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凡訓蒙，須講究”到“文中子，及老莊”，講述的是中國古代重要的典籍以及閱讀、學習的順序，也體現出《三字經》所提倡的“循序漸進”的學習方法。
正文
凡訓蒙，須講究。
詳訓詁，明句讀。
注釋
蒙：蒙童，古時指剛入學的兒童。
訓詁：用一般人能理解的話來解釋詞義。
句讀：指語句中的停頓，短的停頓叫做“讀”，長的停頓叫做“句”。
凡是教育剛入學的兒童，一定要講究教育的方法。把每個字用一般人能理解的詞句講解清楚，使學童讀書時懂得原文的停頓。
心解
循序漸進
這四句話說的是兒童在啟蒙階段的學習內容和步驟。啟蒙教育對人的一生非常重要。孔子曰：“少成若成天性，習慣如自然。”意思是說：一個人小時候養成的習慣是非常穩固的，終生都會起作用的，因此《三字經》認為“訓蒙”“須講究”，而這一階段孩子學習的主要內容就是：訓詁和句讀。
古代的兒童入學後，首先接受的是識字教育。識字的主要教材就是“三百千”，即《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我們經常在電視劇中可以看到，古時的兒童搖頭晃腦地跟著夫子讀《三字經》，反映的就是這一階段的情況。當兒童“能識兩千字”時，老師就開始“講書”了。“講書”就包括訓詁和句讀兩部分。所謂“訓詁”，就是解釋詞義的方法，也叫“訓故”“故訓”“古訓”“解故”“解詁”，用通俗的語言解釋詞義叫“訓”；用當代的話解釋古代的語言叫“詁”。“訓詁”連用的說法，最早見於春秋時期魯國人毛亨注釋《詩經》的書，書名叫《詩故訓傳》。後來才將這門學問稱為“訓詁”。我國的漢字，是一種形體文字，每個字都包含形、音、義三部分，研究這三部分的學問分別叫做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訓詁有狹義和廣義兩種概念。廣義的訓詁學包括音韻學和文字學，狹義的訓詁學隻是小學（學習的初級階段）中與音韻、文字相對的學科。訓詁學書籍有兩種，一種專為注疏某一本重要的書，逐字解釋全書的意義，如《論語注疏》《毛詩注疏》《韓非子集解》等；另一種是單純解釋古代的詞彙，搜集古代詞彙，分類注釋，如《爾雅》《說文解字》《方言》等。訓詁學研究方法有：互訓，用同義詞互相解釋，如“老，考也”“考，老也”；聲訓，用聲音相似意義相同的字解釋，如“衣，依也”，說明這個“衣”在古書中是當做“依”的意思；形訓，用字形說明其來源和意義，如“小土為塵”，說明“塵”字的意思是“小土”；義訓，用當代的詞義解釋古詞的意義，如“明明、斤斤，察也”，是說“明明”“斤斤”的意思是“察”；反訓，古代有的詞和現代意義相反，需要用反義詞注釋，如“亂而敬，亂，治也”，說明這個“亂”字，在此處作“治”的意思；遞訓，用幾個詞連續解釋，如“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說明這個“庸”字用聲訓是從“用”字來的，但意思實際是“得”的意思。
所謂句讀，就是對句子進行標點斷句。古時稱文詞停頓的地方叫做句或讀。連稱句讀時，句是語意完整的一小段，讀是句中語意未完，語氣可停的更小的段落。古代中文在書寫上原本是沒有標點符號的設計，但是在閱讀時為求語氣的順暢和正確的傳達意思，仍有需要注意文句的起承轉合，讀書人便會在文章中自行加注記號，這就是句讀的由來。一般是以句號（。）作為一個句子的終結，相當於現代標點符號中的句號；句中語氣承轉停頓以讀號（，或、）表示，則相當於現代標點符號中的逗號和頓號。像這樣加注句讀的動作，被稱為“斷句”又被稱為“圈點”，如果再加上注解或注腳的動作，則被稱為“圈注”。正確的圈點除了可以明了句子和文章原意，也可顯現一個人基本的學識和涵養。如果不懂句讀，往往會造成誤讀、誤解原意。所以古代教育童蒙讀書，非常重視句讀能力的訓練。韓愈的名篇《師說》中說道：“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也道明了學習句讀的重要性。據說周總理在一次與國民黨的談判中，把國民黨一方駁得體無完膚，國民黨代表惱羞成怒，破口大罵，叫嚷與共產黨談判是“對牛彈琴”。周恩來同誌淡淡一笑，幽默地同樣以這四字作答，隻是停頓有所不同。他說：“對，牛彈琴。”周恩來總理正是利用標點非常機智地回敬了對方。還有一個句讀救命的故事。清朝末年，一個書法家奉旨給慈禧太後題寫扇麵，寫的內容是王之渙的《出塞》：“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由於一時的疏忽和緊張，竟將“間”字漏掉了，慈禧一看，大怒，竟把這個書法家問成死罪。此人急中生智，忙解釋說：老佛爺息怒，這並不是王之渙的原詩，是用他詩的原意填的詞，並當場標點斷句，吟誦道：“黃河遠上，白雲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慈禧一聽，無言以對，那位書法家也撿回了自己的性命。從這個故事中，我們也足以認識到句讀的重要性了。
