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輯 3潮落潮起六十春
——鎮海專業文化回眸
2007年一個仲夏的晚上，筆者在鎮海的一個茶樓，參加鎮海曲藝人的聚會。時值鎮海蛟川走書《炮魂》在浙江省第三屆曲藝新作大賽上榮獲表演一等獎，演員們相聚慶賀。
那些演員早年都是鎮海越劇團或是曲藝隊響當當的招牌，後來，在社會變革的大潮中，單位撤銷了，於是他們一個個退出演藝行當，為生計忙碌：有人開起了服裝店，有人經營起了茶樓，有人供職於外企，當然也有幸運者，一直留在文化單位工作，算是“專業對口”了。人的命運就因為社會變革，漸漸脫離原來的軌跡。
女人經不起時間的拖宕，即便是漂亮女人。
歲月蹉跎，時光荏苒，青春已逝。都是上了年紀的女人，眼角有了皺紋，身材漸漸走樣，卻終是舞台上下來的人，打扮舉止，還是那般光鮮照人，笑聲還是那樣爽朗，表情還是那樣生動。她們唱著新近得獎的蛟川走書《炮魂》，神情入迷，整個茶樓便跟著肅穆起來。
一曲唱罷，大家不停地鼓掌。久違了的掌聲，讓她們開始回憶——回憶曾經歲月燦爛，回憶青春韶華迷人。這一刻，她們欣喜無比，時而模仿盲人唱新聞，時而哼起下鄉時唱的曲子。之於她們，這些旋律是那樣地熟悉而親切。時光有時候就是因為一個偶然的“再現”，很自然就被拉回原地。
筆者默然，靜靜靠在沙發一角，看著聽著阿姨輩們的嬉笑與歌唱。對於80後的筆者，那些旋律、場景是陌生而恍如隔世的事物，就像觀看一部對背景毫不知情的老電影，怎麼也難以引起共鳴。然而，筆者分明還是從歌聲中聽到了時光流過的聲響。這是一段無法作秀的感情，即便經曆了時光流水的衝刷，即便被磨去了當年的鮮活光亮，但是時代的留痕，是永遠不會消退的。就在那樣的歌聲中，那段曾經的曆史，就像電影裏的回憶鏡頭，泛黃、暈開……
2009年夏天的某個午後。因為正著手撰寫《舞動的彩練——鎮海文化60年》長篇報告文學，筆者大量翻找資料。在好奇卻又寂寞的翻閱中，那些逝去時光的調子一點點地生動起來，漸漸拉近了筆者與那個時代的距離。於是，采訪那些過來人。他們的頭發花白了，語速有些緩慢，然而平淡的語句下，湧動的卻是昔日的激情與理想。穿梭於一個個寬敞明亮的文化單位，筆者目睹了年輕人般的熱情奔放。
文化的傳承就在一代代人之間穿行——無論時光怎樣匆匆流逝，無論身邊風景怎樣瞬息萬變，文化之根的堅實深厚，使得讓生活之樹如此繁茂。
一 粉墨生輝的鎮海越劇團
1949年5月26日，鎮海縣城解放了。
這是一個嶄新時代的開始。當歡慶鑼鼓響徹雲天之後，當人們回到工廠、農村，開始火熱新生活的時候，那些咿呀婉轉的曲子在勞動的暇隙悠悠地響了起來。
毋庸置疑，在中國民眾幾千年的文化生活中，影響最深的莫過於戲曲。回望中華數千年文化曆史，我們發現，曲藝在中國文化土壤中有著極強生命力的“根”——上至宮廷禦苑，下到鄉野廟宇——曲藝的受眾幾乎涵蓋社會各個階層。時至今日，雖然大到昆曲，小到蛟川走書，都被列入了不同級別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但聽慣了搖滾節奏的年輕人，已無法悠閑地享受這些古老舒緩的節奏了，而在並不遙遠的解放初期，戲曲的地位卻是舉足輕重的。
越劇便是那個時代江浙地區的人們喜聞樂見的重要劇種之一。這種源於嵊縣“的篤班”的草根類藝術形式，在當時的江南大地擁有雄厚的群眾基礎。抗戰前後，鎮海就有以筱丹桂、姚水娟為首的“高升劇團”“越新舞台”等時新女子文戲“的篤班”（後稱越劇）流入。抗戰勝利後，縣城已有越劇戲班的固定演出。
新中國成立之後，越劇的最大變化莫過於走向專業化，這是越劇走向繁盛的基礎。
19世紀50年代初，鎮海縣文化館將原在舟山一帶演出的老板經營製的“大喜舞台”引進到鎮海，將私人所有製改變為集體所有製，初名為“大喜歌劇團”，1954年改名為“鎮海越劇團”。
體製的改變帶來了整個劇團麵貌的煥然一新。舊時的戲班內部分工極其簡單：班主、演員和樂隊，班主領導一切。戲班日常演出多是“路頭戲”，沒有定本，唱詞由演員隨心而變。改建後的劇團首先在陣營上“正規”起來：編劇、導演、舞美、音響、樂隊等一係列現代劇團建製的設立，使劇團班底日趨雄厚，陣容逐漸規整壯大。建製的鳥槍換炮，自然催動了劇目的變革。不久，日常表演中的“路頭戲”逐步被淘汰，腳本戲開始粉墨登場。
這是一場脫胎換骨的蛻變。在日後的舞台上，演員們吟唱的不再是反反複複的老調子了，《九件衣》、《嫁衣恨》等具有新內容新麵貌的劇目開始排練公演——越劇伴隨著體製的全麵革新，逐步走上了台詞固定化、唱腔曲譜化、舞台布景化，燈光現代化的軌道。
那個時候的劇團，經濟自負盈虧，國家隻是給予少量補貼。當時，劇團的排練和演出環境極其艱苦。上級規定，劇團除在城區演戲，還要保證三分之一時間上山下鄉，為農民演出，這個比例後來提高到了百分之四十。
毛澤東提出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指示，在那個時代被執行得不折不扣。
自負盈虧的劇團為了增加收入，時常順著鐵路沿線到杭州、紹興、嵊州等周邊城市，以及舟山、東沙、螞蟻島等漁業發達的小島上演出。那裏雖路途遙遠，條件也很艱苦，但因為演出的收入多，劇團樂此不疲。更有甚者，當時因為日常經費緊張，越劇團還在城關武寧鎮一帶開荒種地，種些番薯等聊以自給。
