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計·孫子兵法始計篇 二、要點精析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
孫子說：“君主之道，說的是務求政治清明，要讓百姓和君主的願望一致，同心同德，這樣就可以為君主而死，為君主而生，從而不畏懼危險。”
這裏，孫武提出了“道者，令民與上同意”的思想，並把道（即政治條件）列為籌劃戰爭全局、預測戰爭勝負的首要因素。春秋時期是我國古代民本主義思潮初步興起的重要階段，當時的許多思想家都注意考慮民眾的需求，尊重民眾願望，關心民眾的生計，爭取民眾的支持。孫子順應了這一進步潮流，探討了政治與軍事的關係。他主張“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就是要求戰爭的籌劃、組織者，要尊重民眾意願，想方設法使統治者與民眾間的意誌統一起來，上下團結一致，同舟共濟，才能奪取勝利。
正因為道的作用如此巨大，孫武才把道列為決定戰爭勝負的“五事”之首，及衡量軍隊強弱標準的“七計”之始。《孫子兵法》是一部研究戰爭詭術之書，但全文自始至終貫穿著得道（即政治清明）者勝的基本觀點。孫子說：“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始計篇》）又說：“上下同欲者勝。”（《謀攻》）說的都是這一道理。
孫武“令民與上同意”的謀略，也啟迪了後世兵家。《吳子·圖國》雲：“國內不和，不可以出兵；軍隊內部、官兵之間不和，不可以出陣；兵陣內部各部分之間不和，不可以作戰；戰爭中行動不和，不可以決戰決勝。”《淮南子·兵略訓》進一步總結道：“地廣人眾，不足以為強；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為亡政者，雖大必亡。”
隋朝末年，李淵起兵太原，廣大民眾紛紛響應，旬日之間擴充了一萬餘人。李淵對所屬部隊將士不分貧富貴賤，一律稱為義士，使起義軍上下團結，目標一致，接連打了許多勝仗。起義軍攻克霍邑後，為鼓勵將士，李淵下令評議軍功，部屬提出按照軍內等級和出身貧富評定戰功。但當時應募參軍的多是貧窮的農民，他們作戰勇敢，如果在評功時不一視同仁，會挫傷他們的積極性。於是李淵宣布：“在兩軍爭戰時，刀槍弓矢從不分貧富貴賤，在議功行賞時，也必須一視同仁。”得到了全軍將士一致擁護。李淵的家奴馬三寶在關中響應起義，發展了數萬之眾，評功後提升為左驍衛大將軍；奴隸出身的錢九隴被提為眉州刺史。一大批出身低賤但作戰英勇的人躋於軍官行列，大大激發了起義軍士卒的殺敵積極性，他們衝鋒陷陣，不顧個人安危，真正做到了孫子所言的為君主獻身而不畏懼危險，對唐王朝的建立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不僅是軍隊取勝的重要因素，同樣也是現代企業競爭製勝謀略。企業經營的成敗，關鍵在領導者能否使員工與企業同心同德，榮辱與共。
日本菊水化學公司總經理很注意調動員工的積極性，與員工同甘共苦。當他坐著小汽車上班，看到員工冒雨打傘等候電車上班時，就不再乘小汽車而改乘電車上班。
他對員工充分信任，注意發揮他們的積極性。結果員工與領導同舟共濟，發明了一種以矽沙為原料的新型塗料，並獲得了世界專利，使企業在市場激烈的競爭中不斷創新和發展。
