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變 篇 二、要點精析
無恃其不來
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無恃其不來”是孫子在《九變篇》中提出的重要軍事防禦思想。恃，依賴。無恃，有“不要寄希望於”之意。孫子說：“所以用兵的原則是，不要寄希望於敵人不來，而要依靠自己有充分的準備，嚴陣以待；不要寄希望於敵人不會進攻，而要依靠我有不可戰勝的充分準備，所守必固”。
“無恃其不來”強調有備無患、常備不懈的備戰思想。戰爭是雙方利益衝突的結果，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盲目地幻想和平，而要捍衛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就要隨時作好戰爭的準備，以防禦侵略者的突然襲擊和應付各種突然事變。有備才能無患，無備則後患無窮。《墨子·七患》雲：“故倉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指出有備既要有糧食、武器、城郭等物質的準備，更要有精神上的充分準備。《司馬法·仁本》雲：“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說明了要居安思危的重要性。《百戰奇略·忘戰》雲：“凡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聖人之深誡也。天下無事，不可廢武，慮有弗庭，無以捍禦。必須內修文德，外嚴武備，懷柔遠人，戒不虞也。”闡述了和平時期加強戰備的重要性。它認為，國家處於和平安定時期，不可忘記還有發生戰爭的危險；社會處於治理有序時期，不可忘記還有發生禍亂的可能。所以，盡管天下太平，也不可廢棄武備，如果廢棄武備，一旦外敵入侵，就無法抵禦敵人，有效保衛國家。它主張執政者要“內修文德，外嚴武備”。曆代兵家關於常備不懈的論述，已為無數戰爭史實所證明。優勢而無準備，優勢會變為劣勢；劣勢而有準備，則可以以劣勝優。
有備才能無患。歐洲小國瑞士，國土麵積不足4．2萬平方公裏，人口不到640萬，可這個國家已有600多年沒有經曆過戰爭。瑞士與德國、法國、意大利、奧地利接壤，兩次世界大戰都免於戰禍，究竟是什麼緣故呢？一位瑞士的外交家說：“瑞士公民邁出右腳的時候，是一個平民，邁出左腳的時候，就是一個戰士。如果要問我們為什麼600年來沒打過仗的原因，其主要原因是，我們隨時都在準備打仗。”事實也確實如此。在瑞士，無論怎樣小的村莊，至少有三樣東西：禮拜堂、咖啡店和打靶場，軍事知識非常普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皇威廉二世很想入侵瑞士。瑞士人知道後，就請他參觀瑞士全民皆兵景象。德皇看後改變了主意，決定取道比利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希特勒也曾三度準備入侵瑞士，可是最後還是放棄了。因為德國人經過計算，入侵瑞士至少要傷亡100萬德軍，實在得不償失。這一切說明，一個國家隻有平時做好了充分的戰爭準備，就能防患於未然，甚至對侵略者起到強大的威懾作用，遏製敵人的侵略野心和侵略行為。
和平時期要居安思危，做好長期的戰爭準備。在戰爭年代，將帥領兵出征，更要樹立“無恃其不來”的觀念，認真做好戰爭每一階段的防敵突襲的準備。《百戰奇略·備戰》雲：“凡出師征討，行則備其邀截，止則禦其掩襲，營則防其偷盜，風則恐其火攻。若此設備，有勝而無敗。”意思是說，大凡出兵征伐敵人，行進中要防備敵人路途截擊，停止間要防備敵人突然襲擊，宿營時要防備敵人偷營劫寨，有風天要防備敵人實施火攻。如能處處做好防備，就能取勝而不會失敗。三國時期的魏將滿寵，就是一個善於防敵突襲和以突襲反突襲的將領。公元225年10月，伏波將軍滿寵隨魏文帝曹丕南征東吳，他率領前軍進至精湖（今江蘇高郵北）宿營時，正值“夕風甚猛”的天氣。滿寵對諸將說：“今天晚上風很大，敵人必定要來火燒我們營寨，大家應當做好準備。”眾將聽後認真做好應敵突襲準備，到了半夜，吳軍果然前來偷襲燒營。可是，等吳軍一到，滿寵率軍突然出擊，出其不意地大敗前來偷襲的吳軍。“無恃其不來”使魏軍創造了以突襲反偷襲的成功戰例。
