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道在途中
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懸而天。
——《莊子·在宥》
如果說中國文化人格中隻有一個特異的人格例子的話，如果說這個特異人格隻有一個代表人物的話，那麼他必定是莊子無異。因為至今距他生活的年代已過幾千年，人們並沒有獲得一個關於他的真實形象，他是那樣地變化莫測，以至對應於他超邁特行、孑然獨遺的，隻是一派混沌；對應於他的清明透徹、柔靜瑩潔的竟是與之全然相對的模糊，這件事本身不就很奇怪麼？所以才引得後人一直去說他麼？這種情形延續至今，我無法繞過。上世紀80年代莊子著實熱過一陣，像卷過了一場熱浪，幾乎人人爭說，而且到了誰不說他就大有落伍之嫌的份，老莊之學的興盛現在回憶起來，它的熱點在哪裏是幾乎忘記了，也許當時就沒有，或許因為自己置於那熱浪之外，所以全無記憶，隻印象有談禪之風，刮過了，像任何80年代能熱得起來的事物一樣，那些玄機暗藏的觀點、觀念、思想和辯論如不同級風，刮過去就刮過去了，那些置於風旋中心的人總會找到另一場主題，他們不被卷走，他們永遠處於風暴的當口。禪風大盛的年代，我在做著什麼呢？僥幸沒有趕場似的卷入那已非莊子的集市麼？其實在我心裏，莊子也一直是不清晰的，於此那時的回避就不是自覺，而隻是一種對某種一窩風式形式的回避，性格上對任何炒作甚至做作的反感使我避免了一次趕潮——當然那爭說其中不乏卓見真識，然而我實在也說不明白莊子在我心中的樣子。
他一直是一暖昧的幻影。我想對包括我的許多人都是如此。有時我覺得，不妨就讓他留著渾沌的麵貌，而不自作聰明地將之鑿開。因為我認為他幾乎不可能接近，對他的描述也將是對描畫者的極大考驗，而這一關，千年以來，幾乎無人順利通過過。
沒人說得上他的形象。他常常給人以神的直感，所以爭說之中，他一直是空白著的，他本人；而隻是做了說者的工具——這是莊子最想不到的；在論者那裏，我少見於他，相反，卻是說者的形象愈來愈明，以至越過了本事，那繁衍意也愈益豐厚起來。說心裏話，對莊子，我以前一直喜歡不起來，倒不是別的，單他在妻子死後“箕踞鼓盆而歌”一節就讓人感情上受不了，何況又來那與惠施對答的辯白——親人死了還能講出那樣一番大道理，還有那樣有關生死的理智，讓人費解。還有中學課本裏的《庖丁解牛》，《莊子·養生主》中講庖丁殺牛的“以無厚人有間，恢恢乎其遊刃必有餘地”的19年屠夫生涯，以至牛被解殺之後的庖丁“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誌”的情態都讓人感覺不怎麼舒服，老子尚講要以悲痛的心情來對待戰爭，要以喪禮的儀式來處理勝贏，講求銛“龐為上，勿美也”，視兵器為不祥之物，不以之為美，莊子怎麼在平白無故拿去了一個生命時就能那麼心安以至對“善刀而藏之”的庖丁的表功理論還掩不住激賞呢？文惠君真的從殺戮裏看出了養生麼？那解牛的技巧真得就高於牛本體的生命，為了說明養生之道它就必得做這道的犧牲麼？活生生的牛被放置一邊不被顧及卻要說一個曲意到抽象的道理，這和視生為第一其他為外物的莊子怎麼矛盾著？不知道是不是因年齡心情故不能心會莊子的妙處？反正那“砉然…驟然”的聲音與姿態聽看起來在我這裏是絕無“經首之會”“桑林之舞”的感受的。大學中文係時學到《逍遙遊》著實為鯤、鵬之臨風飛舉的“水擊三千裏，摶扶搖而上九萬裏”的氣勢打動，然而莊子旋即弄出些蜩、學鳩和蟪蛄來，將人的視線一下子從“背負青天”的高空拉至地麵，這種急驟的鏡頭變焦也讓人不能適應；還有，我身處的這一民族性格中對狂人與怪誕事物的心理承受能力，也許是放浪形骸的字麵理解是使人不喜莊子之淵，又如安時處順、清心寡欲也很容易混跡於隨遇而安的癡愚主義，對內在痛處的不深究與對外在環境的無要求所造成的回避，就是那終勝剛強的柔麼，也讓人滿心懷疑；關鍵還是，“遊山澤，觀魚鳥”的“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中多有虛矯，所以不信，卻沉埋了真正擁此心懷的人，他們在“身後名”與“一杯酒”之間，從來選擇後者，所以又讓人覺得有些及時行樂的不負責任與輕佻放縱，總有頹廢之嫌，荒放與反抗之間，後者的顏色總是越來越淡，老莊亦成了一個藉口，一層套裝，任誰人都可披了去，演他自己的戲。年齡再大一些，這種直覺的不喜會變作分析，比如一見莊禪並語就滿心警惕，因為曆史上確是禪害了莊，莊禪並稱的研究傾向或風氣似乎暗示地提倡著什麼，一方麵，使莊一條線上走向了“化”與“無”，另一條腿邁在了詭辯上，禪宗打不完的公案嘴仗有一種相纏相擾不依不饒的意思，反正在我眼裏是距遠機心絕智辯的莊子愈走愈遠的。
從前有一隻大鳥，住在水深無際的北方大海，這隻大鳥是一隻鯤魚化成的。現在它的名字叫作鵬，也就是古時候的鳳，鳳是那樣地長和大，簡直有幾千裏，它騰身飛起奮力張開的雙翅就像天上的雲，沒有邊際，這隻鳳要丟的地方在南海，有一部叫《齊諧》的古書記載了它的遷徙，說它翅膀拍擊水麵能擊起三千裏內的波濤，說它的飛行卷起颼風能上揚九萬裏，它的旅程足有六個月時間才能走完。它在那裏飛，寒蟬、灰雀、斥鵝在譏笑。這時它看到的是春日林澤原野上蒸騰浮動著奔馬形狀的霧氣，那是自然萬物生息相動的吹拂；天空湛藍湛藍的，有青青悠悠的顫色劃過去，那是它的身體麼？飛得太高太遠的鳳嗬，凡人無法看清它的神貌！