獎勵士卒、榮辱與共，是軍事家、企業家推行“令民與上同意”的常法。概括地說，是以己推人，由己欲而知“民”所欲，以滿足“民之所欲”，達到“與上同意”。政治家也常運用此法。秦末楚漢相爭時，項羽與劉邦曾商定以鴻溝（古時一條北起滎陽，東經中牟、開封，南流入潁水的運河）為界，雙方息兵。後來劉邦撕毀協議，傳令韓信、彭越一起合兵擊楚。哪知劉邦起兵後，韓信、彭越未履約出兵。楚軍將劉邦軍隊殺得大敗。於是劉邦與張良商議調動韓信、彭越出兵之計。張良問道：“大王起兵反秦，征戰顛沛十幾年，為了什麼？”劉邦說：“為了占領地盤，以求榮華富貴，封妻蔭子，永享萬年。”張良說：“對了。當今亂世，各路諸侯起兵反秦，又為了什麼？”劉邦恍然大悟，派使者傳令，把陳地封給韓信，把淮陽封給彭越。兩將一聽大喜，忙出兵援助劉邦，在垓下（今安徽靈璧）把項羽打敗。劉邦采用了張良之計，用封土滿足了韓信、彭越欲望，從而使韓信、彭越與自己生死與共，終於奪得天下，建立了漢王朝。
未戰廟算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廟算，指的是古代用兵前在廟堂舉行一定的儀式，討論決定作戰的方針、策略和計謀，類似今天戰前的軍事會議。上述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凡是未開戰前就預計到勝利的是因為籌劃周密，得勝的條件多；開戰之前就預計不能取勝的，是因為謀劃不周密，得勝的條件少。條件充分、算計充分的，就能勝利，條件不充分也不充分算計的就不能勝利。何況毫無條件、毫無算計的呢。我（孫子）從這些方麵來考察，誰勝誰負就看得出來了。
“用兵之法，以謀為本”。孫子的“未戰廟算”思想，為曆代兵家所重視，並被奉為指揮作戰的最高準則。東漢末年，曹操在官渡之戰前夕的謀劃運籌，就屬於深得孫子“廟算”思想精髓的成功典範。
官渡之戰前，在黃河南北的廣大地區逐漸形成了袁紹、曹操兩大軍事集團。公元199年，袁紹已基本占有黃河以北的全部地區，擁兵數十萬，處於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有利戰略地位。他躊躇滿誌，集結10萬精兵，計劃南下進攻許昌，以實現吞並中原的目的。
大兵壓境，曹操召集部將商議對策。曹操認為：“袁紹兵多將眾，實力雄厚，但也存在著致命的弱點。袁紹誌大而缺乏智謀，色厲而膽略不足，猜忌而沒有威望，兵多而不善指揮，將驕而各存私念。所以袁紹兵員雖多，但並不可怕，糧食和土地雖多，但都是為我們準備的。”
謀士荀彧也同意主帥的判斷，他仔細分析了袁紹的文臣武將，說：“袁紹的謀士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婪，操守不佳；武將審配專權缺少謀略；逢紀果決卻剛愎自用。這些人矛盾重重，互相排斥，難免勾心鬥角。至於顏良、文醜，隻不過是一介武夫，更不足道了。”
在官渡決戰前，曹操和他的部屬從雙方主帥、將領、裝備、士兵素質、組織紀律，以至賞罰等各個方麵作了詳盡的對比分析後，一致得出結論：形勢有利於己而不利於袁紹。最後曹操決計抗擊袁紹。
戰爭進程完全證實了曹操及其部屬的分析判斷。公元200年正月，袁紹派大將顏良為先鋒攻打戰略要地白馬，曹操率兵迎戰，拉開了官渡之戰的序幕。曹操采用聲東擊西的戰術，佯裝渡河進攻袁紹後方延津，待敵分兵後，率輕騎直趨白馬。顏良倉促迎戰，被關羽斬於馬下，袁軍潰退。袁紹聞訊，發兵救援。曹操佯敗，擊退袁紹追兵，初戰告捷。
八月，兩軍對峙於官渡。袁紹不聽部屬“持久作戰”的建議，剛愎自用，草率進攻，皆被曹操擊退。雙方相持約三個月之久。曹操兵少糧缺，糧食成了勝負的關鍵問題。他采納了許攸“偷襲烏巢”的建議，率輕騎5000襲擊烏巢，燒毀了袁紹全部軍糧，終於使袁紹軍心動搖。曹操全線出擊，大敗袁軍，奠定了統一北方的基礎。