建立之初的越劇團就是這樣克服了種種苦難，邁開了前進的步伐。
1951年4月，鎮海越劇團（時名“大喜劇團”）實現了一次跨越，首次排練大型腳本戲《梁山伯與祝英台》。
這是何等的魄力啊，畢竟，這是一個連日常經費都捉襟見肘的縣級小劇團。
這是一次徹底的創新，創新的不僅僅是劇目，而是越劇的全部——從演出燈光、布景、道具、服裝等的革新，到內容、形式的全新改革。
新劇目亮相於城鄉舞台，受到城鄉群眾的熱烈歡迎。鎮海越劇團一炮打響了。次年，劇團排練《闖王進京》，首次用“因人選材”的辦法安排角色，同樣取得了成功。
鎮海越劇進入了出作品出人才的全新輝煌時期，在寧波市、浙江省乃至華東地區開始嶄露頭角。
到了50年代中期，劇團已具相當規模，擁有人員超過80人。此時的劇團，多次在華東及省、市彙演和調演中取得優異的成績：《賣夏布》獲省演出獎，《康王告狀》獲市第一屆戲劇節優秀創作獎、優秀演出獎。張定鳳、王斐花、張南琴、筱霞芳等都是當時較有影響力的演員。
歲月可以帶走昔日的輝煌，但是帶不走人們曾經的記憶。時至今日，鎮海越劇團已解散多年，但好多演員的名字仍為大家所熟知。令人慶幸的是，那些曾經為鎮海文化作出過貢獻的演員們，如今仍活躍在群眾文化的舞台上。盡管因為種種原因，她們已經離開舞台多年，但是一旦重新登台，她們的一招一式、眼神手勢依然十分到位，足可見當年的功底之深厚。
曆史的真正價值深藏在人民群眾的心目中，人民的肯定就是最好的評價。
“劇團要得到群眾好評，就要創新。過去鎮海劇團在人才培養上領先了一步。1957年，別人還沒想到要係統地培養演員，我們已經先行一步了。文藝團體要發展，培養新人是一個重點。”這是在我登門采訪夏炳章先生的次日，他特意趕來補充告知的。
親曆者對曆史有著特殊的情感和體悟。
鎮海解放以後，夏炳章先生就和鎮海文化工作打上了交道，他是鎮海文化發展60年曆程的親曆者和見證人。
夏炳章說，在藝術人才培養上，鎮海越劇團有著厚重的一筆。
拜師學藝，是中國傳統的人才培養方法。這種教學的方式多是口傳耳授，靠現場的聽、學、記接受演技，缺乏係統的教學體係。同時，一對一的教學，雖能使徒弟繼承師傅的衣缽，但也不免囿於一個流派的風格，約束了演員個性。而且，這種培養方式“產出”緩慢，學員實踐機會比較少，學藝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學員隻能跑跑龍套。
繁榮的鎮海越劇亟需演員，於是，一項關於人才培育的改革應勢而出——辦“越劇培訓班”，係統培養優秀演員。也許，鎮海越劇團試嚐的“頭口奶”，在今日是最普通不過的，但是當時卻開了寧波文藝人才培養方式的先河。
1957年，鎮海越劇團在寧波登報，在寧波地區招收學員。消息一經傳開，馬上引起轟動，應征者高達四五百名。
篩選、篩選、再篩選，劇團選中了13棵苗子。但是遺憾啊，因為經濟、師資條件的限製，鎮海劇團不得已隻能與寧波越劇團、慈溪越劇團、寧波五一越劇團聯合辦班。1958年，“寧波越劇訓練班”——寧波首個越劇培訓班開學了，首期學員50名。夏炳章是培訓班的第一任班主任。
培訓條件是簡陋的。天一閣附近的一幢三層樓房成為了培訓班的宿舍樓。教師床鋪是借的，學生隻能打地鋪。至於排練場，隻能將就在不遠處的一個庵堂。
“擔任班主任時，我已離開劇團整整一年。但是劇團上下意見很統一，覺得越劇事業青黃不接，需要培養人才。”夏炳章說。
培訓班取得了空前豐碩的成果。兩年半後，首期培訓班結束，學員們回到各自的劇團，再跟老師實踐學習。直到近半個世紀後的今天，夏炳章談到當時的效果，仍然心有感慨：“1963年，首批學員已能夠獨立登台演出了，且受到了廣大群眾的一致好評。”
事實確實如此，鎮海越劇團後期受到社會公認，主要是由於這批學員頂上來了。
人才的成長帶來了劇團的繁榮和興盛。當時，鎮海越劇團不僅在寧波地區，甚至在省城都小有名氣。“1963年的時候，因為我們劇團口碑很好，赴省城演出的申請也得到了上級的同意，這在當時算是極罕見的特例了。最初，劇團隻是在拱墅、江幹等杭州周邊地區演出。後來有一次，省文化廳領導來看演出，見反響甚好，就特地把我們安排到杭州最大的勝利劇院演出。這在當時可是絕無僅有的呢。”夏炳章自豪地回憶道。
1964年，第二期培訓班乘勢而上，但後來卻因種種原因夭折了，人們都深覺遺憾。
“鎮海越劇團，從業人員最多時達80餘人。1953年—1966年以及1978年—1983年為其事業最興旺期。”這是廣電誌中關於鎮海越劇團的記載。
如果沒有那場“文化大革命”，越劇團應該善始善終、完美謝幕。可是，那場打著文化名義而戕害文化的“革命”將一切都打得支離破碎。1966年年底，劇團因“文化大革命”而癱瘓，先後進駐“工宣隊”、“軍宣隊”。到1968年，大多數隊員被調至工廠或農村，一度輝煌的鎮海越劇團就這樣黯然退出了鎮海文化舞台，曆史用醜陋的大棒無情地把鎮海越劇打入了冷宮。
70年代初期，縣劇團一度恢複重建，這是為了主演所謂的“樣板戲”的需要。畢竟根底深厚，恢複後的劇團參加了市、省的創作調演，曾創作演出了一出現代題材的多幕大型越劇《戰宏圖》。此時的劇團，除抽調回的個別老演員，大多是新招的。
