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還是受了一種公共行為規則的製約。這種規則不照顧各種具體的例外，隻有無條件服從才能生效。
他說，規則後麵有一個嚴密的邏輯，足以把一切例外全部抵消。
我請他把那種嚴密的邏輯演繹一下，他就順勢推衍了以下幾點——
一、據統計，城市的街道穿行者中，受交通事故傷害最大的群落，是孩子；
二、孩子們承受著太多來自成人的行為規範教育，但試驗證明，最有效的教育來自他們的自身觀察；
三、據統計，孩子觀察世界的一個重要地點，是自家的窗口。因此，當你四顧無人無車，放心穿越紅燈的時候，根本無法保證路邊排排高樓的無數窗口，沒有孩子在觀看；
四、於是你進入了一個邏輯悖論：當你安全地穿越了紅燈，等於給孩子們上了一課，內容是穿越紅燈無危險。隻有當你遭受傷亡的時候才能給孩子們正確的教育，但你又不願意為這樣的教育支付如此慘重的代價；
五、麵對這樣的悖論，惟一正確的方法是放棄穿越，既不讓孩子們看到穿越的安全，也不讓孩子們看到穿越的危險，一見紅燈就立即停步，讓孩子們看到一種無須別人監督的生命規範。
這番推衍，雖是從孩子的角度，卻是嚴絲合縫，很難辯駁。
我想，僅從上述金融規則和交通規則兩端，已大致可以說明現代的“都市邏輯”是怎麼一回事了。
這些小事讓人不能不深深感念啟蒙運動。康德說，歐洲啟蒙運動的巨大功效，是讓理性滲透到一切日常生活中。
可惜，中國文化人接受西方文明，包括啟蒙運動在內，總是停留在一些又大又遠的概念上，很少與日常生活連接起來。結果，他們所傳播的理性原則往往空洞幹澀，無益於具體生活，也無法受到生活的檢驗；同時，他們自己所過的生活又往往失去理性控製，甚至非常不合邏輯。例如目前中國社會中傳播謠言最起勁的居然是文化人群落，便很有諷刺意味。
其實我們生活中有太多的集體行為需要疏通邏輯，有太多的行業性邏輯需要獲得整體協調，這本是文化人應該站立的崗位，然而奇怪的是不少文化人不喜歡做這些事情，也不希望別人來做，反而樂於在一些最不合乎邏輯的情緒中異想天開。
在過去漫長的曆史上很少有機會讓文化人來參與都市邏輯的構建，也許那時的曆史不在乎都市，也許那時的都市不在乎邏輯，也許那時的邏輯不在乎文化。這種情景所產生的惡性成果，現在由都市、文化和文化人共同來承擔，因為它們都發生了背離自身邏輯的異化。現在一切都在麵臨大轉型，情形是否會好一點？
在我的幻想中，最好的情形是，在剛剛從大學畢業的年輕學人中，居然有幾個不去忙著學習“語言暴力”，物色攻擊對象，而是靜下心來，細細研究國際間和我國曆史上的文明行為規範，對照現實社會的反麵例證，寫出一本本諸如《行為理由》、《必要禁忌》、《都市契約》這樣的書來。
當然這隻是幻想，更大的可能是很多人一再想進入這個過程又一再被消解，因為消解的力量沉積已深，無處不在，要幹擾幾個邏輯程序易如反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