曹操取得官渡之戰的勝利，是由於遵循了孫子“廟算”的思想。廟算而戰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一環。
兵者，詭道也
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用詐是古今軍事家的一個基本的用兵原則，最早係統完整地提出這一思想的是孫子。
孫子說：“用兵打仗是一種詭詐的行為。因此要求做到：能打卻裝作不能打；要打卻裝作不想打；要向近處卻裝作要向遠處；要向遠處卻裝作要向近處。敵人貪利，就用小利引誘它；敵人混亂，就乘機攻取它；敵人力量充實，就注意防備它；敵人兵卒強銳，就暫時避開它；敵人暴躁易怒，就設法挑逗擾亂它；敵人謙卑謹慎，就設法使它驕橫；敵人休整良好，就設法使它疲勞；敵人內部和諧，就設法離間分化它。要在敵人沒有防備處發動攻擊，在敵人意想不到時采取行動。這正是軍事家指揮藝術的奧妙精髓，是不可預先傳授說明的。”
在《軍爭篇》中，孫子再次強調“兵以詐立”，認為用兵打仗靠詭詐多變取勝，要根據利益情況決定自己的行動，根據兵力的分散和集中進行變化。
孫子的“兵者詭道”、“兵以詐立”思想，高度概括了戰爭行為的本質，兵無謀略無以為戰，它構成了孫子軍事思想的主體。孫子十三篇，幾乎篇篇論及戰爭的詭道。
正因為詭道反映了戰爭的指導規律，後世兵家對孫子“兵不厭詐”推崇備至。《十一家注孫子》中，曹操說：“兵無常形，以詭詐為道。”李簽說：“軍不厭詐。”梅堯臣說：“非譎不可以行權，非權不可以製敵。”張預說：“用兵雖本於仁義，然其取勝必在詭詐。”可見詭詐是殺敵取勝的法寶。
在戰場上，不用詐就難以克敵製勝；不施謀就等於把自己軍隊送向墳墓，如春秋時的宋襄公死守仁義，結果喪軍敗旅，給後世留下笑柄。戰爭史上，眾多被稱為軍事藝術傑作的戰例，無一不充滿詭詐之術。僅以中國古代戰史為例：西漢初年，冒頓單於示弱誘敵，而後突然出擊圍困劉邦於平城白登山，是“能而示之不能”；三國時，呂蒙稱病引退，麻痹關羽，一旦得逞，即白衣渡江，進占荊州，是“用而示之不用”；笠澤之戰中，越王勾踐聲東擊西側翼佯動，中間突破，大敗吳軍，屬於“近而示之遠”；楚漢戰爭中，韓信正麵牽製，迂回進擊，木罌渡河，平定魏地，是“遠而示之近”。其他如“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等詭道戰法，也都受到後世將帥推崇，在戰場上大顯神威。難怪孫子在精辟闡述以詭道製勝的十二法後，將這些方法推崇為“兵家之勝”的不二法門。
詭道之術豐富多樣，靈活多變，但千條詭計，萬般奇謀，也有一定規律可循。其中最突出的可概括為兩點：一是“示形動敵”，即通過偽裝、欺騙，造成對方錯覺，調動敵人，戰而勝之；二是“量敵用兵”，即兵家根據戰場形勢，實施靈活機動的指揮，因敵變化，隨機處置，能打則打，不能打則不打，始終掌握戰場的主動權。上述兩點，是孫子“兵者詭道”之術的精髓。
傳說公元前1200年左右，希臘的斯巴達國王麥裏勞斯因其美麗的皇後海倫被對麵海岸上的特洛伊王子巴裏斯所拐去而發起一場戰爭。希臘人渡海攻打特洛伊，整整十年未能攻下。
最後希臘人想出一條妙計，他們造了一匹高大無比的大木馬，將士兵藏在木馬中，將木馬放在城牆前，其餘人都上船撤走了。希臘人似乎放棄了這場戰爭，不想再打下去了。
希臘人事先留下一名叫西農的間諜，對特洛伊人說：這匹精致的木馬是神賜給你們的禮物。如果你們把它拖進城裏，神會保佑你們；如果你們損傷了它，神會懲罰你們。特洛伊人信以為真，高高興興地把這匹木馬拖進城裏。