《戰宏圖》是根據當時三山公社一位抗台英雄的事跡編寫的。按照當時“源於生活，高於生活”和“三突出”的原則，要求塑造一位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的貧下中農英雄，甚至要求生編硬造地插入階級敵人破壞抗台鬥爭的情節，雖經多次修改，但總難以達到所謂的“高、大、全”的要求。這令當時從杭州大學中文係畢業分配到劇團擔任編劇的張曦十分苦惱。這出戲雖然左改右改，並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但沒有演出多少場就無疾而終了。
直到粉碎“四人幫”後，中國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春天，越劇團才走向真正的複蘇。1978年，劇團恢複，培訓班工作也得以繼續。
從那時起，鎮海越劇團迎來第二個輝煌時刻。1980年，鎮海越劇團招收了12名學員，開始小班培訓。這次，劇團自派教師，在團部坐鎮培養。
又一批小苗茁壯成長。這其中，就有後來被上海越劇院選入“紅樓劇團”，多次隨團赴港澳演出的滬上越劇名家方亞芬。
1983年，鎮海越劇團赴上海大慶劇場演出，上海著名越劇演員袁雪芬、尹桂芳、傅全香、周寶奎、徐天紅、戚雅仙、金彩鳳、畢春芳等均到場觀摩指導，著名書法家任政題詞“藝苑蜚聲，譽滿江南”以贈。同年該團葉寶定與慈溪張金海根據我縣民間故事《浙江女子盡封王》創作的大型傳統劇《康王告狀》，受到戲劇界關注，省內外許多劇團紛紛上演該劇。上海越劇院據此更名為《皇帝與村姑》上演。
至1985年，鎮海越劇團有13人加入市劇協，其中3人為省劇協會員。1984年鎮海縣越劇團《康王告狀》獲市文藝會演優秀創作獎、演出獎。
鎮海越劇團在它存在的30餘年間，為鎮海的文化事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直到1985年，鎮海撤縣並入市區，根據上級的文件規定，一個市不能同時有兩個同一劇種的劇團，鎮海越劇團至此華麗謝幕。
二 行走在鄉間的鎮海曲藝隊
建國初期的很長一段時間，對鎮海人民影響頗深的另外一類娛樂方式，便是民間曲藝。這類土生土長的表演形式，在老鎮海的心目中永遠有著無法抗拒的魅力。
鎮海解放的百天後，“鎮海民間藝人研究會”成立。這個鎮海民間藝人自己的組織，在此後的歲月裏，幾易其名，但始終在團結鎮海民間藝人，發揚民間文藝精華方麵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鎮海曲藝協會是一個綜合性的曲藝人協會，參加協會的主要會員由四部分藝人組成：蛟川走書、寧波走書、盲人唱新聞和小木偶。蛟川走書是其中的重頭戲。
研究會成立之初，20餘個民間藝人開始了有組織的演唱活動。
1950年7月，通過民主反霸，鎮海民間藝人研究會改為“鎮海縣曲藝人協會”，參加人數一下子擴大到了60餘人。他們在城關及集鎮開設書場，巡回定點演唱。這個時期，鎮海民間文藝迎來了它的春天。民間藝人們有組織地學習政治時事，交流演出技藝，創新曲目劇本。
那是鎮海曲藝人的“蜜月”時期。那段時期，他們“上山下鄉”，選員參加省、市級比賽；培養吸收年輕演員，爭取後繼有人；他們在城關、駱駝、澥浦、莊市、貴駟、大碶、柴橋、郭巨等書場開展巡回演唱，用辛勤催動曲藝事業蒸蒸日上。
新中國的成立，讓這些曲藝人挺直了腰杆，結束了曲藝人以往的辛酸。曆史上，他們曾經備受當局的歧視，被強行禁止表演或遭受處罰。當那種“賣唱式”的生活畫上了句號，他們的表演不再被稱為“淫詞汙曲”。
從此，他們被稱為民間藝人，不再被社會看低，驚喜的還有隨之而來的生活保障和演出條件的逐漸好轉。
嶄新的生活為民間藝人們注入了滿腔激情與靈感。這一時期，曲藝表演不再局限於原有的陳詞老調，一些新編的現代曲目紛紛亮相。
1954年，縣曲藝隊演唱的《養豬姑娘王蘭青》等曲目獲得了浙江省首屆曲藝調演一等獎；1957年9月，虞友甫、張亞琴演唱的蛟川走書《抗台英雄賀玲娣》參加浙江省首屆戲曲大會演，榮獲一等獎；次年年底，張亞琴演唱的《紅旗手周翠英》獲市戲曲調演優秀演出獎。這些作品多歌頌新人新事，具有明顯的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傾向。古老的曲藝，從此成為鎮海社會主義文藝舞台一支新生的力量。
這是時代賦予他們的成就！
1958年，鎮海縣曲協撤銷。城關藝人張亞琴、虞友甫等成立鎮海曲藝演唱隊，開始建立集體性質的經濟製度，采用工資製，盈利留作集體基金。這期間，演唱隊招收了4名女青年學徒。
這一小而精的曲藝隊在農村深受歡迎。在交通落後、信息閉塞的年代，曲藝隊可謂農村文藝輕騎兵，他們就像曾經紅極一時的內蒙古草原上的“烏蘭牧騎”，憑借一個演唱人員，兩個伴奏人員，一塊空場地，便能把演出舞台延伸到農村每個旮旯，給每一片幹涸的土地帶去文化的雨露和精神的歡樂。
“當時的下鄉條件是非常艱苦的。”在曲藝隊多年的沈誌遠老師回憶起當時的情景，頗有感觸地坦言道。
由於交通限製，藝人們往往一下鄉就是一兩個月，演員和樂隊需要帶足這期間需要的衣物和鋪蓋。若是去江南（現北侖區），藝人們要花上兩三分錢擺渡過江,然後徒步行走，大碶、柴橋、郭巨，一站站停留，一站站唱。一切都是簡陋的。到了農村，舞台就地取材：四六個稻桶一翻轉，鋪上五六塊門板，就是簡易舞台；農家曬穀用的竹墊，當做地毯鋪上了，就是演出場地。盡管條件簡陋，但是演員台上，樂隊台下，倒也其樂融融。
