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活學曾國藩 第一章行事滴水不漏——天下之事，貴在謹慎
“老成不怕多，凡事應三思。”在日常的人際交往中，人與人的差異性體現在思想上、行為中，矛盾衝突的發生，都是客觀存在引起的，不可避免的現象。但是有一點是我們可以掌握的，那就是以謹慎小心的態度去麵對這些差異，用自己的嚴格要求換事業的順利發展。
推美讓功巧避嫌
過分自滿，不如適可而止，鋒芒太露，勢難保長久，富貴而驕奢，必定自取滅亡。而功成名就，激流勇退，將一切名利都拋開，這樣才合乎自然法則。
永遠不做別人的箭靶，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尤其對於位高權貴者而言。權力是一把雙刃劍，露出鋒芒的同時更要小心不割傷自己。
曾國藩深知這個道理。他手握軍權，但因為明白權力的雙麵性，所以采取了放權但不全放的辦法應對潛在的危機。因為軍權適度，從而能夠在不被清廷猜忌的前提下，更好地為國效力，更好地保全自己。
同治元年（1862年），曾氏家族處於鼎盛時期。曾國藩身居將相之位，弟弟曾國荃、曾國華也多有人馬，還多次拜受皇恩。麵對如此浩蕩皇恩，曾國藩早已心滿意足，甚至有點喜出望外，他十分地清醒冷靜，知道自己之所以被重用，關鍵是太平天國運動的存在。如果沒有太平天國運動，自己很可能會一無所有。清廷不想在消滅了太平軍之後，又有湘軍謀反。
所以鹹豐四年（1854年），曾國藩攻陷武昌後，鹹豐皇帝對他的封賞一再延遲，正是考慮到這些。當時，捷報傳來，鹹豐皇帝很高興，立即下旨，封曾國藩為湖北巡撫，並且誇獎曾國藩，說他雖然是一介書生，卻能夠立下大功。但與此同時，鹹豐也意識到了曾國藩的號召力和凝聚力，所以賞是要賞的，可是權力卻不能再給。
曾國藩以其敏銳的洞察力意識到了危機，心中不免有矛盾。因為要想做到精忠報國又要做到功成身退，的確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古往今來能做到這點的人寥寥無幾。曾國藩的想法在他的日記中屢屢表露：
同治三年（1864年）三月二十五日
日內因戶部奏折似有意與此間為難，寸心抑鬱不自得。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權太重、利權太大。意欲解去兵權，引退數年，以息疑謗，故本日具折請病，以明不敢久握童柄之義。
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初七
是日，接奉廷寄，因十二月十八日秦兵之敗，霞仙革職。業經告病開缺之員，留辦軍務，致有此厄，宦途風波，真難測矣！然得回籍安處，脫然無累，猶為亂世居位者不幸中之幸。
在給李鴻章的信中，曾國藩也有類似的隱退表示，大意是說自己辛苦多年沒必要留戀什麼官職，若從此能遠離重要的職位就能保自身安危了。
曾國藩不是一個不知足的人，與權力野心相比他更喜歡平安。也許這就是看盡繁華，曆經磨難之後的一種感悟。的確，知足是一種最大的滿足。沉浮宦海多年的曾國藩深知知足之道：
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豈無過人資，多段為患害：在約每思豐，居固常求泰，富求千乘車，貴求萬釘帶，木得求速賞，既得勿求壞。芬馨比椒蘭，磐固方泰岱。求榮不知厭，誌亢神愈昂，歲懊有時寒，日明有時晦，時來多善依，運去生災怪。諸福不可期，百殃紛來會。片言動招尤，舉足便有礙。戚戚抱殷尤，精爽日凋瘠。矯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榮無遽欣，患難無遽憝。君看十人中，八九無依賴。人窮多過我，我窮猶可耐；而況處夷塗，臭事生嗟氣？於世少所求，俯仰有餘快，侯命堪終古，臂不願乎外。語雲：名根未拔者，縱輕千乘甘一瓤，總墮塵情；客氣未融者，雖澤四海利萬世，終為剩技。
他認為知足的人會覺得心中豁然，生活更加美好。相反貪得無厭的人因為總是不停止欲求，不停地追逐和計較，所以會覺得連宇宙都十分的狹小。追名逐利不知道滿足的人，即使達成一個願望又會生出更多的願望，因為沒有滿足的時候，所以整日為此傷神，精神也會越來越不濟，災禍就容易降臨了。
