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回首當時已惘然 11 曆史上真實的走西口
大型電視連續劇《走西口》的熱播，讓人又一次回想起那段清末民初的移民大潮——走西口淒涼而又悲壯的真實曆史來。
近代中國有三次規模較大的人口遷徙：闖關東、走西口和下南洋。據考證，走西口現象大約從明代中期開始，其高潮出現於明末清初，直到清朝末年，這個時期走西口的人口數量最大，前後經曆了大約三百年的曆史。
走西口的主要是山西人，陝西、河北也有流民湧入走西口的大潮。在當時，山西人很窮，其窮困的原因並非因為懶惰，而是因為山西的自然條件實在太惡劣。清朝時山西一個讀書人在談到山西時曾痛心疾首地說：“無平地沃土之饒，無水泉灌溉之益，無舟車魚米之利，鄉民惟以墾種上嶺下阪，汗牛痛仆，仰天續命。”“汗牛痛仆”的意思就是說牛已經累得渾身大汗了，主人仍要使勁抽趕。在傳統社會中，耕牛對於農民來說，不僅是家裏最值錢的家當，還是他們勞作的夥伴。不到萬不得已，輕易不會這樣拚命使喚。但是即使這樣拚命地幹，田裏產出的糧食仍不夠糊口，清朝一個叫任啟運的人曾說：“江南二百四十步為畝，山西千步為畝，而田之歲入，不及江南什一。”大同的地方誌甚至說當時大同地區“歲豐，畝不滿鬥”。
山西不但土地貧瘠，而且自然災害頻繁。在清朝三百多年的時間裏，山西全省性的災害就達一百多次，平均三年一次，其中最長的一次旱災長達十一年。據官方統計，死於這次災荒的山西人超過了三百萬人。
與其眼睜睜挨餓坐以待斃，不如走出去，也許能闖出條活路來。於是便有了山西人走西口。
為什麼山西人要走西口去內蒙古草原發展呢？為什麼不選擇去別的地方呢？原來，除了內蒙古草原的自然條件比較好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草原阿拉坦汗歡迎山西等地的饑民，讓其幫助當地發展經濟。
元朝滅亡之後，以元惠宗（順帝）妥懽帖睦爾為首的蒙古部眾被迫退到上都（今多倫縣西北正藍旗東上都河北岸），史稱“北元”。自此蒙古封建主和明朝在中國北方長期對峙，蒙古各部之間亦紛爭不斷。曆經一百七十多年的風雲變幻，成吉思汗第十七代孫阿拉坦汗（俺答）占據了河套地區。
阿拉坦汗是一位賢達開明的有作為的統治者，為發展地區經濟，改善人民生活，他積極主張改善與明朝的關係，實現通貨互市，並多次派使者與明朝談判。可是明朝嘉靖皇帝一次一次拒絕阿拉坦汗的誠意，並殺害使者，最後導致阿拉坦汗不得不和明朝兵戎相見，率蒙古鐵騎旋風般穿越草原，包圍了京畿重地，迫使明朝不得不作出妥協，於隆慶五年（1571年），與阿拉坦汗在大同簽訂了“隆慶和議”，實現了北元與明朝間的通貨互市。
此正值明朝中葉後期，由於朝政腐敗，晉陝冀邊民生活十分困苦，明朝與阿拉坦汗通貨互市後，無異給晉陝冀邊民打通了一條生命通道，便有許多窮苦邊民以及因參與反對朝廷而遭官府緝捕者，為逃生或避難，紛紛越過長城，到“口外”廣闊的蒙古草地上謀求生存。阿拉坦汗出於為我所用、發展地方經濟的目的，便敞開胸懷接納了他們，給他們提供土地和氈帳、耕畜和牛羊，讓他們從事農牧業生產或鐵匠、木匠、毛匠等手工業勞動。由此揭開了晉陝冀邊民走西口的序幕，也實現了草原文化與農耕文化在河套地區有機融合的一次飛躍。後來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個皇帝，先後出兵平定西北叛亂，殺虎口又成了供應大軍糧草的後勤基地。所以這一帶來往的客商很多，最終造成了這個地方一度的商業繁榮。一部分人走西口，就是為了適應這種要求，到口外去發展商業，發展貿易，以至於後來的票號建立。所以，西口之外的異地他鄉，反倒成了晉商的發祥地。
那麼，西口在哪裏呢？有專家認為特指山西右玉縣晉蒙交界處的殺虎口，明朝時稱“殺胡口”，清代改其名為殺虎口並沿用至今。因為殺虎口位於長城的另一要塞張家口以西，所以就有了“東有張家口，西有殺虎口”的說法。山西土地貧瘠、十年九旱，流民到內蒙古河套一帶謀生，大都走殺虎口這條路徑，方位是由東往西，這也是殺虎口成為“西口”的一個重要依據。當然，“西口”亦有廣義的理解，它泛指通往塞外草原的長城諸關卡要隘，此種觀點似乎更為民間所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