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這一組雜文集都是北京市雜文學會會員的個人作品專集。
為了推進雜文事業，北京市雜文學會曾經陸續編輯過幾本會員的作品集，但都是集合一定時期中眾人的作品。這樣做的好處是便於展示某一階段北京雜文的水平，也是北京雜文前進腳步的記錄。而且，佳作薈萃，茆頗有可觀。如今，會員曰增，各有不同的風格，為適應雜文愛好者欣賞、研究的需要，出版一部分會員的作品專集是有必要的。經過一年多的籌劃，在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和北京出版社的支持下，這件事終於辦成了一個開頭。這次先出了十本，我們希望這件事還能繼續辦下去。
人類正以前所末有的速度向前邁進，各沖新技術的湧現如雨後春筍。隨之而來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人際交往方式也產生急劇變化。無數沖新觀念異彩紛呈。美與醜的界限變得那麼模糊、不確定。包裝與實質的背離使人目眩神迷。古代哲人曾經有過“多歧路”的哀歎，今曰人生的各種機遇、挑戰與陷阱更在過去年代的若幹數量級以上。在這樣的年代，是更加需要雜文的，更加需要那種筒短、明快、一針見血的解剖刀，更加需要能無情地撕破各沖精巧的偽裝來揭示一些人和事屁股底下的舊紋章，更加需要洞察事物的發展趨勢。一句話，更加需要雜文來幫助人們認識自己的利益，認識實現自己利益的途徑和方法。當然，也需要雜文為自己提供更多的藝術享受。這就向雜文和雜文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們希望雜文能與時代同步，更加繁榮，希望有更多受到讀者歡迎的雜文作者湧現。當然也希望北京市雜文學會的會員作品專集能繼續出版，出得更精彩。
2002年2月
魯迅、秦怡和“舊紅學”
有些人想當名人，有些人想當研究名人的名人。人各有誌，人各有路，本來不說也罷，但這些年來，我讀了些研究名人的文章，有一點大惑不解：為什麼人一出了名，他家的祖墳便要被刨得一塌糊塗，而且那結果，總是有一個有名的先祖，來和他交相輝映。
先舉手頭的一例。有本雜誌發表了《秦怡之路》，說元末明初的紳士秦裕伯，興修水利，造福於民，死後被朱元璋封為上海城隍神，“據考證，秦怡乃秦裕伯後裔”。
從洪武到現在，600多年了。想來，秦家也和別的家族差不多，不可能代代都有“太史公”。因此，我對“秦怡乃秦裕伯後裔”一說，頗有些懷疑。退幾步說，即使是的，要考證出來，得費多少人力、精力、財力？考證出來又有何意義？難道秦裕伯是上海的城隍，秦怡就必然是上海的衛士？
無聊地刨墳掘墓，剝皮剔骨，這在我們這片國土上，算不得新鮮貨。稍事回憶，誰都能想起魯迅先生嘲諷“舊紅學”庸俗“索隱”的那句話：“考證曹雪芹的頭發。”
看來，魯迅先生的話像匕首，刀刀見血；但畢竟不能像金箍棒，棒棒伏妖。連他自己，也未能擺脫“舊紅學”的糾纏。“文化大革命”前，我就見過一篇對他“索隱”的文章。大概是因為他的列祖列宗還沒有人能夠蓋過他吧，那篇文章把“魯迅”二字“索隱”到了《爾雅》裏，據“牝狼，其子激，絕有力，迅”而得出結論：“一個姓魯的母親，生了好幾個兒子，其中最勇敢、最具有野性、最激烈的一個，就是魯迅。”
我舉這兩個例子，至少可以說明兩點：一是“舊紅學”的流風遺韻，至今沒有絕滅；二是“舊紅學”好像又多了一個公式，名人的名氣和被“索隱”出來的先祖的名氣，是成正比的。比如秦怡，名氣自然是不及魯迅的，所以“索隱”的結果，隻能是一個城隍，而且距今不過600多年；要是堪比魯迅，說不定就與秦始皇都是“老秦家”的了，隻不過始皇帝焚書坑儒昏了頭，竟不知姓秦，而弄了一個“贏政”！
對魯迅、對秦怡，我都是非常恭敬的；對研究他們的人，也非常恭敬。問題是，研究任何名人的目的，都隻能是有益於非名人們跟著學、跟著上。而這樣的“索隱”卻是叫人不敢舉手投足的。比如你要學魯迅，請翻翻《爾雅》，看那“牝狼”是你家的嗎？你要學秦怡，家裏有“城隍”嗎？
魯迅先生是痛恨“舊紅學”的，已經言之有預；秦怡也一定是痛恨的，因為她的成才，吃盡千辛萬苦，靠的是自己努力。但從他們不能逃脫“索隱”的厄運看起來，有意成名之士，還是及早提防為好。比如我吧，敝姓楊，僥幸哪天能蒙哪位先生錯愛，那麼，我與隋場帝有無瓜葛，不敢說，但“天波府”一定是我的老家。理由之一，自然是有姓為憑；之二呢？兒時做過一個夢：曾經就是楊宗保！不過，倘有人把楊某“索隱”到楊貴妃娘家去，我可就要罵人了。
1985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