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說：“8月26日委座幸免於難。但此計劃是25日製定的，時間上不會這麼巧合，而且日軍飛機似乎有明確的目標，尋找有英國國旗的轎車並直到完全炸毀它為止。敵人顯然掌握了我們的行動計劃；日本間諜進入軍校校園，恰好是‘總理紀念周’的第一天，顯然敵人想乘混亂之際圖謀不軌；封鎖長江要塞江陰的計劃我們剛剛下達到沿江防線的陸海駐軍，日寇已開始迅速撤離，從跡象來看是搶在我們開始之前。而這個機密計劃均是我們製定後立即破產或泄露，敵人對我們了如指掌，可以肯定，敵特就出在我們周圍。”
穀正倫接口道：“而且此人就在校長身邊。8月25日製定計劃是最高軍委員製定的，最高委員主要是汪精衛、何應欽等在場，全善本作記錄。封鎖江陰計劃也是最高軍委製定的。更為直接的證據是，日間諜要進入中央軍校又安全逃脫，一定有相當熟悉的人提供了詳細路徑情報，而經我們核查，日軍這輛車是行政院的，而當晚行政院所有部級長官都參加了會議。我在想戴季陶有無可能呢？”
穀正倫的懷疑是有理由的。戴季陶受親日思想的影響，在國內的政治立場上開始出現微妙變化。1936年“西安事變”中，張學良實行兵諫，逼迫蔣介石抗日。親近蔣介石的國民黨元老中，隻有戴季陶一反常態，公開支持國民政府中另一個親日派何應欽，支持出兵討伐張學良、轟炸西安的計劃，認為“非如此不能救出領袖”。最後領袖救出來了，蔣介石也對戴季陶一反常態的立場產生了懷疑。
1937年1月，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兼中統局長陳果夫對此向蔣介石作了專題彙報，蔣介石顯然也對戴季陶的做法很不滿，但他與戴的關係太密切了，還下不了裁處的決心，隻是表示，以後中央高層重要會議暫不通知戴季陶參加，同時限製他閱覽中央文件的範圍。
徐恩曾手拿一把檀香扇，搖搖頭：“戴季陶沒有接觸軍事機密的可能。我們的疑點首先放在軍事委員會成員上。兩次軍事作戰計劃的泄密如此之快，隻能是製定者今天剛製定，馬上便送出了情報到日軍手裏，這麼快的速度可以排除下級泄密的可能。但我認為汪精衛不會把消息泄露給日本人。其一，汪的中央政治委員主席的身份決定他至今沒有這麼大的膽量或這麼快去作出賣情報的賣國賊，雖然他與委座有一些矛盾，也與日本內閣上層人物較熟；其二，汪精衛這人的性格是直來直去，想幹什麼即刻行動，從不偷偷摸摸。”
戴笠說：“何應欽我認為也不可能。因為軍事委員會最高作戰計劃參與者也不可能參加，接觸軍事的可能。雖然他也親日，更何況校長對之如此器重。”
穀正倫的腦海裏刹的一驚：“委座隱約懷疑的全善本，我感覺此人不很清楚。他既是行政院的國務秘書，又是蔣委員長身邊的秘書，而且兩次作戰計劃均是他作的記錄。他最具有充當間諜的一切可能！隻是此人沉著謹慎，精明練達，對委員長唯命是從，隻管分內工作從不多說一句話。我們缺少證據呀！”
戴笠用手按了一下門房鈴：“要全善本檔案！”
一位女秘書即刻拿來全善本檔案。全善本，字狄嶽，福建侯官人。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歸國後，長期在北洋軍閥中任職，與清朝遺老、北洋宿將多有來往；北洋政府垮台後，轉而參加國民黨。
戴笠立即記起日本駐南京大使館領事須磨曾在一次宴會上對他說過：“全善本是我在日本的同班同學，今後多關照。”等話，多年特工的敏感使戴笠脫口而出：“全善本與須磨是同學，而據我掌握情況須磨實則是日本間諜！一定是全善本！”
“好，突破口就是全善本！”穀正倫發出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