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活學曾國藩 第十章胸懷天地——讀書明誌，荷道以躬
成大事比拚的不是一兩個夢想的實現，而是眼界和誌向。獲得一次成功不難，難的是運用長遠的發展眼光一直把自己置於優勢位置上，在以宏偉誌向為導向審時度勢的過程中，尋找成大事的契機。對於心懷天地的人來說，每天每一步都是一種發展。
眼界開闊求通變
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也許曆幾生幾世也無法看透。但站得高，看得遠，望見的路就多。路多希望就多，選擇就多，人生也會因此豁然開朗起來。
開闊眼界增長見聞對人有益，對一個國家更是如此。
鴉片戰爭後，中國的有識之士已經逐漸認識到：中國各方麵都需要進行徹底改革，否則難以圖存。然而，前進的路上卻障礙重重，封閉固守的社會、驕傲自大的士大夫、腐敗無能的清政府使得任何變革都顯得寸步難行，有識之士都變得有心無力。
鹹豐末年，馮桂芬寫了一部書，對學習西方，革除中國政治傳統上的許多積弊的問題，提供了具體而又係統的方案與依據。曾國藩看後很受啟發，他稱讚這部書是“名儒之論”。感慨、興奮之餘，曾國藩認為其中的許多方案難以實行，因為在當時的社會環境和政治背景下，進行如此重大的改革有些艱難。但是，外患的險峻形勢逼迫清政府做出必要的改變。
同治九年（1870年），容閎向曾國藩提出一套選拔學生留學美國的計劃：初次試辦，以四年為期，每年選派三十名十二至十四歲的聰穎幼童前往美國讀書。預定每人留學十五年，學成之後，回到中國服務。為的是中國今後自己就有了富國強兵的人才，不再需要外援。曾國藩對他的建議非常讚同，於是興致勃勃地奏請清政府選派幼童赴美留學。
但派遣幼童留洋活動“亦為古來未有之事”。因此，許多人都不讚同這一做法。在中國曆史上，隻有日本、朝鮮等國向中國派遣過留學生，而中國向外國派遣留學生卻是一個先例，也是我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雖然曾國藩認為，派遣幼童留洋是一個學習外國先進知識的最好機會，但是建議一經提出，就遭到了許多保守派官僚的強烈反對。曾國藩沒有退卻，他堅持自己的想法，不斷地向清政府陳請，最後得到了允許。於是，他積極地行動起來，為留學事宜投入了極大的精力。他與李鴻章等酌定留學章程十二條等，並且詳細地規定了招募學生、施教步驟、管理及經費等相關事宜。
曾國藩對留洋的幼童寄予了高度的重視與期待。他在寫給幼童的監管官員陳蘭彬的信中表達了“鼓舞”之情，還提了對學習的一些要求。希望這些學生能學到西方知識的精髓，學以致用，來日報國。由此可見，曾國藩仍以“專”責以教育留洋學生，這也反映了他對待學習與專研的態度，表達了他一心想讓國家變強的殷切希望。
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國藩去世。他雖然沒有看到此項計劃的真正實現，但在李鴻章、容閎、丁日昌等人的努力下，在次年夏天，第一批留美學生三十人由容閎、陳蘭彬等人率領著，漂洋過海到達了美國，開始了學習外國知識的生涯。同治十四年（1875年），左宗棠創辦的福州船政局也選派了三十名留學生赴歐洲學習。無論是幼童赴美留學還是船政局派遣學生留歐，都是曆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如果說幼童赴美留學主要是側重學習語言，那麼船政局派遣留歐學生的活動更側重於學習技術。
在當時，隨著新科技在中國的不斷傳播與滲透，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新科技的重要作用。因此，當時派遣留學生活動是一種與時代同步發展的體現。這一舉措也體現了曾國藩當時的先知之明，用心良苦。
當這批漂洋過海的留學生回國後，他們逐漸被當作人才而受到了重用，特別是被賜予的“官學生”或者“官生”出身，躋身於《大清會典》規定的官紳之列，這對於那些所謂的“正途出身”之人是一大衝擊。不僅如此，留學生活動也是對科舉製度的一次重大挑戰，它為中國近代社會向“民主”與“科學”邁進開辟了一條通道。
曾國藩主導的這一係列的活動為落後的中國開辟了一條通往世界的道路，也是中國人睜開眼看世界的一種途徑，使中國與世界的融合有了新的開端，由被動變為主動，由無知變為有知。世界是一個整體，關上國門，外麵的世界依舊會發展變化。隻有洞察這種變化，才能做到基本的自保。
在這群留洋學生中，出現了許多傑出的人才，例如詹天佑、鄺榮廣、蔡紹基、唐紹儀等著名的專業人才。這些受到中國傳統文化啟蒙的學子，把西方的新思想、新理論源源不斷地介紹到中國，推動了中國近代思想的發展，為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做出了許多傑出的貢獻，而曾國藩的創始之舉，功不可沒。
