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第20節
1982年溫元凱回國：麵對著化學和改革的選擇。“今天站在改革前邊的，不等於以後也能站在前邊。”他說。
溫元凱是窮人家長大的孩子。父親翻身不忘共產黨，說一不二，“文革”時在家裏也虔誠地做“三忠於”的早請示、晚彙報。溫元凱在大學時就攻下了3門外語，隻想當科學家。1980年被派往法國工作後，站在歐洲看中國，橫向比較地看中國，方知中國的生產力能否發達是受製於政策、體製的。第一位的問題不是生產力，而是生產關係。
溫元凱1982年回國後，麵對著化學和改革的選擇。
化學自然不能放棄。但是他站在外國看中國的感受不能不講。
1984年、1985年、1986年，我三遇溫元凱。
1984年盛夏我去合肥找他。走進他家的第一感覺是：嚇一跳。
他的家好像是用紙碼起來的。地上、床邊是一摞摞的資料。書架摞書架地塞滿密密層層的牛皮紙口袋。電視機上也堆放著資料。連那隻破電扇，不知為什麼也非得插進兩卷紙才能開動。
惟一的一隻靠背椅，這兒那兒露著棉絮，那兒這兒打著補丁。
我有些悲哀。
“能有這樣的條件。我已經誠惶誠恐了。”溫元凱真誠地笑著，彎了一下腰，倒好像這一切是我給他的。
要不是他愛人朱月芬前不久從上海來合肥暫住，他那些紙片就會叫人無駐足之地了。“我一來嚇一跳。”朱月芬對我說。
和我的直感一樣。可見事物總有一個客觀評價。
但溫元凱偏能在這樣的環境下過他的兩棲生活——化學家和改革鼓動家的生活。
“所以你是朱月芬，我是溫元凱。”
如果說溫元凱是個改革的“傳道士”，那麼朱月芬便是一個殉道者。清晨6點就斷不了有人登門。溫元凱半睜著眼睛開始接待各色人物。來申訴的，要求幫助調動工作的，要求他做技術顧問的……越是吃飯、休息的時候，越是來的人多，因為這種時候容易活捉他。我在他家那一會兒工夫，真是5分鍾一個電話，10分鍾一個人。
“我在上海上班，”朱月芬對我說，“他一個人過，哪有時間做飯？一天到晚吃冷泡飯，胃也壞了，作孽啊！”
那天我看找他的人，談得最多的是人才受壓，希望流動。他一天要收到幾十封信，他家裏堆放的資料袋，最多的也是這事。
人事製度的改單，要使人們從被選擇的地位轉到選擇的地位。他說，人家來找他，可他又不能使大批天下寒士俱歡顏。報上有過一篇文章，叫《請高抬貴手》。可是人家就是不抬呢？
光靠“請”是不行的。隻有靠改革。
兩年後，1986年7月23日的《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報道：《國務院鼓勵科技人員的合理流動》，並附評論員文章：《堅持改革促進人才合理流動》。
不過這是1986年的事了。1984年的溫元凱往那個打著補丁、露著棉絮的椅子背上一靠，頭疲憊地後一仰。我隻看見他那瘦削的下巴和隆起的顴骨。
溫元凱，年方37，形容枯槁。
1985年，我在全國優秀青年廠長（經理）會上又遇到了他。還是背著一個學生用的舊帆布包，還是瘦削得像一個發育不良的孩子。
我碰到他的一個助於，問起他那些天的日程（可惜當時我隻記下幾日，忘了記下幾月了），照錄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