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天子腳下皇城根 4.《原汁原味的胡同》
胡同是元朝的產物，蒙古人把元大都的街巷叫做胡同——據說這蒙古語的意思是指水井。莫非那時候每條胡同都挖有一眼水井（作為微型水庫），供居住的軍民飲用？
想一想也可以理解，來自沙漠與草原的遊牧民族，是很重視水源的；雖然他們尚不很適應人煙稠密的都市生活，門前若有水井相伴，也一樣可以“飲馬北京城”。況且那是一個沒有自來水的年代，水井就是命根子啊。你去那些最古老的胡同走走，仍然能發現幾口已枯竭的井眼，有的井欄上有繩索長年累月磨損的痕跡——在歲月麵前，石頭也是挺脆弱的，有些上麵索性蓋一個蓋子，估計是提防孩子失足失藩。看著這些廢棄不用的枯井，你會覺得是對胡同的名稱最好的注釋與追悼。當年水井可是深宅的居民們抬頭不見低頭見、摩肩接踵的社交場所，在井邊與左鄰右舍談天說地、噓寒問暖，恰恰可以彌補四合院的封閉性所帶來的不足——既保護了每個家庭的隱秘空間，又為鄰裏之間提供了交流的機會。胡同與四合院的完美組合，體現出元大都統治者在城市建設與管理方麵的聰明之處。胡同橫平豎直，四合院錯落有致，怎麼看都像是軍事化管理的結果。無胡同的分割與疏通，北京城便成了一座由遊牧民族安營紮寨的大軍營。難怪汪曾祺要讚歎：“北京城像一塊大豆腐，四方四正。城裏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東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識極強。“方位感強恐怕也是蒙古人的遺傳，他們在一望無際的大草原上遊牧時，一般都要根據日出日落來辨認方向，才不至於迷路。我甚至於有個浪漫的猜測（考古學家們不一定注意）：四合院之所以有開闊的天井，沒準是為了方便蒙古人養馬的，馬匹是他們個人的交通工具——相當於今天的自行車；他們即使移居都市，也習慣了以坐騎代步，否則為什麼要把胡同修得那麼直呢？天井是馬圈，胡同是跑道，人馬同居，是一種牧歌般散漫的生活方式。
水井既要飲馬，又要養人，難怪蒙古人對此感恩不盡，甚至把日常居住的街巷命名為胡同呢。宋朝時曾如此形容詞人柳永在民間的影響：“有井水處皆有柳詞。”婦女們在井邊淘米洗衣、梳妝打扮，都會情不自禁地哼唱柳三變的慢詞。蒙古人取而代也、奪得江山之後，又是什麼情景？應該是“有井水處皆有元曲”吧。關漢卿、王實甫成了當紅的明星。他們都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並使元大都戲曲界鼎盛一時——元大都儼然已是舉世矚目的文化中心。一曲傳出，便在帝國的疆土上眾口相傳、不脛而走。
今北京西四南大街丁字路口西南側，有一條磚塔胡同。磚塔胡同的名稱，元朝時就流行了。這確實是一條700多歲的胡同。得名來自於胡同東口有一座七級密簷式青灰色八角形磚塔。山門石額上至今仍可辨認出“元萬鬆老人塔”六字。古塔曾目睹過這條胡同的黃金時代：元大都城是北方雜劇的中心，而它是戲曲活動的中心地區（即史書上所稱“勾闌”、“瓦舍”地帶），堪稱“中心中的中心”了。豪華點的勾闌設有戲台、戲房（後台）、腰棚（看台）和神樓，可容納幾千人，熱鬧程度不亞於當今有港台歌星“走穴”的萬人體育館。即使簡陋點的，估計也不比如今街頭巷尾的卡拉OK歌舞廳遜色。元朝人愛看雜劇，正如後來清朝的八旗子弟愛看京戲，會看的看門道，不會看的也能看熱鬧。勾闌瓦舍地帶，台上鳴鑼敲鼓，表演著人間的喜怒哀樂，夠煽情的，使台下的觀眾流連忘返——據說曲終人不散，會有濃妝豔抹的歌舞伎依著闌幹向台下拋繡球、拋媚眼，願者上鉤。不知關漢卿是否曾在磚塔胡同登台亮相，但磚塔胡同肯定上演過他創作的戲曲，《竇娥冤》啊什麼的。我曾專程去胡同裏走了個來回，很納悶：這窄窄的一條胡同，當年如何裝得下那麼多的作家、演員、琴師、樂手以及身份各異的觀眾的——帝王將相與布衣草民，是否會在這羊腸小道上撞個滿懷？隻是我忘了查找胡同深處，是否有一眼曾經含情脈脈的水井了。磚塔胡同，在元朝時相當於京城的演藝圈吧，不知那時是否有“穴頭”，經紀人、媒體記者，或類似的人物？直到清朝，這裏還是曲家樂戶的聚居之地，“閭閻撲地，歌吹沸天。金張少年，聯騎結駟，揮金如土，殆不下汴京之瓦子勾闌也。”（引自清人震鈞《天咫偶聞》）隻不過這已是它黃金時代的回光返照了。門庭改換，元曲也被京劇所代替。
磚塔胡同61號（現為84號），是魯迅故居之一。他搬出八道灣後，即改住磚塔胡同，並且在低矮的北房裏寫下《祝福》、《在酒樓上》、《肥皂》等小說，還寫了本《中國小說史略》。磚塔胡同，會記得他的祝福的。魯迅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肯定比關漢卿要厚重——雖然他們一今一古。他是不會為太平盛世錦上添花的，他在胡同深處的那尊青磚古塔上，打磨他的投槍、他的匕首以及他的呐喊。塔既是磨刀石，又是大師的證人。魯迅是藏身陋巷、臥薪嚐膽的文字刺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