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人物與景物 7.《紹興會館裏的魯迅》
在老北京大大小小的數百所會館裏，我最早聽說的是紹興會館。因為它和魯迅先生有關。
1912年，魯迅作為名不見經傳的外省青年遷往北京，就落腳在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一住就是7年。魯迅跟紹興會館挺有緣分的：30年前他降生於紹興城內東昌坊口的新台門周家府邸，祖父周福清點翰林，恰巧在京中的這家會館待考候補。魯迅無意識地追隨了老祖父的足跡。到北京的第一個晚上，三、四十隻臭蟲為他舉行了“歡迎儀式”——咬得他無法安眠，隻好挪到大方桌上去睡。不知那期待著金榜題名的祖父大人，是否也曾遭受過類似的“款待”？紹興會館的臭蟲，因為吸過一位大文豪的血，也就出名了。
當時魯迅僅僅在民國政府的教育部掛著閑職（當個小科長呀什麼的），終日生活於苦悶與彷徨之中，靠抄寫殘碑拓片消磨時光。這是他一生中最難熬的“蟄伏”期：青燈黃卷，愁眉苦臉。他經常夜飲。一街之隔的廣和居，一年中就去了多達20餘次。（葉祖孚曾聽一位在廣和居遺址附近居住了數十年的老大媽講述:“這裏還常來參觀的人，有日本來的，他們說要瞧瞧魯迅吃飯的地方。”）借酒澆愁愁愈愁，魯迅或許是從那時候真正理解了阮籍、嵇康之流的魏晉風度，理解了黑暗年代裏人性的掙紮？前來訪談的錢玄同發現魯迅案頭堆滿了古碑抄本，便善意地責怪他是在浪費自己的生命。魯迅環顧悶熱的陋室:“中國原本是一個沒有門窗的鐵屋子。假如這座鐵屋子萬難破毀，裏麵又躺著許多熟睡的人們，這些人最終都要被悶死——在不知不覺中由昏睡轉入死亡，誰也感覺不到痛苦和要死的悲哀。現在你大聲喊叫起來，驚醒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讓他們盡管醒來卻依舊無可逃脫，讓這些人知道痛苦和將死的悲哀，而你又無力拯救他們，這究竟是仁慈，還是殘忍？”（引自鈕岱峰著《魯迅傳》）
紹興會館裏那些頹敗的老建築，使魯迅產生了這個著名的關於“鐵屋”的比喻。不是在沉默中爆發，便是在沉默中死亡。恰恰是紹興會館的寂寞與壓抑，打造出一位未來的呐喊的戰士。紹興會館建於清道光六年（1826年），原名“山陰會稽兩邑會館”，主要招待山陰、會稽兩縣進京趕考的舉人。魯迅來的時候，科舉製度已廢棄了，但他們仍然能嗅聞到封建的殘餘，舊中國那腐朽的氣息。他知道自己病了。他知道整個中國都在生病。1916年10月，姨表兄弟阮久孫自山西逃到北京，投奔住在紹興會館的魯迅，說是被人追殺，並且寫了遺書——學過醫的魯迅，知道這位惶恐癲妄的親戚患了“迫害狂”類精神病。他通過一個人的遭際而窺察到一個時代的病情。於是創作了《狂人日記》——新文學史上的第一篇白話小說。一發而不可收，接著又寫出《孔乙己》、《藥》、《一件小事》、《我之節烈觀》等等。紹興會館，是魯迅早期作品的搖籃，它也最清晰地目睹了這一代文豪從抑鬱、沉淪到覺醒的過程。可以說，魯迅是到了紹興會館之後，才成為魯迅的，在此之前他僅僅是文學青年周樹人——一個逃婚的外地人，一個不會搞人際關係的失意的小職員，一個毫無鬥誌的悲哀主義者。
魯迅在紹興會館，先住在藤花館（院內的那根花枝招展的古藤曾被他寫入小說），又遷入補樹書屋——原有棵開淡紫色花朵的楝樹，不幸折斷，就補種了一棵槐樹，故名。鈕岱峰在《魯迅傳》裏寫道：“補樹書屋畢竟太古舊了。嚴密少窗的北方民居有時以陰涼見長，而在真正的悶熱來襲之時，卻顯出更加深重的壓抑憋悶感。這兒壁虎很多。周樹人發現它並非像人們所說的那樣是五毒之一。在夏天裏，他甚至養起了壁虎，養在小盒子裏，而生法捉一些蚊蠅之類喂它。抄寫石碑疲倦的時候，周樹人往往會受不了老屋的悶熱，到古槐樹下手搖蒲扇納涼。”傳說這棵古槐吊死過某財主的姨太太，因而許多人對補樹書屋敬而遠之。魯迅卻不怕。在我想像中，紹興會館時期的魯迅，頗像聊齋裏的落魄書生，背井離鄉，寄宿於荒宅古廟，雖無紅袖添香，潛意識裏卻並不畏懼美豔如夢的狐仙造訪。他在樹陰下搖動著芭蕉扇，是否還聞見了那隱形的佳人吹氣若蘭？我曾經說過：在弱不禁風的書生們（包括蒲鬆齡）身上，幻想就是一種戰鬥，就是飽經磨難的生命力的體現——尤其是對於善與美的幻想。魯迅比蒲鬆齡進步的地方，在於他幻想之餘，還學會了直麵人生的慘淡，直麵現實中的醜與惡。他雖然也有過短暫的逃避與妥協，最終還是選擇了對抗，選擇了夢碎後的出擊。
繼錢玄同之後，劉半農也去補樹書屋看望過魯迅，發現他仍在臨摹《六朝墓誌》，便問他為何執迷不悟？魯迅這次的回答要清醒得多，積極得多：“這不過是在吃鴉片而已。不過就要吃完了。”果然，不久之後他就開始寫投槍與匕首一樣的小說、詩歌乃至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