各種福分不可期求，各種禍害往往紛至遝來。一句話會招人怨尤，一舉足便會有障礙。舉首望世界，乾坤是多麼大啊，得到榮譽的時候不要“樂極”，遇到患難也不要氣餒。你看十個人中，八九個都沒有依賴。比自己貧困的人有的是，但隻要平安健康地生活還有什麼不能忍耐，又有什麼值得歎息的呢？對世界少一分索取就多一分快樂。
俗話說：一個不能徹底拔除名利思想的人，即使能輕視富貴榮華而甘願過清苦的生活，最後還是無法逃避名利世俗的誘惑；一個受外力影響而不能在內心加以化解的人，即使他的恩澤能廣被四海甚至遺留給千秋萬世，其結果仍然是一種多餘的伎倆。
他把自己的感覺和心情告知家人，又以自己的學識、閱曆和權威規勸家人。他認為曾氏家族的榮耀背後隱藏著危機，所以應該將“功成身退”的想法灌輸給家人。
“功成身退”不是讓人失去積極的進取心，從而滿足於現狀，而是一種永遠把自己放在最安全位置上的明智之選。“功成身退”僅是一種退守策略，是指一個人能把握住機會，獲得一定成功後，見好就收。
老子的知足哲學也包括了“功成身退”的思想。認為過分自滿，不如適可而止，鋒芒太露，勢難保長久，富貴而驕奢，必定自取滅亡。而功成名就，激流勇退，將一切名利都拋開，這樣才合乎自然法則，人生難免會有舍有得。無論名利，在達到頂峰之後，都會走向其反麵。
從1852年奉旨興辦團練開始，到1872年他死前的一兩年，曾國藩一直在過問軍事。雖然他的軍隊紀律嚴明，戰鬥力強，為他立下了赫赫戰功，但正處於威震四海的頂峰時期，曾國藩卻出於保全自己的目的，下令解散了軍隊。
當他在1858年再次出山時，變得十分注意自我克製，特別注意調整自己和清廷之間的關係，尤其注意回避曆史上那些顧命大臣常遇到的功高震主的問題。曾國藩時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貴常蹈危”這一殘酷的曆史教訓，隻有推美讓功，才能做到保身有道。
天京合圍之後，李鴻章、左宗棠先後攻下了蘇、杭，五萬大軍陳兵於天京城外，卻難以將天京攻下，來自於朝廷上下的各種議論紛起，這不能不引起曾國藩的注意和思考。尤其是與沈葆楨爭奪江西厘金的問題上，更引起他的警覺，他已十分清楚地意識到，朝廷有意偏袒沈葆楨而壓製自己，使自己處於極難的處境之中。在攻克天京前，曾國藩對於大功後他所麵臨的政治危機，已有了充分的思想準備，當攻破天京的消息傳至安慶以後，他對於可能出現的種種情況進行預測並采取相應的處理辦法，那就是裁軍不辭官。
攻破天京後，曾國藩被皇帝封為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他是事實上的湘軍領袖，凡是湘軍出身的將領，無論是執掌兵權抑或出任疆吏，都視他為精神上的領導者。而湘軍在裁遣之後，被裁者多至數萬，功名路斷，難免有很多人心懷不滿。曾國藩如果在此時請求解官回籍，皇帝當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卻容易因此被朝廷誤解發生不必要的猜忌。
所以，曾國藩自動解除兵柄，又留在兩江總督任上繼續為清政府效力，就等於給清政府吃了一顆定心丸。他在兩江總督任內奉旨“剿撚”而不以勞苦為辭，逢到軍事失利，立即趁機推薦李鴻章自代，亦無非仍是遠權勢而避嫌疑的做法，不過在表麵上不太顯露痕跡而已。曾國藩一貫主張“盛時常作衰時想，上場當念下場時”。裁撤湘軍，是曾國藩謀事在先、“多策略，巧避嫌”的一個典型事件。
由此可見，事不在功高，有退路就行。不管做什麼事情，投資還是創業，風險都不可避免，但卻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把風險降到最低。
揚人抑己，謙虛而行
言談舉止中總有不可一世的感覺，時時處處都顯出高人一等的氣派，久而久之，就會有意或者無意地養成一種傲氣。人生的衰敗也由此開始。
曾國藩為人謙虛謹慎，為官多年，無論是對上級還是對幕僚，都謙虛待人，沒有半點傲慢的樣子。正是這種謙虛謹慎的美德，使曾國藩在官場上左右逢源，應對自如，從而始終處於不敗之地。曾國藩認為，傲氣太盛，說話太多，是曆代士大夫和近世官場導致災禍的兩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