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第56節
80年代的聯想：用可口可樂沐浴和用文化革命洗禮。今天有不同的追求，各人有各人的緣由。
下麵這些文字，又是我翻找資料時在兩張破紙片上讀到的，顯然是80年代在火車上歪歪扭扭地瞎塗的，現整理成文：
火車一動，我心裏一動，這是離開常州了？我在旅館服務台結賬的時候，都沒有明確地意識到這點。明明知道應該一手結賬，一手交出我住的5號樓6號房間的鑰匙，卻還是付完了房租又抓過鑰匙鑽進了汽車。送我上火車站的人驚呼：“你怎麼拿著鑰匙？”哦，天！我是已經慣了，已經慣了和這把鑰匙形影相隨了。在常州，那6號房間便是找的一居室，我的家。
我三年前來常州是一場從早到晚昏天黑地的采訪，這次來常州是一場黑地昏天的采訪。上次走的那天失聲了，無論怎樣啟動嘴唇，卻再也發不出聲音。這次臨行時失去的是理智——要緊想著、和人商量著怎麼一到上海就和上海的有關部門接上頭，離開常州，偏握著常州的鑰匙。
火車向上海馳去，人隨車廂晃蕩，心裏竟又湧上一種酸楚。上海老家已經沒有人了，沒人想我我偏想你的上海啊！
獨有一友人住我上海老家附近，我去看了他。進他家便半臥到他的長沙發上了，累得顧不得許多了。他愛人立刻遞上冰凍的可口可樂，一杯一杯倒著，恨不能提起可口可樂的大瓶子澆灌我似的。
用可口可樂來淋浴大概很解乏吧？這種想法太荒誕。不過，用可口可樂沐浴也荒誕不過“文化革命洗禮”。我那位可口可樂朋友，在“文革”中吃盡了軟苦頭。這種軟苦頭未必比挨“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鐵拳頭好受。朋友現在的工作是硬氣的，大企業的大骨幹，但他的精神總帶著軟性。我望著他便總是想起他經受的難以承受的軟苦頭。
“文革”，已經成為過去又不能真正過去，實在不願提起又不可能不提起。當時在統一分配、“絕對平均”的社會裏，人們的思想也是被分配的，性格也是平均化的。我和我的朋友們好像大家都彼此彼此——一起喝淡了又淡的咖啡，一起談從前看過的小說，一起想辦法給每人每月配給二兩肉的上海親人捎點豬肉，一起動腦筋給我這個既沒錢買毛線又不會編織的人怎麼拚出一件毛線衣。沒有大事值得注意，人們便把精力都平均分配在各種小事上。這些年有很多大事值得注意了，不同的人便關注起不同的事，便向著不同的方麵變化。今天有不同的追求，各人有各人的緣由。朋友，我的朋友！
“儂為啥這樣拚命？有啥意思？”朋友之間一向是直言的：“儂寫的報告文學能起啥作用？”
這些問題，我從來沒有認真想過。沒有時間，沒有工夫，甚至，也沒有必要。我已經寫了，我就要寫下去。如此而已。
朋友問得振振有詞。我嘛，這段時間拚命下來，半臥著，又咳，決無興趣再消耗殘存的精力去改變振振君。人各有誌，如是如是。
我走了，朋友在我的身後。我走了，上海在我的身後。不，上海在我的身上。上海的昨天和今天，上海人的優長和短缺，我身上都有。上海人到底如何？中國人到底如何？一家人誇一家人，沒意思。一家人說一家人，沒出息。我終究走不出上海的。如同我也終究走不出北京。
一想到又要回北京了，我的心便孩子般地雀躍著。有一次淩晨2點飛向北京。往飛機上一層一層地加衣服。一下飛機人已經像一級儲存白菜似的包裹得嚴嚴實實。再看到街上堆得滿滿的儲存白菜——盡管我吃白菜早已吃怕了——依然覺得白菜也好，白菜也親。不過，在京寫完一篇文章，我便躁動不安起來，便隻想外出采訪。
這人是怎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