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2月4日，立春。
蓉城。
《未來屬於中國》出版已有兩個月零八天，銷量接近120萬冊。不但國內外媒體紛紛上門采訪，各大城市的書商也積極聯係，想要給宋維揚搞什麼現場簽售會。學校方麵，法學院的領導也想讓宋維揚搞演講，談一談他對未來中國的期許。
宋維揚不勝其煩，期末考試一結束，便陪女朋友回蓉城考研。
《中國可以說不》的五位作者則剛好相反，媒體采訪來者不拒，簽名售書每周都搞。最滑稽的是，他們在京城的那場簽售，由於中途賣斷貨了，新華書店居然緊急調來一堆盜版賣給讀者，然後讓原作者在上麵簽名。
在非典爆發以前，考研時間並不固定，一般是在1月末，也經常在2月初。這給考研者平添了幾分苦逼，因為往往在春節前後，過年都過不舒坦啊！
就拿92年來說，大年初幾，離元宵節還遠呢，學生們就一個個走進考場。
今年還算不錯，考研結束後剛好能回家過小年。
考點並未封校，宋維揚坐在校園裏，優哉遊哉看著書。等林卓韻把英語考完，一本《語言與符號權力》已經被他看了四分之一。
這本書很有些意思，作者布爾迪厄認為，語言交流也是群體權力關係的一種變相表達。任何語言交流、運用和表達，都包含著交流雙方在社會空間、位置的相關因素，比如性別、教育、階層、地點等等。
語言的交流，是不平等的！
首先官方就壟斷著合法化語言，並通過教育加強官方語言的地位。生活中，上司對下級、父母對子女、知識分子對普通民眾等等，都存在語言權力。同時也可以反過來，比如某競選者做拉票演講，故意說當地方言來討好選民，這叫做“屈尊策略”。“屈尊策略”可以很好的否定和掩蓋語言暴力真相，強化誤識效果，從而強化語言符號暴力的效果。
宋維揚更關注的是這本書的“語言交換經濟學”，語言交流的過程，也存在著所謂的“語言市場”，存在語言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也存在著資本、價值、利潤和調節規律。說話的人，可以在語言市場的規則調節下，謀求最大預期的語言利潤。
這他媽是把說話當成政治經濟學來研究，一旦融會貫通，必定大殺四方，成為無往不利的……嘴炮之王！
“叮鈴鈴！”
一陣鈴聲響起，英語考試結束。
陸陸續續有考生出來，或沮喪，或興奮，還有認識的互相對題。
宋維揚看到林卓韻走過來，立即收起《語言與符號權力》，笑問：“考得怎麼樣？”
“還不錯吧，英語我一向很好，”林卓韻說，“就是數學有點難，複習了半年，也才勉強恢複讀大學時的水平。”
“你肯定能過。”宋維揚鼓勵道。
林卓韻擔憂道：“這次的監考老師，有一個我認識。”
宋維揚笑道：“碰到熟人更好啊。”
“估計我爸過幾天就知道了。”林卓韻說。
林卓韻辭職之後，工作關係便不在複旦，她想在盛海報考研究生的話，手續相對有些繁瑣，幹脆回到西康省報名考試。
直到現在，林卓韻的父親都還不知道她已經辭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