正文
為學者，必有初，
小學終，至四書。
注釋
為學：進行學習。
初：開頭，開端。
小學：初等教育。
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的合稱。
作為一個學者，求學的初期就要打好基礎，把小學階段的知識都掌握了，才可以讀“四書”。
心解
四 書
這四句是說學習的具體階段，隻有完成了小學的科目才可以讀“四書”。古時的小學和現在的小學有些不同。朱熹主張“古之教者，有小學，有大學”，他在總結前人教育經驗和自己教育實踐的基礎上，基於對人的心理特征有了初步認識，把一個人的教育分為“小學”和“大學”兩個階段，並分別提出了兩者不同的任務、內容和方法。凡年齡在八至十五歲，不分貴賤，隻要年齡和心理特征正常便入小學，十五歲以後便入大（tài）學。
朱熹認為小學教育的任務是培養“聖賢坯璞”，而且“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如果兒童時期沒有打好基礎，長大就會做出違背倫理綱常的事，那時再彌補，就極為困難了），因而，他認為小學教育對一個人的成長非常重要，必須抓緊、抓好。古時小學的學習內容主要是“六藝”和灑掃進退的規矩。“六藝”即禮、樂、射、禦、書、數，具體內容之前已經說過。日本將其變化為八道：茶道、藝道、花道、書道、劍道、棋道、柔道和空手道。朱熹認為：“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師、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必始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禦書數之際，使之敬恭，朝夕修其孝悌忠信而無違也……夫童蒙之學，始於衣服冠履，次及言語步趨，次及灑掃清潔，次及讀書寫文字及有雜細事宜，皆所當知。”可見在朱熹看來小學應以教事為主，主要內容是倫理規範的訓練和基本知識技能的學習。大學是更為係統的教育。大學教育是在“小學已成之功”基礎上的深化和發展，與小學教育重在“教事”不同，大學教育內容的重點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朱熹還對小學教育和大學教育的關係進行了精辟的論述：“小學之事，知之淺而行之小者也；大學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大學和小學教育是渾然一體、不可分割的。
經過了小學階段，就可以閱讀“四書”了。凡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四書”。它們分別出於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人物曾子、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稱為“四子書”（也稱“四子”），簡稱為“四書”。朱熹將《禮記》中《大學》、《中庸》兩篇拿出來單獨成書，和《論語》、《孟子》合為四書，並彙集在一起作為一套經書刊刻問世。對於“四書”的學習，朱熹認為“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並且強調“初學且須知緩急”。朱熹的意思是有了《大學》的提綱挈領，便能領會《論語》、《孟子》裏的精微之處：融貫了《論語》、《孟子》旨趣，也便能領會《中庸》裏的心法。和“四書”同樣普及的是朱熹的注，包括《大學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論語集注》十卷，《孟子集注》十四卷。
“四書”在我國思想史上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是我國傳統文化中的一顆明珠，閃耀古今。作為儒家學派的代表作，“四書”保存了儒家先哲的思想和智慧。這其中有許多優秀的思想精髓，是無數先賢實踐和思考的結晶，至今讀來，仍不失其深刻的教育意義和啟迪價值。梁啟超先生曾經說過：“《論語》為兩千年來國人思想之總源泉，《孟子》自宋以後勢力亦與相埒。此二書可謂國人內的外的生活之支配者。故吾希望學者熟讀成誦，即不能，亦須翻閱多次，務略舉其辭，或摘記其身心踐履之言以資修養。”多誦讀一些經典，不僅能讓我們懂得為人處事的道理，相信社會也能由此形成一種文化認同的新秩序。
