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變術存商機——以變應變，巧牽牛鼻 第四堂課別做環境的奴隸
改變不了環境就改變自己，不做環境的奴隸，不放任自己隨波逐流，那樣隻會一事無成。
環境對一個人的影響是巨大的，若能利用環境，取己所需，棄之無用，此乃成大事的策略。反之若隨波逐流，甘做環境的奴隸，那麼你將一事無成。
當然改變不了環境就改變自己，並不是敦促你改變自己去做環境的奴隸，而是要你在不能改變大環境的前提下也絕不可做環境的奴隸去放任自己，那樣你終將一事無成。但這並不代表我們可以忽視環境對我們的影響，因為處在一定的環境之中，不可能不受到環境的影響。胡雪岩正是一個善於利用身邊環境的高手。
胡雪岩也說：“做生意，把握時事大局是頭等大事。”沒有相應的社會環境氣候，就沒有英雄成長的土壤和其他條件，真正的英雄人物必須能夠適應環境，化環境為己用。可以說，胡雪岩的成功，離不開其所處的環境這個大前提。
胡雪岩生於1823年（道光三年），卒於1885年（光緒十一年），曆經清代道光、鹹豐、同治、光緒四朝，適逢一個新舊嬗變、紛紜複雜的大變動時代。
首先，內憂外患交相煎迫，國庫極度虛乏，時勢需要商人扶危紓難。
近代以前，華夏民族雖與周邊異族幾經逐鹿，但整個國家的生存、發展並不因此受到威脅，相反，在與異族的衝突中不斷維護和擴大了大一統的局麵。這使封建統治者滋長了文化優越感、固步自封。近二三百年間，明清專製政權實行閉關和抑商政策，中間錯過了從傳統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有利時機。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進入“悲風驟至日之將夕”（龔自珍語）的封建末世，與經過資產階級革命和工業革命而國力大增的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相比，整整落伍了一個時代。
胡雪岩18歲那年，即1840年（道光二十年），鴉片戰爭爆發。大不列顛軍隊挾堅船利炮打敗了中國裝備落後的八旗、綠營，於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逼迫清政府簽訂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第二年，又訂立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帖善後條款》（又稱《虎門條約》）。通過這些條約、章程和條款，英國侵略者強占香港；勒索2100萬元賠款（不包括600萬元廣州“贖城費”）；逼迫中國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為商埠；規定“值日抽五”的低稅率；還攫取了領事裁判權（又稱治外法權，即外國人在華犯罪由本國處理，不受中國法律製裁）和片麵最惠國待遇。繼英國之後，美、法兩國分別脅迫清政府簽了中美《望廈條約》和中法《黃浦條約》，擴大領事裁判權的範圍，並獲得在通商口岸自由傳教的特權。“牆倒眾人推”，中國遭遇國難時，西方其他一些國家，如葡萄牙、比利時、瑞典、挪威、荷蘭、西班牙、普魯土、丹麥等，也乘虛而入，與英、法、美“共同分享”侵略特權。
此後的10年間，本來就深受封建統治之苦的百姓又加上了帝國主義壓迫這一重負，生活境況更加惡化，紛紛鋌而走險。僅《清實錄》道光，鹹豐兩朝所載，1842～1852年，全國武裝起義就有92起。1851年1月11日，廣東花縣人洪秀全，在廣西桂平縣發動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在不到3年的時間內，太平軍勢如破竹，先在永安建國，繼而迅速挺進兩湖，定都南京，接著又溯江西征，揮師北伐，在相當長時間內，占有大片地盤，與清廷分庭抗禮。在此期間，上海與福建的小刀會、兩廣天地會、紅巾軍、北方撚軍、貴州苗民、雲南彝民和回民、陝甘回民、山東白蓮教、浙江天地會也紛紛舉起反清大旗。
中國內戰使列強有隙可乘，他們趁火打劫，又先後迫使清政府簽訂《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經此變故，外來勢力從沿海擴大到長江流域，從華南伸展到東北，中國的領海和內河主權，海關和貿易主權、司法主權受到侵害，特別是公使駐京一條，意味著官派入京的洋人再不是康乾盛世時行麵君之禮的“貢使”，而是以條約為護符、恃武力為後盾的公使，這對以“萬邦來朝”的“天朝大國”自居的清王朝來說，不能不說是個致命的打擊。
道光以後內戰外禍的局麵使社會生產遭受嚴重破壞。素稱“魚米之鄉”的東南地區兵燹之後，死亡枕藉、流離皆是。與此同時，全國各地的旱、澇、蝗、饑、疫等自然災害也相當頻繁，鴉片走私，戰爭賠款、內戰軍費加之各地官員貪汙成風，使得清政府財政狀況極端惡化。
國庫罄懸必使百業受困。19世紀中下葉正是舉辦洋務、籌邊固防之時，常有請款之奏，而清政府財政捉襟見肘。任何一個政權都需要物質基礎做統治基礎，晚清財政的窘態，為擁有殷實資本的商人介入國事提供了客觀前提。其次，商品經濟發展和歐潮澎湃東來衝擊傳統的農本商末觀，為商人施展抱負創造了較前寬鬆的氛圍。
中國封建社會大一統的專製政權是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這一本質決定了封建政府對極易引起人口流動、破壞小農經濟穩定性的商品經濟采取苛刻的態度，奉行以農稼為本、以工商為末的政策。傳統的重農抑商的政策和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教化，導致了“商為未業”、“商人為四民之末”的觀念深入人心，無論政府立國施政還是民間世俗生活一直被“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愨”的原則所左右。
但是，商品作為一種特定的社會經濟載體，起著溝通人與人之間、地區之間聯係的紐帶作用。社會發展需要商品經濟，誰也無法回避這個客觀事實。加上封建政權租賦給農民帶來的種種不公平待遇，使得人們往往竭澤而漁，導致種田勤苦而利薄，經商安逸而利厚，受實際功利的驅使，總有那麼一批人會不顧政府的貶黜去闖蕩商海，所以商品經濟在封建高壓下依然有緩慢的發展。到明朝中、後期，已在磨難中出現資本主義萌芽，中國封建社會母體內的變革因素已悄悄萌動。進入晚清，偏離傳統軌道的進程因著鴉片戰爭的爆發而呈現跳躍式的軌跡。戰後，由於門戶洞開，各國大量輸銷工業品、掠奪農副產品和工業原料，中國被迫卷入世界市場，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結構，首先在東南沿海和長江流域受到衝擊。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列強通過控製海關、航運、財政、金融等經濟樞紐，把經濟活動拓展到中國廣大腹地，並深入窮鄉僻壤，從而進一步加速了中國封建經濟的解體。19世紀60年代以後，中國舉辦洋務新政，開辦一批近代軍事、民用工業，這就促使傳統的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自然經濟向以大機器生產為基礎的社會化商品經濟過渡。
此外，晚清以來，西方物質文明、生活習俗、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通過洋貨輸入、傳教布道、租界展示、出洋考察和大眾傳播等各種渠道傳入中國，這就不僅從經濟上影響著中國，更是政治、文化的一種滲透。
人創造了環境，環境也造就了人。晚清的局麵無疑是胡雪岩遊走商界的一個社會平台。但胡雪岩在這種大的環境趨勢下，能積極應變，沒有做環境的奴隸，才是他紅極一時最關鍵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