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紀念“五四”
“五四”是十六年前的一個可紀念的日子。民國八年五月四日（星期）下午，北京的十幾個學校的幾千學生集會在天安門，人人手裏拿著一麵白旗，寫著“還我青島”、“誅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日本人之孝子賢孫四大金剛三上將”等等字樣。他們整隊出中華門，前麵兩麵很大的國旗，中間夾著一副挽聯，上款是“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遺臭千古”，下款是“北京學界淚挽”。他們沿路散了許多傳單，其中最重要的一張傳單是這樣寫的：
北京學界全體宣言
現在日本在萬國和會要求並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 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 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 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亡了！ 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國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 中國存亡，就在此一舉了！ 今與全國同胞立兩個信條道：
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
中國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 國亡了！ 同胞起來呀！
他們到東交民巷西口，被使館界巡警阻止不得通過，他們隻能到美國使館遞了一個說帖，又舉了六個代表到英、法、意三國使館去遞說帖。因為是星期日，各國公使都不在使館，隻有參讚出來接見，表示同情。
大隊退出東交民巷，經過戶部街、東長安街、東單牌樓、石大人胡同，一直到趙家樓的曹妝霖住宅。曹家的大門緊閉，大家齊喊“賣國賊呀！”曹宅周圍有一兩百警察，都站著不動。有些學生用旗杆搗下房上的瓦片，有幾個學生爬上牆去，跳進去，把大門打開，大家就擁進去了。這一天，曹汝霖和章宗祥都在這屋裏，群眾人太多了，反尋不著這兩個人。他們捉到曹汝霖的爹、小兒子、小老婆，都放了出去。他們打毀了不少的家具。後來他們捉到了章宗祥（駐日公使），打了他一頓，打的頭破血流。這時候，有人放了火，火勢大了，學生才跑出去。警察總監吳炳湘帶隊趕到，大眾已散去了，隻捉去了在路上落後的三十三個人。
這是“五四”那天的經過。（那時我在上海，以上的記載是根據《每周評論》第二十一期的材料。）
這一天的怒潮引起了全國的波動。北京政府最初采用壓迫的手段，拘捕學生，封禁《益世報》，監視《晨報》、《國民公報》，下令褒獎曹、陸、章三人的功績。學生被拘禁了四天，由各校校長保釋了。北京各校的學生天天組織露天講演隊，勸買國貨，宣傳對日本的經濟抵製。全國各地的學生也紛紛響應。日本政府來了幾次抗議，使中國青年格外憤慨。這樣鬧了一個多月，到6月3日，北京政府決心作大規模的壓迫，開始捉拿滿街講演的學生。6月4日，各校學生聯合會也決議更大規模的愛國講演。6月3、4兩日被捉的學生約有兩千多人，都被拘禁在北河沿北京大學法科。越捉越多，北大法科容不下了，馬神廟的北大理科也被圍作臨時監獄了。5日的下午，各校派大隊出發講演，合計三千多人，分作三個大縱隊：從順治門到祟文門，從東單牌樓到西單牌樓，都有講演隊，捉也無從捉起了。政府才改變辦法：隻趕跑聽眾，不拘捕學生了。
那兩天，兩千多學生被關在北大法科理科兩處，北河沿一帶紮了二十個帳棚，有陸軍第九師，步兵一營和第十五團駐紮圍守，從東華門直到北大法科，全是兵士帳棚。我們看6月4日警察廳致北京大學的公函，可以想象當日的情狀：
徑啟者：昨夜及本日迭有各學校學生一二千人在各街市遊行演說，當經本廳遵照五月二十五日大總統命令，派出員警盡力製止，百般勸解，該學生等終不服從，猶複強行演說。當時地方秩序頗形擾亂，本廳商承警備總司令部，為維持公安計，不得已將各校學生分送北京大學法科及理科，酌派軍警監護，另案呈請政府，聽候解決。惟各該校人數眾多，所有飲食用具，應請貴校速予籌備，以資應用。除函達教育部外，相應函達查照辦理。此致北京大學。八年六月四日。
6月4日上海、天津得著北京拘捕學生的電報，各地人民都很憤激，學生都罷課了，上海商人一致宣布罷市三天。天津商人也宣布罷市了。上海罷市消息傳到北京，政府才驚慌了，5日下午，北河沿的軍隊悄悄的撤退了，二十個帳棚也撤掉了。
這回學生奮鬥一個月的結果，最重要的有兩點：一是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的免職，二是中國出席和會的代表不敢在斷送山東的和約上簽字。政府屈服了，青年勝利了（以上記載參用《每周評論》第二十五期的記事）。
“五四運動”一個名詞，最早見於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的《每周評論》（第二十三期）。一位署名“毅”的作者，——我不記得是誰的筆名了，——在那一期裏寫了一篇《五四運動的精神》，那篇文章是值得摘抄在這裏的：
什麼叫做“五四運動”呢？
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幾千人，因山東問題失敗，在政府高壓的底下，居然列隊示威，作正當民意的表示。這是中國學生的創舉，是中國教育界的創舉，也是中國國民的創舉。大家不可忘了！ ……這次運動裏有三種真精神，可以關係中國民族的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