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天後的6月22日，我和陳先生飛往北京，因為薑文已經答應出演《理發師》的男主角陸平。下午四時，我和陳先生來到與薑文約定的會談地點：國際俱樂部18樓。我們到的時候，薑文已經坐在那裏。他穿著一件黑色的T恤。我們已經不需介紹，因為拍《尋槍》的時候，我們在貴州的拍攝地就認識了。簡單的寒暄過後，我們直奔主題。薑文表示：一、劇本看得進去；二、能拍成一個不一般的電影；三、特別不像一個中國已經有過的電影；四、我願意接受這個電影，“願意與陳先生您合作，與一平合作”；五、但是劇本需要修改，要把描述變成行為，要簡潔。此外，女主角性格要鮮明。那天我們的會談大約進行了兩個小時，陳先生和薑文彼此都很客氣，互相尊重。陳先生謙和、儒雅，薑文真實、坦率，兩位藝術家的個性雖然不同，但是他們對電影的熱愛，卻是共同的。在隨後劇組正式成立，劇本討論的過程中，陳先生和薑文的意見也沒有產生分歧。那時我怎麼也沒有想到，不到半年，兩人竟不愉快地結束了合作。
他是一個大度的人
《理發師》停機，我是從劉蕾的電話得到消息的，她是《理發師》小說的推薦人，也是片中女二號會棉的扮演者。2002年12月28日，劉蕾告訴我，《理發師》停機了，原因是陳先生和薑文產生分歧，但具體原因不清楚。劉蕾的電話讓我吃驚了半天，不願相信停機的事實。在日後的媒體上，當我看到薑文和陳先生分別發表的聲明，我才不得不信。
早在2002年8月28日，我就離開了《理發師》劇組。在把我封閉在八一電影製片廠，劇本改了七稿之後，劇本仍然不能令人滿意。我覺得我已經筋疲力盡了，增加新的編劇就成為一種必要。陳先生溫和地征求我對增加新編劇的意見。我立即表示同意，因為我覺得，隻要為《理發師》好，增加一個編劇，哪怕增加兩個三個編劇，我都願意。陳先生很感謝我的理解和支持，並請我放心，我的利益會得到保證。離開劇組那天，我忽然想起去年8月28日，正是小說《理發師》改定發稿的日子。我那天的心情，其實就跟寫完小說的心情一樣，是一種釋然的感覺。創作是一種拚體力和心力的活，在你作品未完成以前，你的神經是繃著的，當你把作品完成，人就像跑到終點的運動員一樣，大喘氣。我那天確實是鬆了一口氣，但也不斷地冒虛汗。我想我的身體出了毛病，便打電話給我在南寧的妻子。我當醫生的妻子在電話裏給我診斷，然後我叫我在北京的同學高福廳，從藥店把藥買來給我，並留下陪我。我吃了藥後，半夜就好了。我說這事的意思，是想強調陳先生是一個拚命工作的人，他實在是太忙太累了，根本不顧自己的身體。我跟他坐過兩次飛機，他一上飛機就睡覺，並且一倒頭就能睡著。他告訴我，如果睡不著的話，他也會拿速寫本，在飛機上畫畫。
2003年1月18日，是停機事件發生的第二十天，我給陳先生打了個電話。這之前我一直沉默。我沉默的原因是因為我總覺得陳先生和薑文仍然有繼續合作的可能。在這種時候，沉默是金。但當我從媒體上得知製片方的決定：薑文走人，陳逸飛繼續執導《理發師》，我必須打電話了。這是我離開劇組後第一次與陳先生通話。他在電話裏跟我說，對不起，凡一平，發生的事情就讓它過去了。請你放心，《理發師》還要拍下去，並且要把它拍好。我不明白陳先生為什麼要跟我說對不起，他沒有做錯什麼，至少我不覺得他有什麼對不起我的地方。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理發師》，而《理發師》何嚐又不是我的《理發師》呢？
我想隻有一個氣度很大的人，才會對一切事物、人物慈善為懷。
陳先生就是這樣一個人。
2003年2月1日，大年初一，我從南寧青秀山的寺廟下來，在草地上剛坐下，就接到陳先生的電話。他說他正在從浙江外景地回上海的路上，原來的外景地保護得很好。電影也馬上要重新拍了。但劇本還需要改一改，請我去上海一趟，商量劇本怎麼改。於是2月3日，我到了上海，仍然住在我上次住的達華賓館。陳先生讓我先看劇本，晚上再跟我談。晚上，陳先生過來了，隨同的還有他的夫人。我們到了他在新天地的“逸飛之家”。陳先生知道我很想知道關於停機的原因，對我說，這個事情就不說了，沒事的，不就損失一些錢嘛。他看看他的夫人，又說你看，連這件事情我都不跟我老婆說的。他的夫人說是的，我在國外，不知道這件事情，他電話裏也沒跟我說。這個時候，陳先生接了一個電話，從說話的口氣知道是他的朋友打來的。陳先生在打電話的最後請朋友保重身體。打完電話，他的夫人抱怨地對他說，你請別人保重身體，你自己卻不注意自己的身體。陳先生笑笑，接著就和我談開了劇本修改的話題。那晚我們又聊了很多。第二天，陳先生又約了北京電影學院的倪震教授，在虹橋賓館，讓倪教授對我提了不少劇本的修改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