天黑了，特洛伊人為慶賀勝利喝得爛醉如泥。藏在木馬中的希臘士兵爬了出來，打開城門，假裝撤退的希臘人早就等在城外，他們裏應外合，血洗特洛伊城，奪回美女海倫。
這場著名的特洛伊戰爭，證明人類很早就會應用詭道對付敵人。戰爭是智謀的較量。與特洛伊“木馬計”相媲美的，是中國古代的“空城計”。《三國演義》中諸葛亮大擺“空城計”智退司馬懿的故事，婦孺皆知，是用詭道示形惑敵的典型例子，此事雖未必符合史實，但據史家考證，三國時，確有人用過此類“空營策”。公元219年春，一次曹兵在北山下運糧，黃忠率兵去劫糧未能按時回來，趙雲帶領數十輕騎出營偵察敵情，與曹軍大部隊遭遇。在此情況下趙雲當機立斷向曹軍發起主動進攻，且戰且退，一直退至營寨。明知自己力量空虛，難以抵擋曹軍進攻，他卻故意命令士兵將寨門大開，偃旗息鼓。曹軍追至，懷疑其中必有埋伏，即令撤軍。這時，趙雲命令守營士兵擂鼓呐喊，並用強弓力弩追射，假裝伏兵殺出，曹兵大驚，奪路奔逃，自相踐踏，很多人落水而死。
感性的直觀，容易被事物的表象所迷惑。特洛伊人沒想到精致的木馬中會暗設機關，被西農花言巧語所蒙蔽；而曹軍也以一般的作戰心理對待趙雲的空營之策，這是“木馬計”與“空營策”所以能取勝的主要原因。
在現代戰爭條件下，高科技的使用，作戰偵察與獲取情報的能力越來越強，古人那種“木馬”與“空城”的方法，已不能機械地搬用。但是，有矛必有盾，現代偵察能力雖然強了，偽裝欺騙的能力也增強了，示形惑敵作為詭道的常用方法，並沒有過時。第四次中東戰爭中，埃及大規模集結部隊，躲過以色列軍方偵察即是明證。1973年10月，埃及和以色列爆發了第四次中東戰爭。這次戰爭，由於埃及事先作了周密的策劃，把大部隊巧妙地運動到蘇伊士運河一帶以色列陣地前沿，突然發起進攻，僅用三天時間，即全線突破以方經營多年、花費巨資建立起來的“巴列夫防線”，使以色列在戰爭初期吃了大虧。埃及人是怎樣避開以色列先進的偵察手段，完成大批部隊和兵器集結的呢？原來，埃及軍方明白，在現代戰爭條件下，調動一支軍隊要完全不露痕跡是不可能的。他們采用了虛虛實實的辦法，往蘇伊士運河兩岸前調一個旅，再後撤一個營，有的是前調後馬上後撤，有的是深夜前調，白天後撤，夜間再返回前沿，將沒有後撤的部隊藏在河岸沙堤下的工事裏。運用這種部隊來回穿梭的辦法，在不長的時間裏，在前線集結了兩個軍的兵力。與此同時，埃及還通過在聯合國強調要和平解決中東問題，對巴勒斯坦遊擊隊的軍事行動公開表示異議等政治偽裝手段，來掩護他們的軍事行動。因此，盡管美國的先進的偵察衛星發現了一些跡象，但由於埃及人多種偽裝和掩護，使以色列軍方誤以為埃及人僅僅是在舉行演習，根本沒做準備，結果開戰之初被打得措手不及。
《投筆膚談·持衡》雲：“善製敵者，愚之使敵信之，欺之使敵疑之，韜其所長而使之玩，暴其所短而使之惑。”意思是說：善於克敵製勝的人，愚弄敵人，使其信以為真；欺騙敵人，使其產生懷疑；隱匿我軍長處，使敵人疏忽；暴露我軍的短處，使敵人迷惑。這就道出了兵家的權謀詭道的真諦，在於使敵失誤，步入圈套。隻要世界上還存在戰爭，“兵者詭道”的權謀之策就不會失去應有的地位。能而示之不能
能而示之不能。
“能而示之不能”，是孫武在《始計篇》中提出的詭道十二法之一。示，指示形，偽裝。意思是說，本來是能攻或者能守，卻故意把自己偽裝成不能攻或者不能守，沒有力量的樣子，誘騙敵人上鉤。孫武的這一謀略，可概括為“示弱計”。