解放初期的鎮海，大部分地區沒有電燈。晚間演出時，就在台前豎兩根竹竿，掛上兩盞汽油燈，或者幹脆紮兩把火把，用來照明。而祠堂、廟堂、倉庫往往就是演員們的客棧，冬天一張席子鋪在厚厚的稻草上，人睡在上麵，被形象地比喻為“蔥烤鯽魚”。
“這稻草褥子就像絲棉，熱得很呢。”沈老師笑意盈盈地回憶著。
這樣的場景對現在的人們來講有些陌生，而在那個年代，凡是下鄉的演出隊、電影隊，大凡都有此番經曆。
那是真正意義上的苦中有樂。生活艱苦平凡，但是他們充實樂觀。沒有自來水，大冬天，隻能鑿冰取水以洗臉刷牙。日常夥食也很簡單，多數是吃醃菜。到了條件差一點的山區，一日三頓番薯粥、玉米粥。也有“特別好”的時候。一次到大榭島，當地給曲藝隊端來滿滿一大盆大活蝦，足有十多斤。大家舍不得吃，曬作蝦幹省著吃。
聽著他們的回憶，筆者對老一輩藝人們在如此艱苦的環境中的那種執著於藝術，樂於奉獻的精神肅然起敬。
藝術，甚至於整個文化，精神才是它生命力的源泉。就這個意義來說，維也納“金色大廳”與汶溪曬場的演出，其實沒有多大區別，因為，歌者和聽者享受到的文化帶來的愉悅幾乎相同。這就是文化的魅力。
想了解當時聽眾是怎樣迷戀蛟川走書的麼？筆者找到了年過花甲的王惠定，他是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曾是鎮海青少年宮的書法教師。對蛟川走書，他可謂情有獨鍾。據他回憶，那時的“蛟川走書”一般都在祠堂演唱，每張門票5分錢。不少大型書目一唱就是半個月。走書來了，村裏就像過年一樣熱鬧，年少時的王惠定就盼著天天聽走書。兒時家裏經濟條件不好，為了聽鍾情的走書，王惠定就利用課餘時間走街串巷撿廢品，用賣得的一些零花錢買門票。
在那個年代，與物質匱乏相伴的是文化生活的單調。或許正是因為這份單調，看露天電影、看戲聽曲就顯得格外的珍貴。這些在今天的年輕人看來不足為奇的娛樂方式，在老一輩人的心中是那樣的溫暖，就像一盞明燈。筆者想，這是否與他們青春的記憶有關。任何事物，一旦和美好的青春年華相連，就變得生動鮮亮起來。
除了極大地豐富了當時的群眾文化生活，越劇團、曲藝等專業藝術劇團的繁盛也推動了鎮海文化設施的進步。“人民劇院”、“百花劇場”等當時的標誌性文化場所，以及這些場所所在的南街，無疑成為了當時鎮海的文化中心。
建造於1955年的人民劇院應著越劇事業的繁榮而建，建時擁有近1000個座位，是當時寧波地區較好的劇場之一。
9年以後的1964年，一個擁有500個座位的百花劇場又在南大街矗立起來。這是鎮海曲藝演唱隊出資建造的，亦是地區當時設施最佳的曲藝演唱場所。這些劇場的建成，引得外地劇團紛紛到鎮海登台亮相。諸如上海堇風甬劇團、無錫歌舞團、浙江話劇團、杭州京劇團，以及台州、紹興、諸暨等地的劇團，都曾在鎮海的舞台上演過戲，讓鎮海觀眾有緣飽享眼福。
這是鎮海戲曲的黃金時期，最繁盛階段，劇場一年到頭基本月月有演出。這給以商業著稱的南街，平添了不少文化氣息。
俱往矣。如今，這兩座劇場早已成為曆史，就像大多數崛起的城市一樣，曾經令鎮海人引以為傲的劇場，終於和周圍的一片老房子一起被推倒。瓦礫之上，崛起的是十幾層的新式樓房。
建築可以拆毀重建，但是，作為一種記憶，它卻永遠停留在老鎮海人心中。
和越劇團一樣，“文革”中，鎮海曲藝協會、鎮海曲藝隊被迫解散。藝人們，有的回鄉務農，有的則改從他業。
但是文脈不會斷流，就像流入地下的河，到適當時候又會冒出來一樣。
1972年，縣文化部門為挽救民間藝術，發起成立了曲藝改革小組，找回張亞琴等部分藝人。他們的開場篇是自己編寫的《向陽春暖》等新書目。經過各種場合的試唱，鎮海人熟悉的蛟川走書的旋律又活躍起來。
1976年，鎮海文藝迎來了一個早春。是時，那場“文革”進入尾聲，文藝之花注定要在這個春天複蘇。被壓抑久了的文藝事業頓時激情四射，分散在城鄉的曲藝藝人的活躍，帶來了演出活動的頻繁。1980年，鎮海縣民間藝人管理小組成立，民間藝人重新登記、審核、發給演唱證。據統計，當年全縣有演唱組42個，各類藝人達上百人之多。1982年，“鎮海縣曲藝工作者協會”恢複重建，以張亞琴為首的鎮海曲藝隊重新成立，還招收了部分青年學員。鎮海蛟川走書演唱活動又呈現出了一個高潮。
80年代中後期，在改革大潮的衝擊下，人們的生活和娛樂傾向發生了很大變化，由於自身發展的局限和新興娛樂形式的衝擊，蛟川走書等民間曲藝日趨衰落，聽眾越來越少，以至於一蹶不振。由於各種原因，隊員們除個別人外，都各從他業，曲藝隊無形中已自行解散。
三 夜幕下的露天電影
相對於越劇和民間曲藝，電影因其視覺的衝擊性和真實性，更為廣大受眾所青睞。
從全球角度來看，當今文化較量中，電影依然坐著頭把交椅。作為美國文化的重要象征，好萊塢電影在世界範圍內大行其道，引得無數青年對美國生活方式大肆崇拜與追求。而每年的戛納電影節、金雞百花電影節也總會吸引國際、國內眾人的目光。可以說，電影從1895年誕生以來，就在人類文化發展史上閃爍著無與倫比的光芒，如今已經成為現代文明和社會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新中國成立初期及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內，盡管當時的電影色彩較為單調，題材有些狹窄，但卻不妨礙它成為群眾文化中最為耀眼的明星。
