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無論是達·伽馬還是麥哲倫，都還沒有進入《馬可·波羅遊記》裏描寫的世界，這總於心不甘，於是，葡萄牙還是一心要從海上尋找中國。
我在這裏看到一份資料，提及葡萄牙國王在一五〇八年二月派出一個叫塞誇拉的人率領船隊到馬六甲，要他在那裏打聽：中國有多大？中國人長多高？勇敢還是怯懦？信什麼宗教？用什麼兵器？有趣的是，當時葡萄牙遠征船隊在東方胡作非為，但國王卻特別下令，不準向中國人挑釁，不準奪取中國人的戰利品。顯然，他對神秘的中國保留著太多的敬畏。
幾年後又派出一個叫皮萊斯的人來偵探，皮萊斯的情報抄本現在已經發現，他說中國人非常懦弱，用十艘船就能完全征服，奪取全中國。
即使情報如此荒唐，葡萄牙人與中國人打交道之初還是比較恭順有度的，中國地方官員沒有國際知識和外交經驗，互相都在小心翼翼地窺探。葡萄牙人先要停泊，後要借住，借住後也繳稅繳租；中國官員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做壞事，特地在他們的借住地外麵築了一道城牆，把握關閘大權，定期開閘賣一點食物給他們。這種情景，居然也維持了幾百年，說明雙方心氣都比較平和。
我對這種尚未發展成惡性事件時的對峙，很感興趣，因為這裏邊最容易看出文化差異。葡萄牙人當然以歐洲文明為本，把自己當作是發現者，而又認為發現者便是特權的擁有者，甚至是占領者，隻不過一時懾於中華帝國的宏大，不敢像在其他地方那樣囂張罷了；中國官員開始好像沒有把他們的來到太當一回事，這與傳統觀念對“番夷”的慣性理解有關。後來發生一些事，也處處表現出因妄自尊大和閉塞無知所造成的可笑。最令我心痛的是當時中國官方對第一批翻譯人員的荒唐製裁，居然把他們看成是“私通番夷者”而一一處死，真是愚昧。
但是曆史終於朝著惡性的方向走去了。葡萄牙突然對中國張狂起來，是鴉片戰爭之後。看到中國在英國的炮火前一敗塗地，便趁火打劫，單方麵宣布澳門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自由港，一躍而成為西方列強欺侮中國的浪潮中的一員。其實它與中國已打了幾百年交道，而當時國勢也已衰落，竟然一變而成為這個形象，有點不大光彩。
在資料中，有兩個細節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個細節是，葡萄牙人最早抵達中國本土，是一五一三年六月，抵達的地點是屯門外的伶仃島，正好在我深圳住所的南窗對麵；第二個細節是，他們正式與中國的行政機構取得聯係是一五一七年八月，地點在南頭關防，又正恰在我住所的西窗前麵。
——既然你們那麼早就來到我的窗下，那麼，我也理應來看看你們出發的碼頭，以及你們的家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