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春天似乎來的晚了一點，時令已過了“立春”氣溫還是升不起來，但路邊土裏的小草卻無拘無束的探出頭來，好像是一個新生的嬰兒用它那好奇的眼光看著路過的每一個人，時而歡笑，時而沉默，時而悲傷。
每每這個季節，康大功總是要組織隊裏的人往南坡拉草糞的，早上一回，上午下午各三回。
隊裏年裏頭積攢的草糞必須在年外的半個月內全部送到坡上的每一塊兒地裏，待犁地的時候把它蓋在地下供莊稼生長用。
那時隊裏的飼養室裏養著足夠的牛、馬、騾子等牲畜，但康大功是不讓用牲口拉糞的，他有愛惜牲口的意思，因為開始犁地的時候那些牲口還得用勁拉犁。
那草糞堆就在飼養室門外的一個大坑裏，往南坡拉糞的人長年的就是那幾戶人家，裝車子的時候都怕自己裝的不夠多，因為薛老喜就在南路邊的路口給每一輛車子過磅，每車按重量記工分。
薛老喜就蹲在磅後那土堆上，每過一輛架子車他總是先看主人是誰，然後看一下磅上的標記隨即說一聲“走吧”，人們便拉上架子車往南坡上。
那車子下了磅便是一路的上坡，都是三四十度的坡度，到了一些特殊的路段都有70度到80度的樣子了，這個時候這幾戶人家便得集中起來，大家合起夥兒把一輛車子先弄到地的中央。
每年拉糞的季節我和蘇老二都把一根繩子拴在架子車上拉梢兒，一趟一趟往坡上去。
那一天天還不亮就聽見父親在院子裏走動的聲音了，我知道那是他在擺弄他的家什，他就要去那糞坑裏裝糞了。
我連忙起身隨著父親來到了那個裝糞的現場，那裏已經人聲鼎沸了。我看見蘇老二在前麵扶著車杆，鍾叔和鍾嬸兒在架子車的兩邊用糞叉往車裏裝著草糞，見我父親拉著車走過來，他倆就加快了速度，很快他們的車子裝滿了，給我父親讓出一個位置，我們的架子車推了進去。
當我和父親把車子拉到過磅地方的時候天已經大亮了，這時從天上飄下了雪花，但沒有康大功的命令誰也不敢停止往山上送糞。
父親駕轅，我和我姐一個人一邊拉著梢，可能是因為天要下雪了，我們三人都不自覺地加快了腳步，車子上了磅的時候好長時間聽不見薛老喜說讓我們走的聲音，我扭頭一看原來那磅後麵的土堆上蹲著二騾子，隻見他穿著一個新的小大衣，頭和臉都捂得嚴嚴實實的。
小大衣就是那個時期最時尚的，比厥肚子小棉襖大許多的棉上衣，因為需要的布料和棉花多，一般的人家是做不起的，也不知道薛老喜家裏那裏弄來的比我們家多了許多的布料和棉花。
我看見二騾子在瞅著磅上的標記發愣，平時看見薛老喜的時候我心裏有點怕他，總不敢多說一句話，見是二騾子我就毫不客氣地問：“多少”？
“你看是多少”？他又反問我。
“700斤”，我故意多說了70斤。
“那就700斤吧”，二騾子在那個本子上記下了“700”斤的字樣。
下了磅，雪花夾著淩晨的北風越來越大，開始我們都凍得直哆嗦，越哆嗦越用力，越用力拉著車跑得越快。從村子到地裏大概有三裏多地，那天拉出一裏多地的時候地上的積雪已經是踏在上麵便發出“咯吱咯吱”一聲響的厚度了。
我早已出了一身的汗，但頭發和眉毛上都結了一層堅硬的冰，路上拉糞的人和我一樣都是從鼻孔裏和嘴裏冒出一團團的熱氣。
到了該上金嶺的陡坡了，拉糞的幾戶人家便自覺地把車子停在了坡下，十幾個人圍著一輛架子車往坡上挪。
我和父親把車子停下來連忙加入到臨時組成的團隊中，那時正好輪到鍾叔的車子上坡兒了，十幾個人立刻將那車子圍住，推的推拉的拉，車子艱難的往坡上移動。
鍾叔駕著轅兒，我和蘇老二在前麵每人拉著一根繩子，突然那輛架子車不前進了，不知是誰在後麵大聲地吆喝：“駕好轅，駕好轅····”。
但那車子不但不往前走，突然又朝後麵退了起來，我看見那兩根車杆已經著了地，鍾叔的身子臥在地上牢牢地壓在那兩根車杆上，他一臉的緊張，車子的右邊就是那條“黑眼溝”。
不知是誰很快在那雪地裏刨出了兩塊兒大石頭很內行地墊在車子的輪子下，車子立刻穩定了下來。
我和蘇老二連忙拐回去拉地上的鍾叔，他躺在地上起不來，我看見他一隻腳光著，就問：“叔，那隻鞋呢”？
“掉了”，他回答。
“叔，像這樣的陡坡鞋子敢掉”？不知是誰又問了一句。
“我也不知道是咋掉的”，鍾叔又說。
我和蘇老二趕緊到車子的後麵去尋找，在距離車子五六米遠的雪窩兒裏我倆找到了那隻鞋。原來那隻鞋腳後跟的底上早已有一個核桃大的洞，連接兩塊兒鞋麵後縫的線陳舊了，在鍾叔那隻腳用力的時候那縫便敞開了。
幾十年來我時常想起那五六米遠的雪地，滿路的頑石子兒，赤著腳，用著力，拉著車的鍾叔是咋走過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