正文
論語者，二十篇，
群弟子，記善言。
注釋
論語：書名，記載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是儒家的經典作品。
子：古代對男子的尊稱、美稱。
善言：具有教育意義的言論。
《論語》共計二十篇，是孔子的弟子們記載有關孔子及其弟子言論的一部書。
心解
《論語》
《論語》是我國儒家經典之一，成書於春秋戰國之際，是由孔子的弟子編輯而成的。它主要記載的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對我國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時期魯國人。孔子是春秋末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被後人尊稱為“萬世師表”。孔子幼年家境非常貧寒，卻極為聰明好學，二十歲時，學識就已經非常淵博，被當時人稱讚為“博學好禮”。孔子三十五歲時，因魯國內亂而奔齊，受到齊景公的讚賞，但因齊相晏嬰從中阻撓，未被重用。不久後返回魯國，繼續鑽研學問，培養弟子。孔子五十一歲時，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績，被升為小司空，不久又升為大司寇，攝相事，魯國大治。孔子五十四歲時，受季桓子委托，攝行相事。他為了提高國君的權威，提出“墮三都”、抑三桓（魯國的三家大夫）的主張，結果遭到三家大夫的反對，未能成功。後季桓氏迷戀歌舞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於是棄官離魯，帶領弟子周遊列國，另尋施展才能的機會，這一年他五十九歲。六十八歲時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他被迎回魯國，但仍是被敬而不用。之後，他不再求仕，一麵繼續整理文化典籍，修訂六經；一麵廣收弟子，開展教育事業。相傳教授弟子三千，其中身通六藝登堂入室者七十二人。孔子七十三歲時患病，不愈而卒。
《論語》書名的來曆就要追溯到我國古代人寫作的體例。古代書籍的寫作體例，大體分為“著作”“編述”“鈔（抄）纂”三大類。由鈔（抄）纂而成的書籍，古人稱為“論”。《論語》的“論”，就是排比資料、纂輯成編的意思，“語”者，語錄也，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語錄。《論語》共計二十篇，一萬兩千多字，其內容非常豐富，涉及哲學、政治、經濟、教育、文藝等諸多方麵；語言表達言簡意賅、含蓄雋永，是語錄體散文的典範。
《論語》集中體現了孔子的政治主張、倫理思想、道德觀念及教育原則等。到漢代時，有《魯論語》（20篇）、《齊論語》（22篇）、《古文論語》（21篇）三種版本流傳。東漢末年，鄭玄以《魯論語》為底本，參考《齊論語》和《古文論語》編校成一個新的本子，並加以注釋。鄭玄的注本流傳後，《齊論語》和《古文論語》便逐漸流失了。以後各代注釋《論語》的版本主要有：三國時魏國何晏《論語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論語義疏》，宋代邢晏《論語注疏》、朱熹《論語集注》，清代劉寶楠《論語正義》等。現代人對《論語》的注解則以著名語言學家楊伯峻先生的《論語譯注》為最好。這本書注重字音詞義、語法規律、修辭規律及名物製度、風俗習慣等考證，論證周詳、語言流暢，表述清晰準確，不但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更是普通讀者了解《論語》的一本入門參考書。
《論語》集中反映了孔子的政治思想的核心：禮和仁。“仁”，仁德。《論語》的“仁”，不是通俗意義上仁愛那樣簡單的意思，它蘊含了君子所有必須具備的道德品性和個人修養。仁是人們內心的道德情感和要求，禮是外在的表現，禮必須反映人們的仁德。孔子以禮來規定仁，依禮而行就是仁的根本要求，同仁說和禮說相聯係。在治國的方略上，他主張“為政以德”，認為用道德和禮教來治理國家是最高尚的治國之道，後人稱為“德治”或“禮治”。