由此可見，曾國藩不僅僅是一位文治武功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洞察世事的改革家，他倡導洋務，積極主張學習西學、興辦學堂、派遣留學生等，這一係列創舉為國家圖強奮發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不論古今，不做“井底之蛙”都是明智之選。在世界大融合的今天，這種開闊眼界、提升自我的意識顯得尤為重要。一個人，一個集體乃至一個國家都應該具備這樣的學習意識。
婉拒命旨，以磨心智
與人溝通時，“硬”的建議可以有“軟”的表達。委婉地表達自己的想法，讓聽者感受一片坦誠，使其最大限度理解你的拒絕，達到忠言不逆耳、聞過不動怒的良好效果。
“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一個頭腦清醒的人自然明白自己該走一條什麼樣的路。
官場上往往派係紛爭，勾心鬥角，要混跡其中，與領導、上司關係的處理至關重要。曾國藩有過切身的體會，自己居喪期間向清廷要官，幾乎斷送了一生的前程。經過這件事後，他對與上司相處有了自己的把握。
對能決定他生殺予奪的最高統治者——皇帝的態度，曾國藩大體有四種：一、逆來順受；二、以死忠孝；三、無奈的時候，“緩”與“拖”；四、有所欲求的時候，委婉而言。利用這幾招，曾國藩在朝廷對他任用又懷疑、支持又削弱的夾縫中站穩腳跟，並能獲得實惠，步步高升。盡量減少直言詬病，任何時候都不洋洋自得，婉轉而低調是他悟出的保身之道。
當曾國藩對朝廷有所請求，一般說來，盡量避免正麵提出自己的要求，而是旁敲側擊，迂回轉折，以達到自己的目的。用這種方式，他往往可以得到自己所要求的東西，又保住皇室的體麵。
1857年，曾國藩在九江勞師後上了《附陳近日軍情請催各省協餉片》的奏折。奏折的實際意圖是想把借調給別人的軍隊調回自己的部署，但考慮到軍權話題的敏感，怕給人以貪權的印象而未做直接要求。四點陳述中隻反複提及被借調部隊的優點，句句都是指揮者的口吻，讓皇帝自然意識到這兩支部隊原屬於誰麾下。
曾國藩的請求自有他的道理。自從1855年10月曾國藩派遣羅澤南從江西分軍前往武昌外圍增援胡林翼後，不久太平軍翼王石達開用兵江西，開辟了江西根據地，曾國藩的湘軍一再受到沉重打擊，不得不退守南昌。曾國藩孤守危城，一心盼望駱秉章、胡林翼派兵前來，以解江西之急。尤其希望胡林翼能指揮湘、楚軍，及早攻占武昌，然後水陸東下，與自己會師於潯陽江上。現在胡林翼終於占領武昌，攻占武昌的主力是湘軍水陸師，其中李續賓統率的湘軍，是胡林翼奏調去的；楊嶽斌統率的水師，是曾國藩派去武昌外圍增援胡林翼的。因此，曾國藩請政府將楊、李所部湘軍水師撥還給自己。
清政府采納了曾國藩的建議，將李續賓、楊嶽斌部水師撥還給了他。令曾國藩更為欣慰的是，由於胡林翼在湖北長期發展、擴編水陸師，使得湘軍水陸師軍容甚盛，兵力更加強大。
由此可見，在與上方的溝通中，曲線表達意思比直言相告更容易獲得好的效果。曾國藩就是采用間接的方式，向皇帝和清政府表達他的願望和要求，最終如願以償。
清政府派遣曾國藩與胡林翼分兵四路進攻太平軍，大軍浩浩蕩蕩直奔天京。1858年底至第二年初，在和太平軍的戰鬥中，清軍取得了連續性勝利。曾國藩率部已進駐安慶二十餘裏外的高橋，多隆阿軍於4月進至桐城外圍，李續賓軍進駐桐城的青草塥，作為兩路策應。正當湘軍擺開陣勢，進攻桐城、安慶時，清廷下旨，要求曾國藩領軍東援江南大營，曾國藩極不願意。
曾國藩認為，根據戰爭經驗必須以上遊為立腳的根本，攻取安慶是尤為關鍵的一戰，認為這一戰關係到淮南地區的整個局勢，也是以後收複金陵的前提和根本。江南大營正是因未據上遊而失敗，如果現在離開安慶而去增援蘇常就等於重蹈覆轍。同時，他又根據當時的形勢，進一步分析不能東援的理由：江南大營以蘇常為根本，蘇常已失，這個“根本”已不存在；湘軍以兩湖為根本，湘軍東援，就遠離根本，處於無可依托的困境；更為緊迫的是，太平軍在東線獲勝，奪取蘇常後，勢必西征，爭奪上遊。因此，必須在兩個月之內鞏固好江楚三省防線，以迎戰西征的太平軍。
因此，曾國藩看來，朝廷要求東援，在戰略上是錯誤的。但是清廷催促很緊，在清廷看來，複蘇保浙更重於攻取安慶，是戰爭全局的關鍵所在。
朝廷的旨意不可違抗，戰略錯誤不能明知故犯，最終打敗的話，朝廷還是會怪罪自己，追究自己的責任的。因為與朝廷有不同意見，曾國藩不願意開始就頂著不幹，給朝廷留下不好的印象。
曾國藩采取的方法是：在認識上耐心加以疏導，照顧到朝廷的尊嚴，在部署時加以敷衍。這樣，做到既不放棄原則，又不給清廷留下桀驁不馴的印象，不久後的事實證實了這一方針的正確。雖然這是有點冒險的舉措，但是圍攻安慶，太平軍並未北進；攻下蘇常後，太平軍又未及進攻浙江。
在處理君臣關係上，曾國藩認為忠者不必有超過別人的才智，竭盡自己的心思就可以了；殷勤不必有超過別人的精神，竭盡自己的力量就可以了；對君王能推心置腹，忠心到了，智慧也隨著產生了；能苦勞筋骨，以對付大的困難，勤到了，真也就產生了。曾國藩認為，古代稱得上“忠勤”的賢人不乏其人，自己是妄有虛名。如果能出去擔負艱巨的任務，應當勵行“忠勤”二字彌補自己的缺點與遺憾。“忠”應該積累在於年日，從不妄說開始；“勤”也應該年日積累，從不安逸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