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克爾愷郭爾在理論上最精彩的地方不是對於他認為最高境界的第三階段的描繪，而在於他對第一、第二階段所存在的問題的揭露。其實所謂審美階段和道德階段，很接近於西方哲學家反複論述過的感性階段和理性階段，隻不過他把它們引申到了人生，成為一種人生哲學。西方哲學家早就指出過的感性的片麵性和理性的片麵性，由他貼合到人生過程中來具體闡述，有力地說明了那兩種人生狀態的致命弊病。因此，他所說的宗教階段，實際上隻是為從那兩種人生狀態中奔逃出來的人指出的一塊空地。這塊空地上應該沒有原先的弊病了，但它究竟是什麼，卻又隻能是抒情性、憧憬性的描述。能騰出這麼一塊空地就很不容易，我們不能苛求他在那裏建造什麼樣的神學樓宇或哲學樓宇。
比這一點更值得我們珍視的，是克爾愷郭爾指出了人們在這三個階段麵前的“可選擇狀態”。三個階段不是對每個人都依次排列、循序漸進，它隻供選擇。而且這種選擇時時存在，處處存在。一個人因選擇的差異而跳躍性地進入不同的人生境界，其間距離，可以判若天壤。不難看出，他的這種主張，已經有了存在主義哲學的萌芽，因此後世的存在主義哲學家們總要把克爾愷郭爾尊為前輩，甚至稱他為“精神上的父親”。曆史上把哲學神學熔於一爐的學者很多，克爾愷郭爾獨獨在二十世紀重新被發掘出非凡的價值，卻是由於他不經意地把人生哲學推到了新時代的邊沿。
可惜，當他還活在哥本哈根的時候，一切都非常糟糕。這位偉大的哲學家隻活到四十二歲，在他生命的最後、也最重要的幾年裏，真可謂心力交瘁。他是虔誠的基督徒，但越虔誠越厭倦丹麥教會的諸多弊端，因此終於與教會決裂。一般市民隻相信教會就是信仰所在，於是也就隨之引起了親朋好友、包括唯一的哥哥與他的決裂，使他空前孤獨。
另一件事情是，這位大哲學家不幸與哥本哈根一家誰也惹不起的攻陷性小報發生了摩擦。哲學家當然寸步不讓，小報則恨不得有這麼一個學者與他們糾纏，於是一片混戰。遺憾的是，一般市民隻相信小報起哄式的謠言和誹謗，於是反倒是他，成了市民們心目中的“第一流惡棍”。
我對著窗下黑黝黝的哥本哈根想，克爾愷郭爾具體遇到的對手是兩個，一是教會，二是小報，但最後真正成為對手的卻是廣大市民。市民們總也不會站在大師一邊，因此我要說，這座城市對自己的大師實在不公。
一八五五年十月二日身心疲憊的哲學大師散步時跌倒，下肢癱瘓，卻拒絕治療，拒絕探望，也拒絕領聖餐，十一月十一日去世。這樣的結束，實在讓人不敢回想。
十九世紀最耀眼的哲學星座，熄滅於哥本哈根這過於漫長的黑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