《論語》中還有大量的篇幅是關於孔子的教育和學習主張。孔子主張“有教無類”，即受教育者不應分貴賤、賢愚，應該機會均等。這一思想打破了教育的等級界限，擴大了教育對象，使教育擴及於廣大平民，這在當時無疑具有重大的進步意義。在教育的基本方法方麵，孔子主張“因材施教”。對於教育的目的，孔子認為進行教育的目的除了用仁義禮淨化人們的靈魂，協調人們的社會行為之外，其更重要的目的在於培養具有仁義之心的“仕”“君子”，以為當時的社會服務，這就是他著名的“學而優則仕”思想。《論語》中關於學習的思想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值得今人借鑒。其一，學習的態度。孔子認為，追求學問的關鍵在於愛學、樂學，即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另外，腳踏實地、專心致誌、不恥下問的學習精神也是必不可少的。其二，學習的方法。孔子主張要“溫故而知新”，還特別強調學思結合，勇於實踐，並反對一知半解，淺嚐輒止。其三，學習的內容。孔子主張學習要博，要廣，不能偏頗、單一。其四，學習的目的。孔子明確學習必須有明確的目標，但重點在於“學以致用”。《論語》的教育思想對很多文化名人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毛澤東就很喜歡《論語》，曾經借用《論語》中“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來教育自己的子女。
近幾年國內逐漸興起了一種“國學熱”，人們開始重新審視我國的傳統文化，並學習其中的精華部分。《論語》就是大家學習的“熱門”。我們現在學習《論語》不僅是呆板地背誦，因為其中並沒有詳細的準則告訴我們該怎麼做，而多是一些具有啟發式的話語。在記憶之後，隨著年齡和閱曆的增長，碰到一件事，就會突然觸發了這一句話，從而給予我們很大的啟示和靈感，也就獲得了解決事情的方法。對於個人來說，這也就是《論語》的價值所在。
正文
孟子者，七篇止，
講道德，說仁義。
注釋
孟子：書名，記述戰國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言行的著作，是儒家的經典作品，據說是孟子本人親自編訂的。
《孟子》這部書，共計七篇，內容是有關品行修養、發揚道德仁義等優良德行的言論。
心解
《孟子》
相傳，《孟子》是戰國時期著名儒家學者孟子的著述。孟子（約公元前372—前289年），名軻，字子輿，戰國中期鄒國人，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孟子遠祖是魯國貴族孟孫氏，後家道衰微，孟母艱辛地將他撫養成人。孟母管束甚嚴，其“孟母三遷”“孟母斷織”等故事成為千古美談，是後世母教的典範。孟子也不負眾望，勤奮讀書，終成一代大家。孟子師承孔伋（孔子之孫，一說孟子師承孔伋的學生），繼承並發揚了孔子的思想，與孔子並稱為“孔孟”。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並不很高。自從韓愈在所著的《原道》中把孟子列為先秦儒家中唯一繼承孔子“道統”的人物開始，出現了一個孟子的“升格運動”，孟子其人其書的地位逐漸上升。到南宋孝宗時，朱熹又把《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為“四書”，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朝至順元年（公元1330年），孟子被加封為“亞聖公”，以後就稱為“亞聖”，地位僅次於孔子。明以後又成為科舉考試的內容，便是讀書人的必讀書目。
和孔子一樣，孟子也曾帶領學生遊曆魏、齊、宋、魯、滕、薛等國，並一度擔任過齊宣王的客卿。根據《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的記載，由於他的政治主張也與孔子一樣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鄉聚徒講學，與學生萬章等人著書立說，“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集中反映了孟子的思想，其主要內容是：“講道德，說仁義”。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提出了“仁政”的政治主張。仁政的具體內容很廣泛，包括經濟、政治、教育以及統一天下的途徑等，其中貫穿著他的民本思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十分重視民心的向背，通過大量曆史事例反複闡述這是關乎得天下與失天下的關鍵問題。孟子一方麵嚴格區分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階級地位，認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並且模仿周製擬定了一套從天子到庶人的等級製度；另一方麵，又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比作父母與子女的關係，主張統治者應該像父母一樣關心人民的疾苦，人民應該像對待父母一樣去親近、服侍統治者。