隻有樹立“無恃其不來”的觀念，才能抓住戰機，克敵製勝。反映在企業經營中，“無恃其不來”不僅是要求企業家，對現有生產經營過程的原材料、能源、設備、技術、人員、資金等在發生意外情況時能有應急措施和手段，更重要的是對未來市場變化進行正確預測，未雨綢繆，先期籌劃，才能使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隨時適應市場變化，掌握主動權。日本大阪有一家鑄造廠，既無雄厚的資金實力，也無高級的技術設備，但這個廠建廠70多年來，麵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卻能保持長盛不衰，奧秘就在於做到了“無恃其不來”。建廠初期，該廠以生產刨床為主。等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該廠老板敏銳地覺察到，隨著日本經濟的複蘇，城市裏地麵上密如蛛網的電纜必將被地下電纜所取代，便及時調整經營方向，集中全部力量生產地下涵道所需的地麵井蓋，很快贏得了市場。從此，這個廠靠一塊小小的井蓋逐步發展，使企業越辦越興旺。
除了軍事鬥爭和企業經營外，“無恃其不來”的觀念可以運用到人們工作與生活的方方麵麵，比如新聞記者的采訪工作。我們在電視屏幕上常常見到一些名記者輕鬆自如地采訪社會各階層人士，為他們在采訪中的妙語連珠和詼諧機智拍手叫好。其實為了一次成功的采訪，記者們往往作了充分的準備。
1980年8月21日，意大利的著名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訪問了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法拉奇雖曾采訪過世界上不少名人，但對鄧小平的采訪十分重視。因為她知道這是一場世人矚目的采訪，采訪過程通過電波傳向全球各個角落。為此，采訪前她作了大量的準備。當她從鄧小平的傳記中知道他的生日是8月22日時，她的訪問就從祝賀小平同誌生日開始，下麵是法拉奇精彩訪問的片斷：
法：鄧小平先生，明天是您的生日，我向您表示熱烈祝賀，祝您健康長壽。
鄧：我的生日？我的生日是明天嗎？
法：不錯，鄧小平先生，我是從你的傳記中知道的。
鄧：既然你這樣說，就算是吧！我從來不知道什麼時候是我的生日。就算明天是我的生日，你也不應祝賀啊！我已經七十六歲了，七十六歲是衰退的年齡了！
法：鄧小平先生，我父親也是七十六歲了，如果我對他說那是一個衰退的年齡，他會給我一巴掌呢！
訪問的氣氛就這樣十分融洽而輕鬆地形成了，而這應該歸功於女記者精心安排的那幾句“題外話”。
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
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
“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是孫武在《九變篇》中提出的趨利避害的一條重要的用兵法則。《十一家注孫子》曹操注：“在利思害，在害思利。”智者，指明智的將帥。雜，混雜，引申為兼顧。
孫子說：“明智的將帥考慮軍隊作戰問題，總是兼顧利害兩個方麵。在不利情況下，考慮到有利條件，便能把事情辦好；在有利情況下，考慮到不利因素，禍患就能設法化解。因此，要用對敵國有害的事情去威懾它，迫使它屈服；要用敵國感到不得不做的事情去困擾它，使它疲勞不堪；要用利益引誘調動敵人，使它聽從我們的驅使。”
戰場上的利與害是一對矛盾。從靜態角度觀察，兩軍交戰，對己方有利的，對敵方必然有害，反之亦然。利與害又有統一的一麵，在此時此地是利或害，在彼時彼地則未必是利與害。
從動態角度看，利與害又互為纏繞。比如利於己方展開進攻的方向，又正是敵方重兵把守之處，這是利中之害。而兵陷死地之後，又往往能喚起將士死中求生的決心，這是害中之利。
正因為利與害的對立統一，相互製約，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所以，孫子的“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告訴我們，第一，明智的將帥在考慮戰爭問題時，要克服認識上的片麵性，既要看到利，也要看到害，不要見利忘害，也不要見害忘利。第二，要利用敵人貪功求利心理，巧妙調動敵人，達到化敵之利為敵之害，化我之害為我之利。即“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這也正是曆代兵家運用“雜於利害”謀略，擺脫困境、趨利避害、因敵製勝的重要方法。
“智者之慮，雜於利害”強調興兵作戰一定要兼顧利害，不能隻貪功求利，草率用兵。
春秋時期，吳王想出兵攻打楚國。當時楚國正處於強盛時期，此時出兵凶多吉少，大臣們便紛紛進行勸阻。
吳王一心想稱霸，根本不聽勸諫之言，他拔出寒光閃閃的寶劍說：“我主意已定，誰再勸阻，我就把他碎屍萬段。”嚇得大臣再也不敢開口。
王宮裏有個年輕衛士，對吳王的一意孤行十分憂慮，但又不敢對吳王直接講。為了引起吳王對他的注意，他手裏拿著彈弓，在王宮的花園裏轉悠了三天。
吳王發現了衛士奇怪的行蹤，把他叫來，詢問原因。
衛士恭恭敬敬地說：“這些天我在觀察一件有趣的事。花園裏一棵大樹上，棲息著一隻蟬，它整天在那裏得意地鳴叫著，卻不知道身後躲藏著一隻螳螂，正準備捕捉它呢。可那螳螂也沒有料到，它的身後有一隻黃雀正悄悄地伸長脖子想吃它呢；而那黃雀卻不知我在樹下，正拿著彈弓瞄準它呢!”
