有了讀書的地方，並令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陳山專門教授小內使讀書識字，從而，朱瞻基廢除了明太祖不許宦官讀書識字的規製。從此，司禮監下麵便長期設有“內書堂”，請朝中的博學大臣，專門負責教授宦官讀書。而從“內書堂”學成出來的年輕宦官，便成了二十四衙門的“人力資源”。而宦官有了文化，參與政事就變得“大有可為”了。此後，“內書堂”輸送出去的宦官有負責記錄禦前文字的；有負責掌封進本章的；有負責發行諭批的等等。
宦官常伴隨於皇帝身邊，而且又有了文化知識，這使宦官幹政不但有了機會，而且還有了掌握權力的學識和謀略，這使宦官幹政現象很難避免了。
司禮監
第四，從英宗開始，宦官開始掌權，內廷中宦官所掌控的司禮監的權力越來越大，朝政大事的製定和實施都繞不過司禮監，司禮監成了可以與內閣抗衡的權力機構。
明宣宗去世後，明英宗朱祁鎮繼位時才九歲，主少國疑，眾臣曾請太皇太後張氏垂簾聽政，但被張氏拒絕，張氏隻是在幕後支持年少的朱祁鎮。張氏很明智，他既不但不垂簾聽政，而且還嚴令外戚不許擅政，而且，更重要的，她絕不允許宦官幹政。
當時，太監王振經常伴隨朱祁鎮左右，太皇太後張氏擔心王振攬權，多次訓斥他，嚴令他不許幹壞事，有一次，還特意在朝中大臣麵前，將王振召來，警告王振不許幹預朝政。因而，在張氏在世時，王振比較老實，不敢胡作非為；而且，當時輔佐明英宗的有宣宗時的舊臣“三楊”，即楊士奇、楊榮、楊溥，他們是賢能大臣，也決不允許宦官幹政，因而，此時，王振是沒有機會擅權的。
可是，正統八年（1443年）到正統十一年（1446年）的三年時間內，太皇太後張氏和朝中“三楊”重臣都先後去世，而明英宗朱祁鎮在正統八年（1443年）親政，沒有太皇太後張氏的管束，又沒有“三楊”的輔佐，朱祁鎮開始放飛自我，甩開手來處理政事，而他不喜歡大臣們對他的約束，便重用了懂得奉承的宦官王振等，於是，以王振為首的宦官勢力便逐漸增加了權力，英宗用他們來製衡文官集團，而王振等利用英宗進行專權幹政。
明英宗畫像
王振沒有太皇太後對他的製約，他開始大肆攬權，他首先是請求英宗將明太祖掛在宮門上那塊寫著“禁止宦官幹預政事”的鐵牌摘下來，自己感到揚眉吐氣了。隨後，王振還大興土木，為他自己建府邸，並且，他還大修智化寺，求佛賜福給他。
接著，王振利用專權朝政的機會，提拔奉承他、賄賂他的聽話官吏。比如，工部郎中王佑善於阿諛逢迎，有一次遇到王振，王振問他為何沒有胡子，王佑竟恬不知恥地回答說是因為“老爺”王振沒有胡子，所以，作為“兒子”的他也不敢蓄胡子，王振聽了心裏非常高興，知道王佑很順從聽話，立即提拔他為工部侍郎。類似的，徐睎和王文因也善於諂媚拍馬，也被王振分別提拔為兵部尚書和都禦使；王振還把死心塌跟隨他的心腹馬順、郭敬、陳官、唐童等安插到各機構去，為他掌控朝中的一些部門。
王振越來越肆無忌憚，在他當上司禮監掌印太監之後，他便對違背他意願的大臣肆意進行處罰和貶黜，比如，正統八年（1443年）的一天，奉天殿遭雷擊，被擊去一角，英宗下旨求言詔，翰林侍講劉球上疏提出：“皇帝應親自處理政務，不可使權力下移”等建議，王振知道後，認為劉球是在勸英宗削掉他的權力，於是，王振十分惱火，下令將劉球逮捕入獄。再如，駙馬都尉石碌，一天在家裏責罵傭人、責罵太監員寶，王振知道後非常憤怒，他把石碌逮捕至錦衣衛大牢。
然而，王振的這些肆無忌憚的惡劣行為不但沒有受到明英宗的責備，而且，還得到了明英宗的默許。明英宗對王振非常信任，也很是尊重，他一直稱王振為“先生”，連名字都不叫。這使得王振越來越狂妄，朝中各種身份的人，凡是懼怕王振權力的，都大肆奉承他，比如，有些王侯、公主稱王振為“翁父”；有些趨炎附勢的大臣更是無恥地認王振為“幹爹”。
王振（劇照）
從“麓川之役”開始，王振便跟隨在英宗身邊，找機會攬權，當時，因為有王太皇太後和“三楊”的製約而沒有能得逞，可是，英宗親政之後，王振便不受約束了，他慫恿英宗禦駕親征，導致了“土木堡之變”的慘劇發生。據說，“土木堡之變”是因為王振接受瓦剌的賄賂，但他受賄之後，減少對瓦剌太師也先得賞賜，這才引起瓦剌軍率兵入侵的。
惡有惡報，王振極力勸英宗親征，以達到他展示自己權力、並進一步爭功擅權的目的，可是，最後卻導致英宗被俘，而王振也被明軍中憤怒的將領殺死了，這是罪有應得。
“土木堡之變”後，朝中的局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英宗被虜，景泰帝朱祁鈺即位，而後，英宗被接回京城，當了太上皇，再後來，朱祁鎮又搞政變，奪回了皇權。天順元年（1457年），英宗複辟成功之後，下詔為王振正名，並以香木為王振造雕像，為王振祭葬招魂，而且，還在智化寺北院建旌忠祠，以祭祀王振的亡靈。英宗的荒唐舉動讓朝中的宦官的野心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