孟子把倫理和政治緊密結合起來，強調道德修養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後來《大學》裏提出的“修齊治平”就是根據孟子的這種思想發展而來的。孟子把道德規範概括為四種，即仁、義、禮、智。同時把人倫關係概括為五種，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認為，仁、義、禮、智四者之中，仁、義最為重要。仁、義的基礎是孝、悌，而孝、悌是處理父子和兄弟血緣關係的基本道德規範。為了說明這些道德規範的起源，孟子提出了性善論的主張。他認為道德品質是人性中固有的東西：“仁、義、禮、智，非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孟子肯定人性善的一麵，並認為循此一途，發而外用，普通人也能成聖成賢，從這個意義上說，“人皆可成堯舜”。在此基礎上，孟子提出了自己的道德教育學說。在孟子看來，道德教育對個人而言也是至關重要的：一是使人能夠保存天賦的善性或者使失掉的善性得到複歸；二是能夠擴充或發展先天具有的善端；三是可以幫助人們知性知天。此外，重視道德意誌的鍛煉也是孟子德育思想的鮮明特點。孟子認為，一個人要成就大器，必須經過嚴格的鍛煉，即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和《論語》一樣，均為以記言為主的語錄體散文，但與《論語》簡約、含蓄的語言風格不同，《孟子》多善鴻篇大論，氣勢磅礴，發言淩厲雄辯，思維機智縝密，無論文采和思想，都對後世產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響。
正文
作中庸，子思筆，
中不偏，庸不易。
注釋
中庸：書名，原是《禮記》中的一篇，後來抽出來與《論語》等合稱為“四書”。
子思：孔子的孫子，據說孟子是他的弟子。
中：中正、中和、不偏不倚。
庸：經常、常道，永不變化的意思。這裏是說中庸是儒家的道德修養和處世的基本原則和方法。
子思作了《中庸》一書，處理事情不偏不倚、恰到好處，是永恒的德行。
心解
《中庸》
《中庸》原來也是《禮記》中一篇，全篇約三千五百字，在南宋前從未單獨刊印。一般認為它出於孔子的孫子子思（公元前483—前402年）之手，《史記·孔子世家》有“子思作《中庸》”的記載。到了南宋，朱熹把《中庸》從《禮記》中抽出來，與《論語》、《孟子》、《大學》並列，到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時，便成了“四書”之一。根據學者的考證，現存的《中庸》，已經經過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寫定於秦統一全國後不久。
子思，名孔伋，子思是他的字，是孔子的嫡孫，春秋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子思受教於孔子的弟子曾子，孔子的思想學說由曾子傳子思，子思的門人再傳孟子。後人把子思、孟子並稱為思孟學派，因而子思上承孔子中庸之學，下開孟子心性之論，並由此對宋代理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因此，北宋徽宗年間，子思被追封為“沂水侯”；元朝文宗至順元年（公元1330年），又被追封為“述聖公”，後人由此而尊他為“述聖”。
《中庸》是儒家闡述“中庸之道”，並提出人性修養的教育理論著作。鄭玄的《中庸》注本這樣解釋“中庸”：“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也。”中庸之道的主要內容並非現代人所普遍理解的中立、平庸，而是不虧不盈，不急不緩，不驕不餒，不過不及的追求，隻有找到了人生大智慧與為人做事較為完美的平衡點，才會達到可進可退、伸縮自如的人生境地。中庸之道的主旨就在於修養人性，從而具備理想的人格，達到至善、至仁、至誠、至道、至德、至聖、合外內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創“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