距莊子生活年代較近的《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裏，對莊子，太史公也不過僅用了244個字，而且不出現在題目裏，足見他真正達到了行履無痕，然而這在近道體道的司馬遷也讓人有些疑惑不解，或者真是莊子的事跡實在留存太少，無法補綴於正史。在有限資料裏藏身隱形未嚐不正是莊子的本意。“莊子者，蒙人也，名周”，這是一個基本的履曆，“嚐為漆園吏，與粱惠王、齊宣王同時”是說身處的時代，“其學無所不閾，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說其要旨，說其著書十萬餘言，大多寓言是“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大約正是為此，還有那根本不是為權勢者準備的“洮洋自恣以適己”的語言，“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王侯大人是不會費勁去從暖昧難通的寓言裏找什麼道之法則的，他們更傾向於省力的法規式的語錄，更直白地告知，而不會花時間去做推導，爭奪日盛的戰國任誰也坐不下來聽一個瘋了講什麼個體價值及對這價值的體驗的。兵馬戰戈的時代那心情是放不下的，它太過奢侈，國王侯爵想得更多的是流血換得的疆土，在那個一律向外擴展向外攫取的時代，那個生存的艱難更甚於孔子春秋的戰國時代，四分五裂的不僅僅是表麵能見的昨是今非變動不居的版圖，更深的裂痕已經注定在那裏，那個身心分裂到極點的時代，連孔盂的仁都拯救不了，何況莊子回到更其心內的悟呢？生在一個不逢時的年代，莊子還能在什麼地方安放他的魂魄呢？他找都不要去找。那種對外界一概的大拒絕，使之在自己不能自由選擇的時代裏保持了自由的上限，一麵是“真風告逝，大偽斯興”，一麵是獨泊於道，任心而行。那種視天下為物而不為其所役的自警，使其氣質上反獲得了崢嶸浩蕩，對於莊子來說，氣是無須刻意去養的，內聖之道就在無限的舍棄之後，所以要想有為則必須首先是無為的，無為於事物，無限舍棄常識世界對人的局促與設計，才能達到內心靜觀，體認常道；才能擁有清明如鏡、柔靜瑩潔的內心，這可能正是由鯤變鵬的一步。
不為物役的拒絕，在格局大變動也是價值大形成的戰國時期，在諸子都要立說以治——為政或為世——的千載難逢的出大政治家思想家的時機，莊子竟然安之若素，心中坦定。春秋再不複返，戰國的傾軋與動蕩已無藥可救，莊子所提供的就不再是針對一時一事的藥方了。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已經不再是“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的孔子時代了，戰國比之春秋，更絕望，更分崩離析，作為謀者的角色已完全失效，雖然也有孟子、荀子和韓非，但莊子所冷眼看到的是常人所不見的圖景。不斷洇出的血泊之上清淡止血的方案，亦為莊子的熱腸所不願。那麼，隻有一條路，在失範的社會已不及挽扶之時，能夠挽扶與規範的隻有自己，能夠堅執而不墜落的隻有自己，雖然自己並不是挽扶的目的；我一直以為這是一條更其艱難的路——在旁路斷裂之後，莊子走上了它，以突顯的自我橫空出世似的暴露於沉濁之中。沒有外衣，他不習慣於用什麼服飾包裝保護自己，他窮得隻剩一雙草鞋，一身打著補丁的粗布衣，哪怕見王侯時也是如此，麵對魏王“何先生之憊邪”的驚訝，莊子坦然於“貧”“憊”之分，“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農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生不逢時，這是最大的悲哀，“今處昏上亂相之同，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怎麼辦？對視相位如腐鼠，譏邀寵為舐痔的清高個性的人，那問題幾近不存在。其實是放棄了後果，才可說他放棄了前題。無待。無所待。莊子提供給人的是另一路線，它暫不通向治世——他以為那是標，它通向的是治心——他認定這是本。所以他放棄。《史記》有關他寥寥的200餘字間太史公仍不惜筆墨畫魂似地講了一個故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日：‘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繍，以人大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汙我。我寧遊戲汙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誌焉。’”