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對於“流放”刑罰的使用，有一種說法是從秦漢時期開始的。到了南北朝的時候，統治者將“赦死從流”確定為量刑原則，流刑成為封建五刑之一。
隋唐時代，正式確立了以“徒流刑”為中心的笞、杖、徒、流、死五刑製，流刑居於第二位，處於死刑之下、徒刑之上的重刑地位，並一直沿用至清代。
清代早中期，官府將犯人流放到東北，主要是出於懲治罪犯、抗擊沙俄入侵、維護統治這三個目的，屬於強製進行的軍事或政治性移民。
比如因文字獄流放到寧古塔呂留良家人，比如一柱樓詩案的魯壽山、徐氏兄弟等人，這都屬於政治犯；除此以外，還有大批的搶劫犯、詐騙犯、盜竊犯、以民告官（乾隆以前規定，以民告官贏了也要流放三千裏）、革職罷免的官員及家屬，乃至犯罪的太監和旗人。
寧古塔、三姓衙門、打牲烏拉、尚陽堡、奉天、黑龍江這些流放地點的設立，是根據不同的罪行來決定的。
比如尚陽堡（在遼寧開原縣東四十裏），順治十四年清廷規定，凡私鑄銅錢的，首犯和鑄錢工匠處斬，從犯和知情人絞監候，而幫著賣錢的中間商、商戶、小販人等，責四十板流徙尚陽堡。
再比如寧古塔，順治十八年規定，所有涉及逆案的犯人發配寧古塔；到了康熙五年的時候，清廷規定所有貪贓的衙役罪應流放的，發配寧古塔；康熙二十二年和二十三年，增加所有逃跑三次被抓的家奴、盜竊三次以上、免死減罪一等、拐賣人口、下藥拐賣人口的，以及同案知情犯，一律發配寧古塔與披甲人為奴。
甚至連旗人詐騙謀害平民性命的，最後也會被判流放寧古塔。
至於發配到黑龍江的，那就都是重刑犯或屢教不改的人了。也就是說，發配到吉林、奉天地區的犯人如果在流放地再次犯罪，那除了死以外就是發配更遠的黑龍江。
還是要用呂留良的後代做例子。
乾隆元年（1736），清廷出了新規定，無論滿漢奴隸，如果家裏有人曾當過官或是出過舉人、貢生、監生的一概免其為奴。即於戍所，另編入該旗、該營，令其出戶當差。這就是從政治性流放轉為軍事性移民戍邊。
因為這個規定，一些為奴的犯人為了免除罪奴身份，便想盡辦法獲取監生功名。乾隆三十七年，呂留良的孫子呂懿兼就托人偷偷在京城辦了監生的身份。結果後來他的侄子呂敷先再想辦時東窗事發，侄子控告叔叔私辦捐監。最後叔侄兩人和家屬都被再次發配黑龍江。
趙新講到這裏，話鋒一轉說道：“這些為奴的漢人裏有沒有文字獄受冤屈的？不用說，徐家兄弟倆、魯壽山、潘秀成就是最好的證明！可是有沒有大奸大惡的人？肯定有啊！貪官汙吏、盜竊犯、人販子、下藥迷人的等等。
難道我們對這些人也要網開一麵去熱情歡迎嗎？能不審問清楚嗎？搞不好有些人會成為我們這裏的定時炸彈！”
劉錚喏喏的不說話了，洪濤卻繼續追問道：“趙總，感謝你給我們上了一課。不過像你說的，如果這些人中真有大奸大惡的怎麼處理？”
趙新微笑說道：“勞動改造啊！我們又不是滿清，基本的人權總是會保障的，吃飽穿暖沒問題。”
西拉河東岸的射擊訓練場，這裏暫時被辟為俘虜營。新的射擊訓練場將搬到趙亮工坊的東側。
此時，一千多新兵正在忙碌，在俘虜營的周圍架設圍牆，搭建瞭望塔；而那些俘虜則被兩個連的持槍士兵嚴密看守。至於那位被俘的“大內高手”，則被送到了片山勘兵衛的警察所單獨關押。
散會後，以安保部六人為首的一群穿越眾們都跑到警察所來看稀奇。
活的大內高手啊！
活的大熊貓都大家都見過；滿清的大內高手以前隻在電視電影上見過，真人誰也沒見過啊！於是一群人就這麼站在籠子外麵，打量著這位俘虜。
王遠方接過片山勘兵衛遞來的記錄，上麵寫著：黎大剛，字恭健，廣東新會縣人，四十五歲。
“呦！還是個漢人啊？”王遠方脫口而出。
黎大剛是在打掃戰場時被發現的。他腦門被槍托砸出了好大一個包，大腿上也中了一槍，失血過多暈過去了。要不是劉思婷發現這人還有口氣，給他緊急處理了傷口，他也會被埋進亂葬坑裏。
半路上醒過來的黎大剛被幾個俘虜給認了出來，於是回到北海鎮後就被關單獨進了警察所。此刻他坐在木籠子裏一言不發，有些吃驚的看著眼前這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