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底他們聯合創作的話劇，有三部當時影響很大：一部是根據《黑奴籲天錄》改編的《黑奴恨》；一部是他們創作的《最後的晚餐》；還有一部也是他們創作的《為誰犧牲》。
排演《黑奴恨》、《最後的晚餐》時，正值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胡底等人以精湛的演技，一下子征服了與會代表和其他觀眾。蘇區的同誌把胡底他們稱作“紅色戲劇家”，不但對他們在敵人內部進行革命鬥爭的過去十分敬佩，對他們的文藝才華也十分佩服。
正因為戲劇作品影響大，所起的教育作用不可低估，有一天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急招胡底、錢壯飛和李伯釗談話，要他們創作一個劇本，來穩定紅五軍團將士的情緒。原來1931年12月，馮玉祥西北軍餘部之一的第二十六軍不願再為蔣介石作炮灰，在江西寧都起義，全軍一萬七千多人被改編為紅五軍團。一些從國民黨軍隊改編而來的士兵，思想、情緒上還不是很穩定。毛澤東要他們創作一個深入起義官兵思想、穩定他們情緒的劇本，對他們進行思想教育。毛澤東指示說，第一要穩定他們的政治情緒，他們過去為軍閥打仗，現在是為蘇維埃而奮鬥。過去當白軍，現在是紅軍；第二，要想盡各種方法去向他們宣傳過去是為誰送命，現在是為誰犧牲。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胡底找到他的搭檔，很快完成了這個任務。沒過多久，胡底、錢壯飛、李伯釗編演的話劇《為誰犧牲》搬上了舞台。劇本描寫一個國民黨士兵不堪忍受國民黨軍隊的種種壓迫，不願成為蔣介石排斥異己的炮灰，最終投奔了紅軍。胡底在劇中演當兵的。由於他把起義士兵在國民黨軍隊所承受的內心痛苦表現得恰到好處，該劇演出時許多官兵流下了熱淚，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除了上述三部作品，胡底還創作了《鬆鼠》（又名《紅色間諜》）、《階級》、《活菩薩》等劇本。其中《階級》這部劇，既有較強的政治教育意義，同時也有較高的藝術性，成為蘇區各種晚會的保留劇目。在該劇中，胡底編劇兼演員，他演馬夫這個角色，錢壯飛則演賬房先生。由於演出的場次太多了，蘇區的幹部群眾對它耳熟能詳。
值得一提的是，胡底還協助李伯釗籌建了高爾基戲劇學校，業餘時間他抽空給該校的學員進行輔導，為蘇區和紅軍培養了不少戲劇方麵的人才。
多才多藝的胡底，還和錢壯飛一起創作漫畫。往往是胡底搞漫畫的創意，錢壯飛動手繪畫，兩位地下工作時的戰友配合得十分默契。其中一副名為《打狗圖》的漫畫，發表在中央軍委的機關報《紅星報》上，是他們這方麵的代表作。
在蘇區的三年多，胡底除在保衛局工作外，還在中央蘇區劇團多次編、演寓意深刻的政治宣傳話劇、活報劇、雙簧等。他先後還編、演過《廬山之雪》、《殺上廬山》、《戰鬥的夏天》、《無論如何要勝利》、《趙一曼》等劇。他的文藝天才和創作才能，受到了聶榮臻等領導同誌以及廣大紅軍指戰員的敬佩。聶榮臻稱他“多才多藝”、“很有創作才能”。
1934年4月，胡底擔任中革軍委前方野戰司令部特派員。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胡底隨中央紅軍離開瑞金，開始二萬五千裏長征。
1935年1月，紅軍長征隊伍到達貴州，在遵義召開了一次重要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遵義會議後，中央紅軍在雲南紮西成立了中革軍委偵察科，胡底被任命為中革軍委偵察科科長。中央對偵察科非常重視，所有偵察科人員均從保衛係統中抽調，直屬總參謀長劉伯承領導。偵察科下設偵察隊，隊長是張明遠。偵察隊下轄四個小組，每個組有14人，每人配有一支手槍和一支駁殼槍。六十多個偵察隊的同誌個個都是使“雙槍”，他們實際上成了打前站的尖兵，總是在大軍行進之前負責摸清情況，繪製線路圖等。
