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發覺：將佛法真理講得讓人聽不懂很容易，讓人能了解其中的奧義卻是十分的困難。盡管如此，為了使大家能得到佛法的受用，我願意比別人花費更多的心思來準備教材，甚至省吃儉用，購買弘法道具，從黑板到幻燈片，從投影機到電腦字幕，幾乎都可以說是開佛教的先例。
自一九七二年開始，二十年當中，我一口氣主持了數百場的佛學講座，從鄉村陋巷到展演殿堂，從大專院校到軍營，從監獄到工廠，從難民營到體育館……後來，四百多篇通俗化的講演稿陸續結集成書，由佛光出版社出版，最近更應大家要求，分編為單行本，每年發行數百萬份以上。想當初僅憑一點小小的理想，經過努力實踐，得到這麼一點點的成績，雖然不甚滿意，但也聊以告慰家師當年的勉勵了。
如今我雖已年屆七十，仍繼續以“通俗化”的方式到處說法，並且每天在華視、中視、台視三家電視台主持弘法節目，像“星雲禪話”、“星雲說偈”、“星雲說喻”……都是借著淺白的言辭來解釋繁瑣難懂的名相、典故、渴頌、義理。自播出以來，回響不斷，其中有意欲輕生的少年感謝我讓他重獲新生，有貌合神離的夫婦感謝我挽回了他們的婚姻，有失和反目的婆媳感謝我讓他們一家重拾美滿的生活，有獨居失伴的老人感謝我給予他心靈的拄杖……這一切都證明了“理想是因，實踐是果”的道理。
一九三八年，太虛大師遠赴歐美弘法，並且在各地倡導組織“世界佛學院”及“佛教友誼會”，但終以後繼無人、經費缺乏，而未能克盡其功。年少的我由報章雜誌中獲知此事時，雖已是走入曆史的陳年舊聞，但仍在心中引起無比的震撼，“佛教需要國際化”的理想也因此深植腦海，成為我永世奮鬥的目標。
一九六三年，我第一次出訪，隨著台灣佛教會訪問團到東南亞國家訪問，由於擔任該團的秘書兼發言人，所以有很多機會和當地的政要或佛教團體的主要幹部談話。記得在馬來西亞，邱寶光居士和我初次見麵時提到：在新、馬一帶有許許多多佛教青年不會說中國話，卻會說很漂亮的英文，假使能有通曉英語的法師常在檳城弘法，一定會有更多的知識青年皈依佛教，最後他表示很希望台灣的大德法師能前來領導他們學習大乘佛法。我聽了以後，感慨萬千，世間有多少人渴望著法水的滋潤，而身為僧伽的我們卻偏安一隅，寄佛偷生，真是何其慚愧啊！
來到印度，尼赫魯總理接見我們時，說道：“印度是佛陀的祖國，佛教崇尚和平，向世界宣揚佛教的和平主義，是我們佛子都應有的責任。”我心中為之一振，這不正是我多年以前的心願嗎？尼赫魯不愧為一國之元首，能勇於發此讜論。
一九七六年，美國兩百周年紀念，我組團赴美訪問，並視察當地佛教的發展，後來又多次應邀赴歐美等地弘法，我發覺藏傳、南傳、日本、越南等地的佛教，或由於戰爭逃難，或隨著移民而登陸西方，雖有弘法熱忱，但大多缺乏國際宏觀，因此組織散漫，無法充分發揮整體的功能。所以，一九七八年，在因緣具足之下，我於美國成立“國際佛教促進會”，隨即籌建西來寺，作為國際弘法的第一個據點，其後更以此為基礎，相繼在美洲、歐洲、澳洲、非洲、大洋洲，甚至回過頭來在日、韓、馬、菲等亞洲各地建設不下百座佛教道場及事業組織，以健全的僧團作為弘法利生的堅實後盾。
一九九二年開始，我又在世界各地成立“國際佛光會”，以凝聚在家信徒的力量為主，與佛光山各別分院並駕齊驅，期能如人之兩臂，鳥之兩翼，借著僧信合作，將佛法的光明照耀寰宇。而今已有百餘個協會，可說有太陽的地方就有佛光人。他們在全球各地，有的以講經弘法，有的以文教度眾，有的以慈善利生，有的以修持安民，大家奉獻己力，造福人群。如今有人說我宿植善因，也有人說我法緣殊勝，其實什麼是宿因？什麼是法緣？當初我一無所有，如果沒有“佛教國際化”的“理想”作為動能，就沒有陸續的“實踐”工作，當然也就沒有這番成果了。
俗謂：“沒有天生的釋迦，沒有現成的彌勒。”佛道難成，但釋迦牟尼佛以利濟眾生為願力，就能夠在五濁惡世成就佛道；彌勒菩薩在燃燈佛時是一個貪著利養的人，但也憑著十大善願，在世間漸修善根，而於未來次第成佛。所以，佛門裏有一句話說：“願不虛發。”願，就是一種理想，“有理想，才有實踐”，兩者相輔相成，才有豐碩的收成。
（一九九七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