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納電影節是三大電影節之首，被很多人稱為藝術電影的殿堂。在1978年之前，戛納電影節參賽電影，由各個國家選送的。從1978年開始，戛納電影節開始自己選片，不再由政府推送。這就帶來了一個問題，電影節選擇的都是符合他們意識形態的電影。在八十年代有相當大一批社會主義國家的電影在戛納獲獎，比如波蘭的《鐵人》、南斯拉夫的《爸爸出差去》。這批電影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就反體製。
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戛納電影節現在形成了一套帶有強烈意識形態的選片製度。對亞洲和東歐電影，基本上隻選兩種，一種是探索性特別強的電影，另外一種是揭露前體製或者現行體製的電影。我們海棠國電影要想入圍、獲獎，基本上是兩個套路，一個是反體製，另外一個是展現海棠國貧窮落後的麵貌。
如果按照他們的套路來，那你的電影就有可能走入所謂的國際視野，會有國際操盤手為你投資，送入各大電影節，西方媒體連同他們在世界各地的傳聲筒，會接力棒似的為你歡呼叫好，讓你一夜成為電影大師。如果你不按他們的套路來，哪怕你電影再好，藝術水準再高，也很難得到電影節認可。
我們國家雖然跟西方發達國家有差距，但不是沒有高樓大廈，不是沒有繁華都市，發生在城市的故事很多，為什麼沒有一部在國際上獲獎的電影是講當代故事？為什麼我們在國際電影節獲獎的都是反應老少邊窮的電影呢？因為你拍高樓大廈別人根本不認。
戛納通過一套潛移默化的規則告訴海棠電影人，你們海棠隻有拍礦難、隻拍有賣血，隻有拍貧困落後才能得獎，隻有拍這些你們的電影才在反應人性，才是真正的藝術。電影界推崇戛納的，基本上就兩種人，一種是特別傻，被別人的規則洗腦了；另外一種是特別聰明，知道這套規則存在，但為了獲獎出名，專門去拍這種電影。”
徐幀有點不敢相信：“戛納不至於這樣吧？”
李乘風直接道：“你就是屬於比較傻的那種。”
其他人聽到這話都哈哈大笑起來，徐幀則不好意思地撓了撓自己的光頭。
許正道淡淡一笑：“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1999年，陳藝謀帶著《一個都不能少》去戛納參賽。電影節主席雅各布發現有升國旗唱國歌的鏡頭，就認為電影是在美化海棠國，是在替政府宣傳。《一個都不能少》你們都看過，這部電影有提政府宣傳嗎？沒有吧！雅各布很喜歡陳藝謀的另外一部電影《我的父親母親》，就建議張藝謀撤回《一個都不能少》，讓《我的父親母親》到戛納參賽。陳藝謀向雅各布解釋，自己的電影沒有替政府宣傳，也不希望被政治解讀，但雅各布不聽，認定《一個都不能少》是替政府宣傳。陳藝謀一怒之下，退出戛納電影節，並發表一封公開信進行譴責。這難道不是最好的證明那？”
徐幀說不出話來，他知道陳藝謀與戛納決裂這事。當時陳藝謀的公開信就發表在報紙上，他讀過之後也相當氣憤。
許正道微微歎了口氣：“崇洋媚外就是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碾壓，造成的文化主權，以及審美主權丟失。如果你們去觀察大學教授的話，會發現一個想象。文科教授中仇恨我們這個國家，崇拜西方的特別多，理科和工科教授也非常多，但相對而言要少一些。原因在什麼地方呢？就在話語權上。
理科和工科的東西是實打實的，隻要我搞出來了，你不承認都不行。比如火車，要是我們搞出時速1000公裏的火車。我就是最快的，你扯其他的沒用。這東西是實打實的，是有數據的。文藝作品是沒有標準的，是不能用數據衡量的。當話語權在別人手中的時候，別人說你是好，你就好的；要是別人不承認，不管你的作品有多好，在業界也很難得到認可。
你們去看全球文藝界最受關注的獎項，電影的奧斯卡獎和三大電影節、音樂的格萊美獎、文學的諾貝爾文學獎等等，這些文藝類的獎項，全部在西方人手中，規則是他們定的，標準由他們說了算。隻要你想得到文藝圈認可，就隻能按照他們的標準來。
什麼是文化霸權？這就是文化霸權！
什麼是審美霸權？這就是審美霸權！”
現在眾人都怔怔地看著許正道說不出話來，感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危機。在這一刻，他們切實體會到什麼叫文化霸權，什麼叫審美主權丟失了。
“就像亨廷頓說的那樣，現在主宰世界的是文明衝突，是文化領域的戰爭，而文化領域就是戰爭最前線。文化領域中的每一個人都身在戰場，都在最前線作戰。不管你願不願意，你都是這場戰爭中的一員，每個人都在作戰，每個人都是戰士。唯一的區別是，你的槍口是對準敵人。”許正道有些冰冷的目光在現場眾人的臉上掃過，最後露出一抹有些陰森的笑容，“還是對著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