胡底雖為科長，常常一馬當先，衝在戰士前麵。他領導的偵察科非常精幹，屢建奇功。如紅軍四渡赤水後，在昆明東北約四十華裏的楊林鎮，偵察科的技術書記劉琦奉胡底之命率隊化裝成國民黨軍隊，將當地守軍穩住後加以控製，使紅軍大部隊順利通過。在曲靖附近的雞頭村，偵察隊活捉了敵軍的一位副官，從他身上繳獲了雲南的軍用地圖。牽著敵人的鼻子走，紅軍不怕後有百萬追兵。1935年4月下旬，紅軍準備搶渡金沙江。
渡江必須要有船。劉伯承召集陳賡、李克農、胡底、張明遠等人開會，布置了搞船的任務。胡底接受任務後，如開了全體偵察隊員大會，對搞船一事做了具體安排。而後張明遠帶領4人化裝成國民黨軍，到鄉公所要船。在老百姓的幫助下，從國民黨稅警那裏弄到了兩條船。此後兄弟部隊也找來兩隻木船，這樣大部隊順利渡過金沙江。過江後，中央紅軍將國民黨追兵遠遠地甩在後麵，偵察隊搞到的兩隻大船關鍵時刻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功不可沒。
反對分裂 慘遭殺害
1935年6月12日，紅一方麵軍與紅四方麵軍在四川懋功的達維地區會師。一、四方麵軍會師時，張國燾部隊有8萬多人，毛澤東僅不足一萬人馬，張國燾從未當上一把手，便想爭奪中央領導權。黨中央為了顧全大局，有利兩大主力紅軍團結對敵，共同北上，也是為了爭取張國燾本人，於7月18日，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委。7月21日，中革軍委決定：紅四方麵軍總指揮部為前敵總指揮部，徐向前兼總指揮，陳昌浩兼政委，葉劍英任參謀長。在這種情況下，張才勉強率領紅四方麵軍北上。
8月間，紅軍總部將紅軍分為左、右兩路軍北上，開始過草地。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張國燾和總參謀長劉伯承隨左路軍行動。但在左路軍到達阿壩地區後，張國燾突然擅令左路軍全部和右路軍的一部南下，並同黨中央分裂。
張國燾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江西省萍鄉上栗縣金山鄉山明村人，生於1897年11月14日。1916年他考入北京大學，成為該校理工預科一年級第三班的學生。由於他在“五四運動”中表現積極，被推為北京學生聯合會講演部部長，並經常深入工人群體進行演說。1920年10月，參加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1921年7月出席並主持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局成員，分管組織工作。
張國燾1928年赴蘇聯參加中共六大，在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會後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留駐莫斯科。1931年初回國，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後到鄂豫皖根據地，任中共鄂豫皖蘇區中央分局書記兼軍事委員會主席。1932年10月撤出鄂豫皖蘇區後，帶領紅四方麵軍進入川北，與川陝邊黨組織創建川陝根據地，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1935年4月，放棄川陝根據地開始長征。
胡底時任紅一方麵軍保衛局執行部長，同中央蘇區劇團隨朱德、張國燾率領的左路軍行動。左路軍由紅一方麵軍的第五、九軍團和紅四方麵軍的第九、三十一、三十三軍組成，總指揮是朱德、參謀長是劉伯承，政委是張國燾。由於張國燾帶來的人馬多，張國燾實際掌握了左路軍的控製權。紅軍到達阿壩地區後，已經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紅軍總政委的張國燾還不滿足，開始鬧分裂。
