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東以東大片疆土迅速淪陷令朝舉國上下震驚不已，京師為之戒嚴門緊閉。惶恐的朝臣們得議對策，熹宗同樣驚魂未定，他急忙薛國用為遼東經略。可結哪，勢不僅未見起色而日益危急。滿朝官員一致認為有熊廷弼才能挽當遼東局勢，甚至還有人喊出：“廷弼在遼，當不至”。於是啟元年（元1621年）月，閑賦在家的熊廷弼啟用為遼東經略。為安撫熊廷弼，起無端彈劾熊廷弼的禦史罪，熊廷弼入朝立出“三方布置之策”。陸上以廣寧為中心集中主要兵力堅城固守，沿遼河岸列築堡壘用步騎防守從麵牽後金主力；上置舟師於津、登、萊，襲擾後金遼東半島沿地區，從麵乘虛擊側背；用種力量擾亂敵之後方動搖人心。待後金師內顧時軍乘勢攻，如安排可複遼沈。遼東經略則坐鎮山關節三方，統一權。對於熊廷弼所請熹宗皆予允準，加授熊廷弼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禦史駐山關經略遼東軍務。以當時勢論，熊廷弼的三方布置之策是個切實可行方案，要朝廷部署得力應該能有效遏努爾哈赤進步伐。欲貫徹這一方略，需要從全國地調遣精兵二十餘萬支援遼東。且每年需耗費兵餉一千餘萬兩，朝廷財困難無法承擔。起碼短內三方布置策不會奏效。
除了朝廷財力限難以全力支持，熊廷弼還到另一個嚴束縛，就是朝廷給他搭配的助手廣寧巡撫王化貞。遼河以東淪陷後，王化貞曾僥幸以一千弱卒成功穩住了遼鎮廣寧局勢。而朝廷大大，後委為廣寧巡撫駐廣寧經略熊廷弼節。可實上王化貞才能有限實難堪當巡撫，加之王化貞“為人騃而愎，素不習兵，輕視大敵，謾語”。用這等狂妄執拗書生給熊廷弼搭配手，實無裨益徒增患禍。熊廷弼到伊始，熊王二人就觀點不同引發嚴衝突。王化貞刻將內地援遼軍隊稱為“遼”軍，熊廷弼恐“遼”一詞會引發遼人不滿，便要為“東”“征東”軍，也可慰遼人之心。這算不得則問，況且熊廷弼所言在理，自不凡的王化貞就是固執己見不肯融。
王化貞無揮大兵團作戰的經驗和，可他偏偏要擬定禦敵方略。王化貞主張沿遼河下遊（又稱三岔河）設營，駐兩萬軍劃地分守以抵禦後金。王化貞的方案實在太過輕率更還存在嚴弊端。兩萬軍步騎一字擺開，廣布於長達一二十裏沿河防線上。必會導致防守兵力過於分散極易遭敵突破分割。熊廷弼生耿斥言王化貞的部署太過幼稚，曰：“河窄難恃，堡小難容，今日宜固守廣寧。若駐兵河上，兵分則力弱。敵輕騎潛渡，攻一營，力必不支。一營潰，則諸營俱潰，諸戍亦不能守……斷不宜分兵防河，為自弱之計也”。後來朝廷采納熊廷弼的確議未用王化貞之策，心胸狹隘的王化貞而“慍（怒）甚”。自王化貞更是處處與熊廷弼作對作梗“一切之”，絲毫不以朝廷大局為。
熊廷弼主張以守為主，寓攻於守。以廣寧軍為，以登州、萊州、津等地水師為側，兩麵牽後金；立足發自身積攢實力的同時，輔以朝鮮、蒙古為援；待時成熟後攻遼東。王化貞則盲目堅持主戰，而且他真地戰勝後金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援上。是寄望於蒙古援兵，希望虎墩兔憨（林丹汗）能“調兵十萬助攻奴酋”，朝能不戰而勝；後又妄臆“降敵李永芳為內應”，必定兵到而敵自潰；後又寄希望於遼河以東姓對後金的抗。針對王化貞種種不切實際的妄，熊廷弼尖銳地出：“遼人不可用，部（蒙古）不可恃，永芳不可信，廣寧多間諜可虞”。是冥頑不化的王化貞哪裏會聽，倒上書熹宗，如癡人說夢：“臣願請兵萬，一舉蕩”，至“仲秋八月，可高枕而聽捷音”。
會空言誤國的王化貞說的比唱的還聽，可就是對巡撫分內職一塌糊塗。朝廷辛辛苦苦從全國地調往廣寧十萬兵馬的項安頓宜，理應歸廣寧巡撫著力營辦。可王化貞全都不以為，“一切兵馬、甲仗、糗糧、營壘俱置不問”。得廣寧十萬軍徒有數量，實則一盤散沙毫無戰鬥力。朝中凡有識之士都認為胡作非為的王化貞“必僨”（搞壞）。他王化貞偏偏就能胡攪蠻纏下，而身為上司的熊廷弼卻楞是沒轍。來王化貞擅長在上投站隊，過巴結閣員深得廷臣寵信。他“以輔臣葉高為座主，以兵部尚書（張鶴鳴）為奧援”，一舉架空熊廷弼，攫了遼軍實權。而《史》作有如下記載，“化貞庸才，大言。鶴鳴主之，所奏請無不從，令無廷弼節度”，“遼左惟樞臣與撫臣（王化貞）為之”。當時朝廷撥與王化貞揮的部隊多達十萬，而坐鎮山關的熊廷弼麾下僅區區千人馬。堂堂經略熊廷弼空有一身韜略卻無用武之地，嗚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