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縱橫正有淩雲筆 6 晚清最牛小說家不懼通緝與刺殺
晚清小說家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是我國第一部在報刊上連載、直麵社會而取得轟動效應的長篇章回小說，也是譴責小說的代表作，首開近代小說批判社會現實之風氣。全書從中舉捐官的下層士子趙溫和佐雜小官錢典史寫起，由三十多個相對獨立的官場故事連綴起來，涉及清政府中上自皇帝、太後、軍機、中堂，下至官場小人物等一百多個大小官吏，並將這些形形色色的官僚們的各種惡行醜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們為升官而逢迎鑽營，蒙混傾軋。他們或侵吞公款，貪贓枉法；或賣官鬻爵，大發橫財；或名“剿匪”，實則害民；或冒名得官，寡廉鮮恥；或媚外懼洋，奴性十足。作品猶如一幅封建社會末期官場的百醜圖長卷，觸及了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
《官場現形記》寫於1901—1905年，1903—1905年在《世界繁華報》上連載，同時由該報館分五編出版，每編線裝六冊十二回，共六十回三十冊，近八十萬字。《官場現形記》在報紙上連載時，幾乎震動了整個上海灘，編輯部每天收到讀者熱情洋溢的信，有時多達上百封。有讚譽作者是“鐵麵無私的包青天”；有的比擬成“救世的手術師”；有的還誇讚是“銳眼的上帝”。
由於《官場現形記》在晚清官場上風行，寫的又多是實人實事，所以震驚了衙門和朝廷。關於此書的種種消息，很快傳到了慈禧太後的耳朵裏，於是，“慈禧太後索閱是書，按名調查，官吏有因以獲咎者”。看來慈禧太後讀到此書後很是生氣，並把清末政令倒行、法紀廢弛的責任都歸罪到了官員們的腐敗、胡來、不爭氣上。她把《官場現形記》當成了懲辦官員的黑名單，按圖索驥，抓人辦人。
朝廷上的一些人對小說《官場現形記》恨得咬牙切齒。攝政王載灃就曾下令通緝此小說的作者，並令兩廣總督端方派人刺殺這個膽大妄為、擾亂社會的作者，取締連載此作品的《世界繁華報》社。由於當時《官場現形記》的作者署名是“南亭亭長”，因而官府在通緝“檄文”中就揚言：凡抓到“南匪”就格殺勿論！
李寶嘉也不斷收到了恐嚇信，乃至子彈和砒霜等警告物。他遇險不驚，立即采取緊急措施，將《世界繁華報》社（其創辦人就是李寶嘉）化整為零。他本人迂回於英、法租界中“遊擊”辦公，通過密友的關係，進行地下印刷。李寶嘉始終以一種大無畏的氣概，受挫不折，報紙一日未停。為顯示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豪氣，將筆名幹脆改為正名，並且以詩言誌：“往日醒塵夢，爾今更抖擻；慷慨告天下，仍作不平鳴。”如此，李寶嘉和他的《官場現形記》終於躲過了劫難。章太炎評價李寶嘉是“固執大義，以文救國”的人。柳亞子先生則盛讚他是“強項不低首，力作掃妖氛”。就連當時遠在日本留學的秋瑾女士都寄來熱情洋溢的勉詩：“刺破畫皮促民醒，元群不愧軒轅孫。”
當時晚清的“譴責小說”，人們喜歡將吳敬梓的《儒林外史》與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相提並論。但魯迅先生評價說：“相比這兩部小說，盡管各有所長，多有風骨，但從廣度和深度看來，還是李伯元冠其首。因為他本身的經曆，決定了他充塞愛國情的反骨。”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一書中也曾說，清末的譴責小說以“南亭亭長（李伯元）與我佛山人（吳趼人）名最著”。
李寶嘉，字伯元，一字行，筆名“南亭亭長”和“遊戲主人”等，1867年出生於江蘇常州（武進）一個書香門第之家。由於幼年喪父，無法讀書，隻好投靠在山東城陽做官的堂伯父李翼青處棲身。哪知這位“李大人”不知好好保護自己的“烏紗帽”，死抱著“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的固執，和“小百姓”一起抗捐抵稅，得罪了上峰受責。他一氣之下，扔掉“烏紗帽”，憤然辭職，回到原籍老家常州。但他並沒有去“賣紅薯”，成天除了寫詩著文外，就是輔導、指點侄子李伯元讀書。
李寶嘉自小聰慧過人，在伯父李翼青的苦心培植下，到二十六歲那年，他參加考試，中了第一名秀才。翌年赴江陰鄉試，按成績，應名列金榜，可是典試官借口李翼青有“叛逆皇法之前科”而株連子侄，結果李伯元名落孫山。
1896年，李寶嘉隻身闖到上海灘，在法租界的一家商行找了一個“庶務”的差使，後進《指南報》社當了一名編輯。1897年6月，他幹脆自己獨立創辦起一份《遊戲報》來了。《遊戲報》涉及內容廣泛：有市井新聞、諧文、詩詞、燈謎、碑傳、楹聯、酒令、論辯等欄目，真是五花八門、無所不有。更令人叫絕的是，每期約五千字的各類稿件大都出自辦報人李伯元一人之手，他文筆詼諧，寓意深刻，寫的又都是與民眾十分接近的人和事，所以一時間《遊戲報》風靡整個上海，成為各階層市民茶餘飯後必讀的報紙。李伯元辦《遊戲報》一方麵是供市民休閑消遣，另一方麵也是有感於國貧民疲、世風日下而“假遊戲之說，以隱喻勸懲”，希望社會能有所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