有關材料中有一段關於電影的記載：“1953年2月，文化館帶著劇團和電影隊到團橋向0080部隊慰問演出，歡度春節。後即到範市、駱駝、大碶、郭巨、柴橋參加物資交流大會演出。其中電影《白毛女》深受群眾歡迎，觀眾如堵。許多觀眾坐船遠途前來，日夜觀看，場場幾千人，多時上萬。”透過寥寥的文字記錄，我們不難想象50多年前電影帶來的轟動與喧囂。
請允許筆者找個見證人，讓她說說當時的電影。她叫虞雅仙，1960年代初從事電影管理工作，直到80年代末退休。她的職業生涯見證了鎮海電影的輝煌。她記憶中有太多的故事，就是鎮海電影的史話。和她對話，就像跟著當年熱愛電影的人們，擠擠捱捱領略了一場又一場經典的電影。
虞雅仙和電影管理打上交道的過程頗有些戲劇性。解放初期，鎮海沒有自己的電影隊，群眾看電影就等省、市巡映到鎮海，當然次數屈指可數。當時，每每有電影消息，人們便扶老攜幼，從四麵八方湧向放映地。平坦整潔開闊的學校大操場，無疑是放映露天電影的理想場所。隻是苦了學校的管理者，每次電影散場，學校便淩亂不堪，操場自不必說，還殃及到了教室——課桌被拉去墊腳，自然少不了汙損，影響次日教學工作。50年代擔任一所小學的校長的虞雅仙當然不樂意。所以，每每有電影隊上門借場地，她總是一口回絕。這可得罪了不少人，人們背地裏喊她“小氣鬼”。
1956年，鎮海建立了自己的電影隊，更多的地方能夠看上電影了。1958至1962年，鎮海縣劃並至寧波市，電影隊專屬寧波市電影站管理。1963年，鎮海縣恢複建製，建立了電影管理站。抖抖家底，當時全縣有16毫米放映機５架，35毫米放映機１架。隊伍麼，國辦（全民）放映隊４個，集體辦放映隊２個。其中３個國辦隊在駱駝、貴駟、莊市、長山、大碶一帶放映，１個國辦隊固定在城關。那個出了名的跟電影過不去的虞雅仙，居然鬼使神差地被調到縣電影管理站任副站長——這緣分啊，真是“不打不相識”。
新官上任的虞雅仙看到群眾看電影情緒高漲，就帶著電影管理站的同誌轟轟烈烈地搞起了“鎮海電影普及規劃放映”工程。這項工程頗有些像如今盛行的“萬場電影進農村”活動。隻是當年的膠片機換成了數字機；屈指可數的幾部電影擴充為海量的電影庫；曾經的“放什麼看什麼”變成了“點什麼放什麼”。
當年，電影管理站精心安排好各大隊的放映場次和時間，早早訂好計劃，然後一一到村簽合同，蓋印章。到了放映日，大隊早早支起了掛銀幕的杆子，擺上了各式板凳，就等電影隊到來。時間到了，放映場地人頭攢動，黑壓壓一片。那時候看場電影簡直是奢侈的享受，用盼星星盼月亮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為了多一份享受，有的人不惜跟著電影隊趕場子，一部電影看上好幾遍。記得當年放映《劉三姐》時，人們總看不夠，於是趕場子，一圈看下來，發現已把周邊的大隊都跑了個遍。有趣的是孩子們，占不到好位置，他們跑到屏幕後麵，看反背電影，一樣不亦樂乎。1963年9月下旬到12月下旬的短短3個月時間，鎮海6個電影隊背著鋪蓋跑遍了全縣所有大隊。
次年，“鎮海電影普及規劃放映”工作全麵展開，真正實現了百姓看電影，早一年知道。
那樣的年代裏，老百姓和放映隊的感情特別深。當時下鄉很辛苦，但是也很快樂。有時電影隊走水路，船一靠岸，老早就有大人孩子守在那裏，搶著背器械，拿行李。郭巨多山區，山路險阻，不過那不算啥，隻要有電影看，人們有的是力氣。你瞧，200多斤的機器，4個農民“吭哧吭哧”就背上去了。
那時電影隊與老百姓之間堪為魚水情。下鄉放映，電影隊常借宿農家，住宿吃飯要付錢，純樸的百姓無論如何不肯收錢。電影站同誌強不過，隻好在離去時，悄悄將錢壓在人家的台鍾下。當然，他們在農民家很“做忌”，吃飯專揀蔬菜，葷菜是堅決不碰的。這樣的作風，豈止“廉潔”二字可涵蓋？
文化生活單一的年代，電影無疑為人們打開了一方別樣的天地。無論是《天仙配》裏會說話的槐櫻樹、還是《碧海丹心》裏頭那驚心動魄的戰爭場景，甚至是科教電影中逼真的畫麵，都給人們帶來了強烈的視覺衝擊。正因為有著如此強大的吸引力，電影在輿論宣傳方麵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每次影片放映前，電影隊就會加放精心製作的幻燈片，縣委的中心工作、大隊的各種通知、村裏的好人好事就通過這些“幻燈片”傳到了千家萬戶。
“文革”來襲，廣受群眾歡迎的電影厄運難逃，受到了嚴重的打壓。當“造反”的喧囂襲來，影片全部封存，人員被“鬥批改”。其後，唯有8部“樣板戲”電影一統天下，偶爾有一些紀錄片準映。
壓抑！壓抑！壓抑！太久的壓抑引發的是強烈的反彈。當“四人幫”覆滅，文化再度解放之時，電影再次煥發耀眼的光芒，人們對電影的渴求成倍膨脹——鎮海電影，迎來了它極為輝煌的時刻。
1978年，鎮海電影黃金時代再現，國辦35毫米放映隊增至17個，集體辦16毫米放映隊增至18個，另有大隊辦8.75毫米放映隊9個，形成了區區有35毫米放映隊，鄉鄉和部分大隊有16毫米或8.75毫米放映隊的格局。同時，從70年代中期開始，隨著境內大工程的興起，鎮海石化總廠、發電廠、寧波港、北侖港、原油碼頭、石化三公司等企業先後建起了6個放映設施完善的工人俱樂部，以滿足工人們看電影的需求。鎮海群眾觀看電影的條件得到了極大的改善。
