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事實給了憤青一記響亮的耳光 13.2008年，我們需要更多真實
要對話，不要對抗
2008年的中國，注定要沉重地被載入人類史冊。因為2008年，發生了太多的讓我們刻骨銘心的事件。《中國不高興》一書有兩篇回顧2008年的文章，一是黃紀蘇的《2008，鬼神莫測》，二是劉仰的《回望2008：我們不需要短暫的亮光》。
對於黃紀蘇的文章，我在收入本書的《天譴論也是“文藝腔”》中指出，黃紀蘇在文章中痛斥“天譴論”，自己卻未擺脫“天譴論”的思維。而對於劉仰的文章，我則想在這篇文章中好好談一談。
南方雪災、拉薩騷亂、CPI（居民消費物價指數）高企、股市暴跌、奧運火炬海外傳遞受阻、膠濟鐵路火車相撞、阜陽手足口病爆發、汶川地震、昆明公交爆炸、楊佳襲警案、甕安群體性事件、三鹿毒奶粉、山西潰壩、金融海嘯……不旋踵間，天災與人禍猝然而至。
但對於這些事件，顯然劉仰和我的看法完全不同。他羅列了一些讓他們不高興的事件，“很顯然這個世界上就是有一些人見不得中國人高興，不管出於怎樣的心理，讓中國人難受，是他們的目的。”（第36頁）這就是典型的“陰謀論”。
周瑞金先生在2008年4月30日財經網發表長文《不畏浮雲遮望眼》，針對奧運火炬海外傳遞中發生的尷尬局麵，他在批判西方文化霸權的同時，也提出要警惕對外的不寬容，警惕國內民眾對西方、對西方主流媒體的大規模敵視：
在抗議西方文化霸權、抵禦可能存在的政治圖謀之時，我們也要反躬自問。奧運會與WTO一樣，既幫助中國分享人類普世文明的紅利，同時也體現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要求，而非中國一己之意誌。世界上沒有免費搭載的國際體係便車。奧林匹克精神強調對文化差異的容忍和超越，大家以世界公民的胸懷，去認識和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價值觀，學會在多元的環境下和諧相處。中西方之間的文化隔閡之牆，需要從中西方兩麵來拆。
我們有充分的正當性，向一部分西方媒體的失實報道和惡意評論提出嚴正抗議，西方媒體對中國現實的“有色眼鏡”、“刻板印象”還會長期存在，需要我們長期地溝通，包括做出解釋、提出反批評，並坦然接受另一種文化的審視。在西方信奉資訊公開和言論自由的文化環境中，惡意和敵意的報道隻是其中的一種聲音，我們可以表達不滿，但不能指望其徹底消失。
《中國不高興》開出的解決方案是對抗。看《中國不高興》，總感覺處處在喊打喊殺。而周瑞金先生開出的藥方則是對話，“必須學會在（西方）多元化的聲音中進行媒體公關”。周先生是我直接接觸過的極有限的高級官員中最平易近人的一位，他是新聞界的老前輩，曾任《解放日報》黨委書記、《人民日報》副總編輯，1991年，以他作為主要作者的“皇甫平”係列評論發表，曾經引起舉世矚目，在曆史的關鍵節點推動了改革。他的這篇《不畏浮雲遮望眼》，真是難得的清醒之作。
作為一名媒體從業者，我也曾親身經曆其中若幹事件。我永遠記得2008年5月17日，北川封城前一天，陰霾的天空下，我站在震後北川縣城的巨大廢墟前黯然神傷的場景——北川老縣城成為一個十幾米高的超大型瓦礫堆，廢墟上不斷有當地人叫喊著親人的名字，徒勞地期待著廢墟下的回音，聽著備感淒慘。整個城市彌漫著一股劇烈的惡臭，我在現場看到很多遺體，包括居民、小學生和救援者。在劉仰的文章中，這場大地震，卻屬於“值得高興的閃耀”，因為“在嚴峻的考驗麵前，中國人沒有丟臉。全體中國人萬眾一心、眾誌成城，人們的善良和關愛由衷地迸發，人性的光輝不僅令世界驚歎，也感天動地”。（第3738頁）
可是，我當時的心情卻完全不同。我站在廢墟前，唯有沉痛，卻流不出淚來。如果能夠選擇，我當然寧願選擇地震不發生，讓人們的善良和關愛沒有機會表達，也不願意選擇通過地震來體現這樣“值得高興的閃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