這就是大政治家思想家的時機，莊子竟然安之若素，心中坦定。春秋再不複返，戰國的傾軋與動蕩已無藥可救，莊子所提供的就不再是針對一時一事的藥方了。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已經不再是“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的孔子時代了，戰國比之春秋，更絕望，更分崩離析，作為謀者的角色已完全失效，雖然也有孟子、苟子和韓非，但莊子所冷眼看到的是常人所不見的圖景。不斷洇出的血泊之上清淡止血的方案，亦為莊子的熱腸所不願。那麼，隻有一條路，在失範的社會已不及挽扶之時，能夠挽扶與規範的隻有自己，能夠堅執而不墜落的隻有自己，雖然自己並不是挽扶的目的；我一直以為這是一條更其艱難的路——在旁路斷裂之後，莊子走上了它，以突顯的自我橫空出世似的暴露於沉濁之中。沒有外衣，他不習慣於用什麼服飾包裝保護自己，他窮得隻剩一雙草鞋，一身打著補丁的粗布衣，哪怕見王侯時也是如此，麵對魏王“何先生之憊邪”的驚訝，莊子坦然於“貧”“憊”之分，“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農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生不逢時，這是最大的悲哀，“今處昏上亂相之同，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怎麼辦？對視相位如腐鼠，譏邀寵為舐痔的清高個性的人，那問題幾近不存在。其實是放棄了後果，才可說他放棄了前題。無待。無所待。莊子提供給人的是另一路線，它暫不通向治世——他以為那是標，它通向的是治心——他認定這是本。所以他放棄。《史記》有關他寥寥的200餘字間太史公仍不惜筆墨畫魂似地講了一個故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繍，以人大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汙我。我寧遊戲汙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誌焉。’”這就是那個不斷在此後曆史間翻版重述的莊周拒為楚相的故事。“終身不仕，以快吾誌”的原因竟是“我寧遊戲汙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他笑著對捧著厚幣的來使說：“子亟去，無汙我。”
從前有一個漁夫，這天正在濮水之上悠閑地垂釣。楚國國王派的兩位專程來找他的使者找到了這條河上，現在他們就站在漁夫的身後，他們大概是說了不少的話，隻聽得最後一句是：大王願將國內政務大事委托給你而由你代勞呢。那個獨自垂釣的漁夫一臉漠然，他手把著釣魚杆子竟連頭也不回，回答那個邀請的，是他緩緩講出的一個故事——我聽說楚國有一隻神龜，已經死了三千年了，楚王用竹器裝著它，用巾飾蓋著它，把它珍藏在宗廟裏。你們說，這隻神龜，是願意死去而留下骨骸讓人尊供它呢，還是願意活著在泥水裏拖它的尾巴呢？兩位大臣說：當然是願意在泥水裏拖尾巴了。漁夫說：我就是那隻在泥水中拖著尾巴的龜嗬。你們就不要拿剛才的話嚇跑我要釣的魚了。
莊子不是薑子牙。對於世，他什麼也不釣。或者說他是真正的垂釣者，對於水，對於魚。粼粼水波就是他的所見，而不是什麼更深更曲意的“大魚”，所謂“願者上釣”對他而言，可說無稽。楚王有楚王的願意，莊子有莊子的願意，莊子不以楚王的願意為願意，他所遵從的是他自己的願意，而且這願意他反過來還要求楚王不得不遵從。這在戰國那個特別時代，那個視人如草芥，說不合意就刀戈相見血流成溪的時代，能如此做，確實需要罕見的勇氣。這個意義上，我是相信朱熹在《朱子語類》（卷一二五）中說的話的：“莊子當時亦無人宗之，他隻在僻處自說。”無人宗之，是指他的弟子不如孟子等眾，雖食有魚，但記載中看是出無車的，而且從當時的文獻看，涉及到他的隻有荀子一人，其他諸子對他不著一字。這種現象耐人尋味。是窮招不起弟子，還是那狂狷根本無人領會。總之一種集體的冷落落在了莊子的命運裏，一向不以身外價值為價值的莊子當然不會有所理會，何況那些汲汲於外界事功並著重影響之人是他眼白所對，但是這種現象仍然讓人念及他精神上的一位老師，老子的話也許在那命運到來之前好像已在為他準備——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我獨泊兮，其未兆，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眾人皆有以，而我頑似鄙。莊子甘願讓這樣的命運落在身上，也不願像那熙熙攘攘爭登高台的眾人。所以他的“隻在僻處自說”，我是相信的。因為那個時代確也無人具備宗之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