長征路上，胡底擔任總部的偵察科科長。過草地時，張國燾分裂紅軍，成立偽中央，企圖分裂黨。胡底對張國燾的這種行為堅決反對，行軍途中他慷慨陳詞，斥責張國燾：“反對中央，他是什麼東西！”他的頂頭上司劉伯承知道後，出於對他的保護就勸他：“現在都什麼時候了，你還敢胡說，要小心啊！”胡底說：“我不怕張國燾，我怕個啥，我才不怕他呢！”。
恰好就在這個時候，因為部隊缺糧胡底吃了蘑菇中毒。加上天冷他又發高燒，燒得神誌不清時，他把積壓在胸的對張國燾不滿的話罵了出來，說張國燾是軍閥，是法西斯！張國燾派在胡底身邊的指導員，把他罵的話報告了張國燾。張國燾惱羞成怒，竟將他和李克農、錢壯飛誣陷為“國民黨特務”，給他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取消了他的馬和勤務員，逼他帶病自己背著大包袱行軍。他大病之後身體虛弱，天天掉隊，狼狽不堪。五軍團擔任後衛，經常收容他。
據曾在國家政治保衛局與胡底共過事的歐陽毅將軍回憶，一天，胡底掉隊時，正好碰見歐陽毅，一問才知道是張國燾在整他。看到他很狼狽，麵黃肌瘦，有氣無力，歐陽毅就決定把他留在保衛局同他們一起行走，以便照應和保護他。但是他是總部的人，要留他得經總部首長批準。歐陽毅騎馬去請示朱德、劉伯承，兩位首長讓他自己處理。
回到軍團部，歐陽將軍把留胡底的事報告了軍團長董振堂和政委曾日三，他們基本上沒有反對，他就當作默許了。這樣，他就把胡底秘密留在保衛局同他們一起行動，對他住的帳篷派人保護，對外保密。在草地上，歐陽毅住的帳篷緊挨著胡底的帳篷，常去看他，送些東西給他吃。胡底有了安全感，身體恢複得快，精神也很愉快，常給保衛局的年輕同誌介紹保衛工作經驗。
這事很快就讓張國燾知道了，張國燾當著朱德、劉伯承和歐陽毅等人的麵，叫囂：“誰敢收留胡底，就追究誰的責任！”接著，張國燾命令總部保衛局查找胡底的下落，查來查去查清了胡底住的帳篷，張國燾便下令抓他。
有一天，歐陽毅去軍團部開會，張國燾派人把胡底抓走了。保衛局的同誌迅速跑到軍團部向歐陽毅報告，他立即騎馬回到保衛局的帳篷，召集會議研究怎麼辦？有的同誌主張追上去搶回來，歐陽毅感到不妥。他們一追，抓胡底的人馬上會開槍打死他，而且雙方發生衝突，有礙大局。思慮再三，歐陽毅立即騎馬去總部，報告了朱總司令，希望設法營救。劉伯承總參謀長聽了後擔心地說：“張國燾是要下毒手啊！”朱總司令皺著眉頭，半天沒有吭聲。他們也很為難，不便采取營救行動。後來，朱總司令去關押胡底的地方看望了他，給他送點東西，安慰了一番，但也無法營救了。
胡底被抓走後，他給歐陽毅寫過一封信，是由關押他的人送來的。信中說他被關在通訊營，張總政委找他談過話，對他還好。還說他的一床毛毯比歐陽毅的好，要送給他。讀到這裏歐陽毅明白了胡底的真實處境。胡底不敢寫張國燾虐待他的實情，但已經明白自己的日子不多了，所以要送歐陽毅毯子。歐陽將軍給他回了一封信，說毯子他自己最需要，留著自己用，還托來人給他捎去一條犛牛腿。
1935年9月，張國燾率部重回阿壩。黨中央仍繼續對張進行耐心的說服教育，勸其率領左路軍北上抗日。9月8日黨中央又致電張，要他顧全大局，以革命前途為重，馬上率軍北上。次日張複電黨中央，再次拒絕黨中央的勸告。黨中央即複電張，堅決表示：“北上方針絕對不應改變，左路軍應速即北上。”9月9日張國燾在複電黨中央之後，又背著黨中央密電右路軍政委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並要“徹底開展黨內鬥爭”，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而自立中央。