關於“示弱”思想，後世兵家多有論述，《淮南子·兵略訓》雲：“用兵之首，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六韜·武韜·發啟》雲：“猛獸將搏，弭耳俯伏；對人將動，必有愚色。”意思是說：凶猛的野獸準備捕捉食物，先低著耳朵把身子貼俯在地上不動；聰慧的人準備行動，先表現出一副愚弱的樣子。
“能而示之不能”之所以有奇效，一是由於示弱能麻痹敵人，造成判斷的失誤；二是可以讓敵人先機而動，使其作戰意圖暴露無遺，從而創造戰機，戰而勝之。
但是，事物總是一分為二的，在運用“能而示之不能”時要把握兩點：一是示弱要適可而止，示弱的過程是創造戰機的過程，一旦戰機成熟，應即刻收弱逞強。二是示弱要與出奇結合。示弱不是目的，要暗中設下伏兵，示弱在前，出奇在後，方能乘隙破敵。
“能而示之不能”是克敵製勝的妙法，廣為兵家所用。春秋戰國時期，孫臏減灶滅龐涓即為一例。
公元前341年，魏國攻打韓國，韓國頻頻向齊國求救。齊威王以田忌為將、孫臏為軍師，率師救韓。田忌、孫臏采用“圍魏救趙”之策，直趨魏都大梁，迫使魏軍回救。魏王中計，從韓國撤兵，命太子申為上將軍，與龐涓一道率兵10萬出擊齊兵。
孫臏對田忌說：此次魏軍來勢凶猛，實力甚強，龐涓又求勝心切，我們可以因勢利導，避戰示弱，退兵減灶，引誘魏軍出擊，然後待機行事。田忌依計而行，未與魏軍接觸就主動後撤，在退兵途中第一日造了10萬人用飯的鍋灶，第二日減至5萬，第三日減至3萬。龐涓連追三日，發現齊軍的鍋灶一天天減少，不由大喜：齊軍膽小怯戰，三天內士兵就逃走了一大半。於是他丟下步兵輜重，率輕騎日夜追擊。
這一日，齊軍來到馬陵，此地地勢險要，樹木茂盛，孫臏見狀，命士兵砍下大樹把道路堵住，又精選一萬弓箭手埋伏在道旁，並叫人將路旁一棵大樹的一段樹皮削去，寫上“龐涓死於此樹之下”八個大字，要求士兵見到樹下有人點火，即射箭進攻。
天黑雲濃，龐涓率軍進入馬陵道，又饑又累，發現道已堵塞，路旁大樹上有字，忙叫人點起火把走近觀看。剛讀完樹上大字，齊軍萬箭齊發，箭如雨下，魏軍大亂，死傷無數。龐涓自知中計，拔劍飲恨自殺。魏將太子申被俘，齊軍大獲全勝。
示弱不僅用於兩軍交戰的戰場，在政治舞台上，老練的政治家也常用此術來掩蓋自己。
1953年6月丘吉爾出席英、美、法三國首腦會議，當時他已79歲高齡，就利用年事已高來裝聾作啞，與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和法國總統奧裏奧爾在一係列問題上討價還價，使他們頗感頭痛。艾森豪威爾無奈地說：“裝聾成為這位首相的一項新的防衛武器。”
愛國將領蔡鍔所采取的“能而示之不能”的謀略也值得我們深思。1913年，袁世凱竊取辛亥革命果實後，為防止雲南都督起兵造反，將他調到北京，監控起來。
蔡鍔明白自己的處境，在京期間，他一麵暗中與反袁力量聯係，一麵裝瘋賣傻，巧妙與袁周旋。在袁麵前，他故意語無倫次，一問三不知。但袁世凱沒有上當，對人言：“鬆坡（即蔡鍔）的用心真太苦了。古人說‘大智若愚’，他自作愚拙，騙別人行，我不會被他瞞住的。”
一次，袁世凱派特務突然抄蔡鍔的家，企圖搜出蔡鍔與反袁派來往的證據，可一無所獲。袁世凱不死心，又派黨羽拿一本讚成帝製的“題名錄”來考驗他。蔡鍔不動聲色，大筆一揮“讚成”，把自己打扮成帝製的擁護者。
為了逃出險境，蔡鍔有意涉足花叢，結識了名妓小鳳仙。小鳳仙雖淪落風塵，但心地善良，有正義感，對蔡鍔另眼相待。兩人逐漸成為推心置腹的朋友。
蔡鍔整天花天酒地，還揚言要購買別墅，金屋藏嬌，這一切雖出乎袁世凱意外，但他仍未放鬆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