1980年，鎮海縣電影管理站撤銷，新成立的鎮海縣電影發行放映公司負責全縣電影的發行、放映事宜。
令虞雅仙記憶猶新的是，70年代末，電影版《紅樓夢》、《碧玉簪》在鎮海上映時，為滿足更多群眾的需求，人民劇院、大會堂、百花劇場、寧波港四個影院同時跑片。有一次，《碧玉簪》放映期間，百花劇場正好被安排作區裏開會之用。當時，劇場外人聲鼎沸，來來往往的人群引起了領導的注意。一位領導納悶了，這是咋回事啊？一打聽，原來百花劇場放《碧玉簪》，人們等著會議結束看電影呢。領導開明，他們一商議，決定滿足群眾需求，會議安排到招待所擠擠，騰出劇場給電影讓路。通知一出，群眾滿心喜歡，一會兒票就告售罄。
看到群眾看電影的熱情如此高漲，鎮海縣開始籌劃建造一座現代化的電影院。
1979年，麵積逾2000平方米，可容納1200多人的鎮海電影院落成了。也許距離老城市中心較遠，電影院落成之初，新客流量還不及地處南大街的人民劇院。但不久，高檔的設施、舒適的觀看環境引來了越來越多的觀眾。
無心插柳柳成蔭，電影院還起到了始料不及的效果。它使原本偏僻的“西門口”一帶漸漸熱鬧起來，城市中心就這樣不經意地一步步向西推進。如今，電影院所在的位置，無疑是鎮海的中心地帶。一座城市的中心隨著文化設施的格局發生了重要的變化。
虞雅仙回憶說，《少林寺》的上映，給鎮海電影院帶來了極為轟動的效應。當年，該片在鎮海放映9天，累計90多場次。最後一天晚上11點，計劃的最後一場即將結束，但是門外等候的人群依舊沒有散去的意思。好多人都是從農村大老遠趕來的。
誰都想先睹為快。咋辦？
電影院同誌一商量，決定加映一場。
牌子一掛出去，了不得啦，人群嘩啦就湧了上來。電影院不得不開啟4個窗口。這個場景，跟現在售春運火車票似的，讓人難以置信。
這樣的故事在虞雅仙的記憶中還有很多很多。因為電影炙手可熱，從“文革”前直到改革開放後的很長一段時期，電影公司成為了文化係統最為熱門的單位，《大眾電影》雜誌以及電影介紹資料都是人們爭搶的寶貝讀物。
當然，天下沒有永遠常盛的筵席，一個時期的文化最終會被另一個時期的文化所取代，即便它曾經輝煌無比。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家庭電視逐漸普及了，當人們可以在自己家裏，坐在沙發上品茗嘮嗑享受“電影”時，誰還樂意到電影院看電影。
電影市場受到了電視強有力的衝擊。後者是時代新的寵兒。
19世紀80年代初，第一部電視武打片《霍元甲》搬上熒屏，人們的目光被牢牢地鎖在了電視機前。這是一個信號，也許就是從那時起，電影市場漸趨冷卻。
虞雅仙笑說，那段時期，我們摸出規律，哪天晚上《霍元甲》播出，電影院就冷清。
緊隨電視圍剿電影的還有其他現象。
90年代，中國的經濟、社會和文化處於轉型期，歌廳、錄像廳漸漸興起，大批觀眾被分流，電影市場走向了滑坡。
電影的冬天還是來了，不僅僅鎮海，整個中國電影市場大幅度縮水，雖然還不至於遭遇“滑鐵盧”，但是，影院以龐大座位數為豪的時代已結束了。
與眾多城市影院一樣，鎮海電影院隻得調整格局，開設了小廳放映，甚至於“不務正業”地辟出舞廳等娛樂場所，開始多種經營。
新世紀之初，中國電影產業發展的思路引入了市場機製和競爭機製。院線製的建立，把影院作為經營主體從原先隸屬的電影公司中剝離出來，優化了產業結構，減少了發行層次，降低了發行成本，從而能夠讓利到製片方和影院，中國電影業形勢出現了回暖。
如今，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產業鏈的逐漸完善、各種類型電影製作經驗的豐富，中國電影也迎來了難得的發展機遇。基於影院視聽環境的日益優化以及“愛猜電影”、“愛看電影”等影視欄目的宣傳引導，越來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輕人又開始熱衷於到影院觀看電影了。
時代在發展，人們的生活在更新。遍布城鄉的露天電影和戲曲演出曾經是人們熱衷的娛樂形式，而在新興文化的衝擊之下，它們日漸式微。但是，一些事物的衰退，並不一定是悲哀的，那是文化開放和繁榮的表征，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就如地殼變動引發的海陸變遷，升降起伏，亦是自然。
曆史，有時候是很殘酷的，因為它在進步！
四 風生水起的文化館與文化市場的守護者
一日采訪結束，筆者和夏炳章老人並肩走過鎮海的文化公園。臨近中午，公園裏依舊有悠閑的人們在拉胡琴、練嗓子。這是筆者童年記憶中最快樂的地方。小時候，買票進入大門，再買票進入兒童遊樂場所，就能和心儀的滑滑梯相遇，留下一串串笑聲。
如今，大門被拆除了，公園成了一塊開放的綠地。從緊閉走向開放，不僅僅是觀念，也包括城市的規劃和格局，包括人們的思想和心態。
世界屬於開放！
經過倉河頭旁，老人指著河對麵說，那裏就是文化館最初的地址。“倉河頭31號。”——《地方誌》中記載的文化館舊址地理坐標。如今，那兩幢舊房早已不在，隻有悠悠倉河水上橫臥的石橋，靜看時代的風起雲湧，風景的變換更新。