中庸之道的具體內容主要包括五達道、三達德、九經等。
五達道主要是運用中庸之道調節五種人際關係。這五種基本人際關係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以及朋友的交往，這五種人際關係就是天下通行的人際關係。
人們調節人際關係就需要具備三達德。三達德，就是智、仁、勇這三種天下通行的品德。
九經就是中庸之道用來治理天下國家以達到太平和合的九項具體工作。這九項工作是：修養自身，尊重賢人，愛護親族，敬重大臣，體恤眾臣，愛護百姓，勸勉各種工匠，優待遠方來的客人，安撫諸侯。修養自身，就能夠達到美好的人格；尊重賢人，就不至於迷惑；愛護親族，叔伯兄弟之間就不會有怨恨；敬重大臣，治理政事就不至於糊塗；體恤群臣，士就會盡力予以報答；愛護老百姓，老百姓就會受到勉勵；勸勉各種工匠，財貨就能充足；優待遠方來的客人，四方就會歸順；安撫諸侯，天下就會敬服。要做好這九項工作，就必須用至誠、至仁、至善的愛心去充分體現中庸的美好人格。
中庸之道還要求自我修養要遵循慎獨自修、忠恕寬容、至誠盡性者三條原則。
中庸所追求的修養的最高境界是至誠或稱至德。子思說：“誠者，天下之道也”“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這講述的是以誠為本的重要性，由秉性真誠而明悟了天理，這叫做天性；由明白天理而內心真誠，這叫做教化。真誠就會明白天理，明白天理就會真誠。
中庸思想在西方的共鳴者就是希臘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亞裏士多德。他認為世界上最美的德行是mesotes，中文的翻譯就是“中庸”。他說：“在情感和行為中的過度與不及都是要遭受失敗的，而中道則受到稱讚，獲得成功。被稱讚和成功都屬於德性。所以德性乃是一種中道，因為它旨在達到中間。行惡是多方的，相反，行善則隻是單向的，這就是作惡日益，為善困難的原因：因為射不中目標很容易，而擊中目標則很難。由於這個道理，過度和不及屬於惡，中道屬於善。”
這樣的一種思維方式使中華民族形成了一種穩健端實、不卑不亢的民族性格，對我們幾千年的文明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正文
作大學，乃曾子，
自修齊，至平治。
注釋
大學：書名，原是《禮記》中的一篇，後來抽出來與《論語》等合稱為“四書”。
曾子：名參，孔子的弟子。
修：修身，自身的修養。
齊：齊家，整頓家族。
平：平天下，安定天下。
治：治理國家。
曾子作了《大學》一書，他提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主張。
心解
《大學》
《大學》原本是《禮記》的第四十二篇，在南宋前從未單獨刊印。傳為孔子弟子曾子所作。自唐代韓愈、李翱維護道統而推崇《大學》與《中庸》，至北宋二程（北宋理學家程顥、程頤）百般褒獎宣揚，甚至稱“《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再到南宋朱熹繼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學》從《禮記》中抽出來，與《論語》、《孟子》、《中庸》並列，到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時，便成了《四書》之一，而且將它列為“四書”之首。
曾子（公元前505—前436年），姓曾，名參，字子輿，春秋末年魯國南武城（今山東平邑縣，一說山東嘉祥縣）人。十六歲拜孔子為師，他勤奮好學，頗得孔子真傳，也是孔子最為得意的弟子之一。他積極推行儒家主張，傳播儒家思想。子思師從曾子，又傳授給孟子。因此，曾子上承孔子之道，下啟思孟學派，對孔子的儒家學派思想既有繼承，又有發展和建樹。他著述有《大學》、《孝經》（有人認為《孝經》是孔子的作品）等儒家經典，與孔子、孟子、顏子（顏回）、子思並肩共稱為五大聖人，後世儒家尊他為“宗聖”。當代的曾姓後裔均把曾子作為自己的開派祖先。他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觀，省身、慎獨的修養觀，以孝為本、孝道為先的孝道觀影響中國兩千多年，至今仍具有極其寶貴的社會意義和實用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