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嘯在報紙上看到過國家在住房這方麵的政策，非常有意思。
在市場經濟到來之前，國人對“買房”並沒有任何概念。人們住的房子絕大多數是“公房”，要麼屬於房管部門直接管理，要麼屬於所在的單位。
住公房的家庭，不必擔心“住不住得起”的問題，但時間久了，因為上班、上學的原因也有一些不能解決的矛盾。
比如，你可能在城東上班，單位分了一套兩居室卻在西城，如果搬家住房就寬裕了，但卻舍不得孩子離開重點學校。
另外家裏有病號的想住在醫院附近，要做小買賣的想住繁華、臨街的房；夫妻離婚了，房子一人一間，總不能一直同住一個單元樓裏……。
凡此種種，人們就自發想出了互惠互利的法子——交換房子，以解決住房的窘境。
報紙上寫過關於首都換房的一些文章。
最早，首都天城大街小巷的牆壁上、馬路邊的電線杆上，“換房啟事”比比皆是。
但到處張貼換房資料，不僅影響市容，還對交通和社會秩序造成一定影響。
市容監察部門明令禁止，但人們的“換房啟事”依舊滿天飛。
在迫切的換房需求下，從六十年代開始，天城五個區的房地局相繼成立了專門的換房機構——換房站。
換房站負責居民在本區範圍內和跨區的換房業務，屬於無償服務。
由於都是“公房”，不涉及房子的產權變更問題，辦理手續很簡單。
隻要雙方互看住房後同意，到市區換房部門辦理個換房協議書，然後持換房協議書到雙方的房管單位變更一下房屋承租人就可以了。
如此一來，換房的人越來越多，“換房大會”也應運而生，相當於二十多年後的“房交會”。
此後十年，“換房大會”成了勞動人民文化宮每年的一個固定項目，一共舉辦了十一屆。
換房大會從一開始單一的“換房”，後來擴展到房地產政策谘詢、房屋修繕質量鑒定、鋪麵開發等項目，廣受市民歡迎。
兩家換房容易，但隨著換房的人越來越多，常常會出現：甲看上了乙的房，乙看上丙的房，丙又看上了戊的房。
這種情況，需要大家都轉著圈兒換才行，而且中間稍有故障，就會前功盡棄。在交通和電話都不便利的年代，多個家庭之間換房的難度可想而知。
但在沒有大數據的時代，這種困難是無解的，隻能依靠工作人員不辭辛苦。
由此就出現了“換房勞模”，比如報紙上曾經報道過首都天城一名叫做李國英“換房勞模”。
李國英利用業餘時間，對換房戶的地區分布、房屋狀況、生活設施、交通情況等不斷考察，風裏來雨裏去，不少折騰。
他曾在3個城區的5個房管所，找了十幾個房管員，挨個到13家看房協商，花費一個多月的時間，最終實現了“13戶聯換”。
上級規定，每位專職換房員每年的換房定額為120戶，而李國英平均每年超額736戶，完成7年的工作量。
說實話，劉嘯看到這篇報道後覺得頭皮發麻，一個普通人，一年之內無償為居民換了七百多套房，要知道那是一個靠著步行工作的年代，充其量就隻有一輛自行車，這叫什麼責任心？
就在今年，首都還舉行過一次換房大會：換房大會兩天來已幫助304戶簽訂了換房協議，其中解決上班路遠的86戶，解決住房困難的96戶，改變居住環境的87戶，照顧老小病殘的20戶，解決鄰裏家庭不和的12戶……………。
豐城沒有所謂的換房大會，原因是因為麵積不大，人口也不多，而且大家住的房子基本上都是平房，換不換沒什麼用，直到最近幾年才有了福利房的概念，其實就是單位分房，比如劉嘯的爺爺去年就分了一套房。
但分房也要看什麼單位，什麼職務，重要的單位重要的職務自然要優先考慮。
劉嘯的父母不過是普通機械廠的員工，即便劉向學是副廠長，勉強算是副科級吧，但企業沒錢也沒轍。
其實，又有幾家企業能夠靠產品賺到錢足夠的收益呢？
劉嘯爺爺所在的化工廠是大型國企，有兩千多員工，這麼多職工每月工資就得一兩百萬，再加上生產成本生活材料，一個月下來就得四五百萬。
而企業一個月的產值才多少？滿打滿算隻有二三百萬而已，勉強能發出工資吧，不過國家會有大量的補助，靠著這些補助才能做到收支平衡。
在八十年代末期，很多企業都處在這種半死不活的狀態，在南方，這樣的企業就會實行承包製，改變管理方式還能拚命一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