文化館，新中國鎮海文化單位中堪稱“祖師爺”的機構，從1950年5月成立至今，它在鎮海文化發展中始終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成立之初的文化館，僅有課桌椅若幹張，以及近千冊殘缺的《萬有書庫》。就是這個家底並不豐厚的文化單位，在很長一段時期，兼管文化行政工作，並囊括了曲藝、圖書、收音、電影、文物以及農村、工廠業餘劇團等幾乎所有和文化生活相關聯的職能。
進入60年代，隨著時代發展的需要，劇團、電影、廣播等業務先後析離，文藝創作、文藝活動、美術攝影、農村輔導組等一一增設。包羅萬象的文化館，在群眾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也就格外重要。
繁榮農村文藝是群眾文化工作的一個重要內容。而文化下鄉，扶植農村藝術團隊建設無疑是推進農村文化繁榮的重要載體之一。解放初期，文化館經常組織裝有圖書、圖片、留聲機、收音機的“文化擔”下鄉。那時，郭巨等群眾文化活動缺少的山坳偏僻地區是他們的主要活動地。這是“雪中送炭”，所到之處群眾拍手歡迎，迎他們如貴賓。
在文化館的幫助下，當時農村劇團發展繁榮，幾乎村村都建起了“草根”劇團。此後，隨著社會的發展，文化館開始組建各區文化站，大力扶持農村俱樂部建設，把文化觸角向農村延伸。圖書閱覽、乒乓球、康樂球等文體形式漸漸融入農民們的日常生活。可以說，文化館推動了鎮海農村文化的風生水起。
然而好景不長，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文化館的正常工作全部癱瘓，農村群眾文化工作停頓，一批文藝骨幹受到衝擊。兩年後，文化館被撤。當時，鎮海的基層文化設施幾近廢毀，除“樣板戲”、“樣板電影”外，全縣文化事業幾近窒息。
“文革”結束後，鎮海境內文化事業遂趨複蘇，文化館得以複建。夏炳章出任文化館複建後的第一任文化館館長。夏炳章回憶說，當時在文化領域除需要完成撥亂反正任務外，更重的任務是恢複基層文化機構，配備充實各類文化骨幹力量。
複建後的縣文化館引進了一批專業文藝幹部。其中，美術輔導力量非常強大——4個專業幹部中有3個是美院科班出身的。因為人才資源充沛，各類文藝輔導活動搞得紅紅火火。回憶這段火紅的日子，夏炳章不無驕傲：當時好多人通過文化館美術培訓班的學習而考入美術學院哩。
沐浴著改革開放的春風，鎮海文化館在基層廣播文藝種子，點燃了人們心頭對文藝的熱情和美好生活的向往。當時的文化館不僅注重“送文化”，還致力於群眾文藝骨幹的培養與團結。《招寶山》《群眾文化通訊》等刊物便是聯結文藝愛好者的紐帶。這些油印的刊物是當時文化館幹部和地方文藝愛好者的“投稿園地”，時常刊登一些快板、詩歌、小戲、對口相聲等作品，這些作品通過刊物傳送到基層，成為群眾編排演出節目的腳本。
在文化館強大的輻射下，不少優秀業餘文藝骨幹走進了文化館大家族。嚴宏良便是其中的代表。
70年代，嚴宏良從部隊退伍後進化肥廠當了工人，但他放不下熱愛的“文藝夢”，閑暇時常常寫些小作品寄往文化館。後來，因為過硬的文藝素質，嚴宏良被調到文化館，成為群眾文藝輔導的主力之一。此後，嚴宏良當過文化館館長、文廣局副局長，雖然中途也去過其他單位，但文化工作與他相伴年數最長。
嚴宏良回憶說，改革開放以後很長一段時期，業餘演出隊是文化館最常見的文藝下鄉形式。文化館全年不定期抽調分散在各單位的文藝骨幹，組一台戲，奔赴農村演出，常常一待就是兩三個月，在鄉鎮大大小小的村落挨個巡演。當時下鄉的交通工具是拖拉機，文藝小分隊到了某地，通常是白天搞展覽，晚上演出。這樣的演出在農村特別受歡迎，某村若是有演出，十幾裏開外的人們都會趕來看。
嚴宏良說，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從過去單一的文化享受轉向了文化參與、文化創作。如今，一個社區就能拉出一台頂呱呱的好戲，就有能力折桂國家級賽事，這就是群眾文化蓬勃發展的最好例證。嚴宏良快到退休年紀了，閑暇時，這位曾經指點群眾文化工作的官員常常會走到社區居民中間，和他們一起排練演出。他說：“無論文化怎樣發展，文化離不開群眾，群眾離不開文化。”
許是那個年代有些遙遠，追尋逝去的曆史有些生澀，許多年份與細節有些模糊。然而，親曆者的敘述卻總洋溢著激情與豪邁。曆史，正是在親曆者的敘述中才變得如此生動，觸手可及。
90年代，隨著物質生活的豐富，人們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日益增長。然而，在鎮海群文事業發展空間日漸擴大之時，一個矛盾卻日益凸顯——因為活動經費多年來“原地踏步”，文化館工作開展起來頗有些“捉襟見肘”。
李浙東，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接任文化館館長一職的，一幹就是13年。
當時文化館活動經費緊張。文化館響應上級“以文補文”的政策，辦起了舞廳、錄像廳，成立了“影像藝術中心”，開展對外文化服務工作，積極創收，“補貼家用”。
盡管經費緊張，但文化館“軟件”建設卻並不遜色。90年代初，文化館曾和電視台聯合舉辦了全區第一次現場直播的文藝晚會“希望的田野”；開展了影響頗大的“鎮海之歌”征集活動，其中《情滿鎮海》《招寶山英雄的山》等歌曲直到今天依然為人們所傳唱。