9月中旬，當部隊行至阿壩藏族自治州的斯達壩與鬆崗之間，受張國燾迫害摧殘的胡底已走不動路，有人將此事報告了張國燾：“胡底走不動路了，怎麼辦？”張國燾便下令對胡底進行“處理”。在張國燾的詞彙裏，“處理”就是“處決”。張國燾的親信對此心領神會，便令保衛局的秘書長要保衛隊的隊長趁著部隊宿營到鬆崗之前，帶幾個戰士用繩子把胡底勒死。與胡底一起被秘密殺害的還有許克堅（李先念戰友），他們被害後，被草草埋於路旁河溝邊，親信事後報告了張國燾。
胡底被害時年僅30歲，這位中共情報和保衛戰線上的一代英傑，就這樣死於張國燾之手。
叛徒可恥 烈士千古
殺害胡底烈士的張國燾，後來成為可恥的叛徒。他對信仰的背叛，以及他的所作所為，為後人所不齒。
1938年4月4日是清明節，國民黨陝西省黨部向中共中央提出請求，希望中共派一名高級領導去黃帝陵掃墓。張國燾吵著要去，毛澤東隻好答應他。他乘祭黃帝陵之機逃出陝甘寧邊區，投靠國民黨。4月16日張國燾在武漢見到蔣介石，一副奴顏媚骨，張口便說：“兄弟在外糊塗多年，幾經周折，如今才明白世事，請委員長見諒……”陪同的周恩來立即針鋒相對地說：“你糊塗，我可不糊塗。”4月18日張國燾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不久，他加入國民黨的特務組織——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主持“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特種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從事反共特務活動。1941年起，他擔任國民參政會第二、第三、第四屆參政員。
胡底自參加革命以來，對黨忠心耿耿，出色地完成了黨交給的一次又一次的艱巨任務。他為中國革命事業，為保衛黨中央和黨的地下組織作出了卓越的貢獻。1945年，中共七大追認胡底為革命烈士，他的名字被載入大會印製的《革命烈士名人錄》。
抗日戰爭勝利後，張國燾一度出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江西分署署長。1948年6月在上海創辦《創進》周刊，繼續進行反共宣傳。同年11月去台灣，他在台灣並不如意，於1949年又轉居香港。
1956年中共八大召開後，張國燾注意到國內形勢寬鬆了許多，一直寄人籬下感到日子不好過的他，遂萌生了回內地的念頭。他通過各種渠道，向中共中央轉達了自己的請求。不久，中共方麵派人來了，告訴他：回去可以，但前提條件是承認錯誤。這個條件已經是夠寬容了！他雖早已料到有這樣的條件，但對方真的提出來時，他又猶豫了。他考慮再三，最後拿定主意不回去了。
張國燾的晚年，也十分悲慘。1966年，張國燾離開香港，投奔留學加拿大的大兒子。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倫多。1977年12月，張國燾剛剛過了80歲生日，突然中風，從此臥床不起。1979年12月3日，張國燾因病去世，客死他鄉。
1981年11月17日，時任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的羅青長親自寫信給民政部部長程子華，認為胡底自1925年入黨之後，對黨無限忠誠，對敵人無比憎恨，以堅決勇敢、沉著機敏和卓越的才華，致力於黨的事業，建有特殊的功勳。還說他是中國共產黨初期情報工作戰線上的先驅，是紅軍時期傑出的文化教育工作者，應當追認為革命烈士。同年12月8日，國家民政部根據共中央調查部的建議，再次追認胡底為革命烈士。
叛徒可恥，烈士千古。曆史自會給每一個人一個公正的評價。全國解放後，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曾經多次談到胡底和錢壯飛、李克農打進國民黨最高特務機關後，對黨做出的巨大貢獻。沒有他們的大智大勇，當時在上海的中央機關和黨的一大批領導人，都將不在了。多次被追認為革命烈士，這是對胡底最好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