衛士繼續說：“大王，蟬、螳螂、黃雀隻顧它們眼前利益，卻沒考慮到身後隱藏的危險。”
吳王恍然大悟，原來衛士在借題發揮，用寓言來巧諫他停止進攻楚國。吳王感到衛士講得很有道理，就取消了攻打楚國的計劃。
春秋時期，晉獻公欲滅掉虢國和虞國以擴大地盤，先派荀息帶上名馬、寶玉出使虞國，向虞侯借路出兵去打虢國。宮之奇勸諫虞侯道：“虢國是我國的屏障，虢國滅亡了，我國也隨之滅亡了。諺語曰：‘輔車相依，唇亡齒寒’，我們決不能給晉國借道啊。”可虞侯貪圖晉獻公送的罕世之寶，不聽宮之奇勸諫，借路給晉軍。晉軍滅虢之後路過虞，虞侯出城犒軍，晉人一擁而上，捉住虞侯，奪回名馬、寶玉，順手滅掉了虞國。虞侯貪利而不思害，為貪珠玉財寶而導致亡國。
兩軍交戰，利與害是客觀存在的。軍事指揮員要做到趨利避害，化害為利，就應在順利時多慮可能之害，防患於未然。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軍突破到了離柏林60公裏的奧得河，勝利在望，全軍上下洋溢著歡樂的氣氛。可朱可夫元帥卻沒有被勝利衝昏頭腦，他發現由於進攻神速，後方的補給一時跟不上，蘇軍中還出現了掉隊的現象。他記得大戰初期，德軍攻到離莫斯科30公裏處時，補給線太長，側翼出現空隙，自己就利用這一空隙從側翼反擊，一舉挫敵，扭轉戰局。現在情況倒過來了，德軍會不會也利用空隙，從側翼包抄我們呢？於是他下令部隊放緩進攻速度，收縮戰線，同時向側翼派出坦克部隊。結果，坦克部隊遇上了敵人包抄的反擊部隊。由於朱可夫事先作了預防，使蘇軍順利地攻占了柏林。
“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一個成熟的指揮官，不僅在順利時要預見可能會有的禍害，在危難時刻也應該多尋有利因素，不能喪失必勝的信心。1800年的馬倫哥戰役，開戰之初，法軍便陷入了奧軍的重圍，慘遭 重創，這大大出乎拿破侖的預料。但他沒有喪失信心，而是冷靜地分析戰況。此刻，初戰勝利的奧地利軍隊正處於狂歡之中，何不利用軍鼓，虛張聲勢，把敵軍嚇退呢。於是法軍陣地上軍鼓聲驟然響起，沉浸在歡樂中的奧軍大感意外，以為法軍援兵到了。未等回過神來，剛才被殺退的法軍跨著戰馬，揮舞著戰刀，潮水般席卷而來，奧軍驚慌失措，兵敗如山倒。拿破侖抓住戰機，終於反敗為勝。
衢地交合
衢地交合。
“衢地交合”是孫子在《九變篇》中提出的在不同的軍事地理環境中的對策之一。衢，《說文》釋為：“四達謂之衢。”即四通八達之意。衢地，《九地篇》雲：“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眾者，為衢地。”意為敵我和其他諸侯國相接壤的地區，先到就可以結交諸侯國並取得多數支援的，叫做“衢地”。《九地篇》又雲：“衢地，吾將固其結，”意思是說，在“衢地”，我就要鞏固與諸侯國的結盟。交合，結交。
“衢地交合”意為軍隊在“衢地”作戰要注意結交鄰邦。這是因為戰爭不是單純的軍事行動，它受到政治、外交、經濟等因素的製約。尤其在四通八達的多國接壤的地區作戰，更要注意運用“伐謀”、“伐交”謀略，以外交活動配合軍事鬥爭。早在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各國就已明了軍事作戰不能不受到國與國間互相關係的製約。當時的謀士蘇秦、張儀的合縱連橫政策就是以建立或破壞各國間軍事聯盟的外交戰略活動為目的的，是“衢地交合”謀略的佐證。
一個國家要奪取戰爭的勝利，固然主要依靠國家內部的物質力量和全民的團結奮戰，但是，來自外部援助，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條件。東漢末曹操聯合孫權以解救樊城被困之危，就是運用“衢地交合”的謀略達到軍事目的的成功一例。
三國時期，蜀漢大將關羽率軍北進，攻打樊城。守將曹仁力不能敵，曹操派於禁等人率七支勁旅前往救援。
當時正值秋雨綿綿。於禁將七軍駐紮於樊城以北10裏，依山下寨。連日大雨，襄江水漲。關羽派人在河上遊堵住缺口，等江水暴漲時，蜀軍又扒了上遊的堤壩，致使洪水洶湧，將魏軍駐地淹沒。關羽乘勢指揮水軍進攻，俘獲了於禁等步騎兵3萬餘人。
於禁兵敗消息傳來，曹操十分憂慮，想把首都許昌遷往河北，以躲避關羽兵鋒的威脅。大將司馬懿建議采取“聯孫破劉”之策。他說：“為躲避關羽進攻而輕率遷都，會造成國內民眾驚慌。倒不如設計破壞孫權與劉備的聯盟。孫權與劉備雖為盟友，其實是外和內疏，赤壁之戰後，雙方為爭奪荊州已結下怨仇。這次關羽圍困樊城，又水淹七軍，孫權必不高興，不如派使者去東吳，卑詞厚禮結交孫權，使他從背後牽製關羽，這樣樊城之圍就自然解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