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七
接完龔在田的電話，鄭子健呆坐了好久，怎麼也平靜不下來。又在辦公室狗似的轉了好一陣圈子，依舊是憋悶得厲害，便猛然拉開門，走到陽台上。
省作協這座樓曾是這個城市最高大宏偉、最富麗堂皇的建築。人稱“省衙門”。此後曆經滄桑，“省衙門”這個喊法卻永遠保留了下來。即便有一天這裏被夷為平地，又另起了高樓（已有好幾位港台商人打過這塊地盤的主意），人們還是會說：那裏先前是省衙門。
從中學開始，鄭子健常常進這幢樓。那時候，這裏是一處文化娛樂場所，每個星期六晚上，這裏都會放一部二輪電影。放映室不大，隻能坐二三百人。座位都是軟皮椅，鋪著地毯。人們進出都靜悄悄的，再沒有教養的人都不敢放肆。場務人員不時往空中噴香水，讓人覺得自己也成了電影裏麵的外國貴族。
鄭子健喜歡這裏的氣氛。為了能走進這幢樓，他每天放了學就去幫人推板車，把賺到的零碎錢攢起來買這裏的電影票。像他這種年紀走進這幢樓的人很難見到，檢票的人總是很驚奇地看他。
這裏放的多是主題和情調適於成年人的譯製片。這一類電影學校從不包場。學校包場的電影動不動就讓全場震天動地沸騰起來，鼓掌、跺腳、大叫大喊。那時候，鄭子健就悄悄站起來，在黑暗中摸索著穿過狂熱的漩渦，逃離出去。而在這群成人當中，他卻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像成人一樣，投入在那些他未必完全理解的故事中間。他覺得人們似乎並不是在消遣，而是在審視和思考某種生活和這生活的意義。
那時候，鄭子健當然無法預見到他會像今天這樣每天要在這幢樓進出。這裏現在是省作協大樓。從那時算來這已是三十年後的事。對一個人的一生，三十年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這中間他經曆過許多的事，好事，壞事，美妙的事，醜惡的事，無聊的事，浪漫的事，高尚的事，卑劣的事。他從少年進入盛年。生命就像一幢建築，經曆了無數風雨。
這幢樓已經開始衰老。高大寬闊的牆麵整塊整塊剝落。牆縫像鬆動的牙床，爬滿枯瘦的蕨類植物。斑駁的水泥牆麵上，不斷更換的各種政治口號的油漆結成的外殼，龜裂得像令人憎惡的牛皮癬。因為長期得不到像似的維修，當年的神氣連一點影子也看不見。可不得不依憑這幢樓生活的人們，卻不像這幢樓本身一樣了無生氣。暗中的蠅營狗苟，勾心鬥角，就像在這幢破落的大樓裏四處亂竄的老鼠一樣活躍。
老本有老的韻致。韶華逝盡，真淳也可以是一種風景。對青春的回憶和咀嚼會流露多少別似的人性光輝。不幸的是，也會有另一種老婦，她們的人生隻剩了滿懷的怨恨和刻毒，因而隻能現出令人難堪的醜陋。
這幢老樓就是後麵的這樣一種老婦嗎？
鄭子健在鄉下插隊插得絕望的時候，曾經認定回城就是他這輩子最大的願望。隻要回了城，能成家過日子，就知足了，就與世無爭了。除了寫作使他得到的名聲，他也的確沒有也不想為自己特地去爭取什麼。即使是省作協的換屆，他在事實上也並沒有太當回事。社會團體的職務不過是一種名分，並非實質性的權力。文人們所以還看重這個，大多圖的是對自己專業能力的認定，其實是一種心理滿足。如果連這也要靠活動爭取，那還有什麼斯文可言。雖說厚顏無恥已經成為時尚的一種，許多人為了爭這類空名可以不擇手段地鬧個沸反盈天，但鄭子健還多少想保守一點讀書人的體麵。現在的問題是，主動放棄是一回事，別人不讓你得到又是一回事。
尤其是事情好像變成了一種精心組織的傷害。
惡心鄭子健的那些事，並沒有什麼新貨色。讓人猝不及防的是龔在田的變臉。
跟鄭子健第一次見麵之後，龔在田回到縣城家裏的當天就“抑製不住激動”給鄭子健寫了信，傾訴了對鄭子健的千恩萬謝。他說所有這些話他當麵都說不出口，隻有訴諸筆端，相信鄭主席會理解一個鄉村教師的羞怯和木訥。他把比他小至少十歲的鄭子健奉為“終生的恩師”，說鄭子健無論道德文章都“堪稱師表”。
鄭子健還不到失掉了自知之明的年紀，別人的好話說得過了頭他還是聽得出來的。但龔在田是基層作者，鄉下人作興禮多人不怪，恭維話、吉利話、喜慶話總是不說過頭不罷休，這在差不多是一種民俗，未必就是虛偽；以龔在田的內向拘謹，把口裏說不出的話都寫到紙上，也是再正常不過的事。鄭子健當時的感覺很舒服。
龔在田成了省作協的聘任製作家後，倒真是“不辜負殷切期望”，寫作的進展很快。不久他就來信說，那部多卷本長篇小說的第一卷按照出版社的意見做了修改後，已經通過三審，馬上就要付印，頂多兩個月就會出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