進入21世紀，鎮海的文化事業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時機。群文事業得到了長足的進步，一批文藝精品嶄露頭角。這其中，《快樂的手工匠》就是一顆璀璨明星。
當時，時任文化館館長的董萬昇和朋友呂明設想用各種傳統手工工具演奏樂曲。在一批老演奏員的支持與參與下，經過半年創作、準備，器樂合奏《快樂的手工匠》誕生了。這個器樂合奏節目中，彈花匠、箍桶匠、釘碗匠、磨刀匠、木匠、鞋匠、篾匠這7個工匠拿著自己的工具伴隨輕盈的節拍，彈奏出美妙的旋律，表現勞作之歡，創意極佳。
一係列榮譽很快接踵而來：寧波第七屆音樂舞蹈節創作一等獎，省第四屆音樂舞蹈新作大賽創作、表演兩項銀獎。鎮海電視台為此製作的專題片《尋找遠去的音符》，引起中央電視台“夢想劇場”欄目的關注。
2003年6月24日，《快樂的手工匠》演奏人員應央視欄目組邀請，赴京攝製節目，亮相央視30分鍾，成為鎮海“手工匠”最輝煌的演出。之後，香港鳳凰衛視慧眼識寶，把《快樂的手工匠》播向世界，於是，世界知道中國浙江省寧波市鎮海有一群“快樂的手工匠”。民俗就這樣融入了世界文化洪流。
如今，已是省定二級館的鎮海區文化館在軟硬件建設上都有了新的飛躍：館舍麵積達1000平方米，除辦公用房外，還設有舞蹈、音樂、戲曲排練室各1個，多功能教室1個，擁有音響、燈光、樂器、演出服裝、攝影器材等部分設備或配置。正式在編工作人員10名，涉及文學寫作、攝影美術、戲曲舞蹈、群文管理、聲樂器樂等多種文化藝術門類。專業人員曾在攝影、文學、理論研究、小品等領域取得過省級一等獎以上獎項，尤以攝影為最，曾獲得“群星獎”銀獎以及其他比賽的獎項，並在國內外展出，在其他藝術領域則多次獲省二、三等獎。
文化館現任館長徐家明介紹說，輔導和繁榮群眾文化是文化館自始至終的發展主線。如今，這項工作更是從廣泛化走向了品牌化。“公益文化培訓”、“雄鎮大舞台”、“雄鎮展廳”，都是鎮海文化館在鎮海興起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大潮中，打造的“文化為民，文化惠民”的公共文化服務品牌。
2008年，文化館本著“以人為本、服務群眾”的原則，創新思路，大膽實踐，在全區率先推出了免費文藝培訓活動，以集中培訓和送訓下鄉相結合的方式進行的公益培訓活動受到了群眾極大的好評。
為了確保活動的紮實有效開展，區文化館撥出專項培訓經費，除選用館內優秀人才任教外，還從社會聘請多名專業教師開展培訓。開辦至今，文化館開展聲樂、國畫、攝影、肚皮舞、書法等12大類培訓服務，開辦了25次培訓班，培訓市民近千人次。與此同時，館內還積極組織精兵強將主動深入廣大農村、社區、企事業單位開展流動文藝培訓輔導活動，不僅豐富了廣大基層群眾的文化生活，而且還培養和造就了多支優秀的基層文藝隊伍，促進了基層文化工作再上新台階。截至2009年，他們創造了一串有力的數字：免費送訓下鄉700多次，義務文藝演出20餘場次，涉及62個村、20個社區、20多家企事業單位，受惠群眾達到數千人……
如今，從2007年推出至今的“雄鎮大舞台”，堅持百姓自娛自樂自助參與，響亮地喊出了“我搭台，你唱戲，明星就是你自己”的口號。
而開辦於2008年的“雄鎮展廳”暨鎮海籍書畫家藝術傳承基地，以雙向免費的形式（即來這裏舉辦展覽的人免費、來參觀展覽的人也免費），拉開了鎮海文藝展覽常態化、公益化的序幕。
在這個展廳裏，賀友直、胡怡聞等一批在海內外享有一定聲譽的鎮海籍書畫家紛紛舉辦畫展，表達了自己熱愛故土的赤子之情，也讓全區百姓不出遠門，就能輕鬆欣賞到藝術大師的風采；在這個展廳裏，本土十佳書畫家精品作品展覽傾情上演，本土書畫人才的強勁實力得到了充分的彰顯；在這個展廳，金亞尼剪紙作品展等本地社團的視覺平麵展覽一一呈現，草根藝術散發著它獨特的文藝魅力……
正因為有了這個“家門口”的展廳，鎮海區的各類文藝人才得到了挖掘，文化熱情得到充分激發。2010年，“雄鎮展廳”已安排了各類展覽30次——作為一個區級的展廳，這個頻率已是相當高了。
我們欣喜地看到，鎮海文化館的群眾文化輔導工作“有課堂培訓，有舞台演出，有地方展示”的立體骨架已初步形成。
如果說文化館是守望鎮海文化60年的親曆者，那麼，隨著鎮海文化市場的日漸繁榮，應運而生的文化市場管理機構則是新時期的產物。1988年，鎮海區文化市場管理辦公室成立，次年，隸屬該辦公室領導的文化稽查隊成立，這標誌著鎮海的文化市場管理工作走上了正軌。2005年，稽查隊和區文化市場管理辦公室撤銷，鎮海區文化市場行政執法大隊正式成立，全麵擔負起鎮海文化市場的監管工作。
回望一個甲子的時光長河，幾度春秋幾經風流。彈指一揮間，神州大地滄桑巨變，鎮海文化事業翻天覆地。新中國成立初期，越劇團、曲藝隊等文藝團體的改造籌建，新華書店、電影隊等的建立，極大地改善和普及了群眾文化事業，使千百年來趨於自流狀態的文化事業得到了新生和發展。1957年後，許多文化單位都隨著行政區劃的變更等原因辦辦停停，分分合合。而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動亂中，多數文化機構被撤並，基層文化設施幾近廢毀，全縣文化事業幾近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