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案子到現在算是停滯不前了，每個跟這個案子有關的犯罪嫌疑人似乎都沒有決定性的證據或者都有一套理由自圓其說。 最倒黴的是鑒識組在案發現場竟然沒有找到一點點有用的指紋。
在這段時間裏我幾乎每天都沒有合過眼，平均一天也就休息個三個小時吧。我開始懷念那無所事事的工作日子，這也是真累啊。每天早上都會覺得有點破案的曙光可是一到警局核實證據的時候都會失望而歸。
這個案子發生後的第五天，我又起了個大早。我的身體已經如同機器一般僵硬十足。而伴隨著僵硬的還有疼痛，我已經沒有力氣洗臉刷牙了。我癱坐在沙發上，下意識的打開電視。很巧那是正好播放的是早間新聞，我半看不看的在那裏發呆。
“2018年9月22日，星期六，在中秋節前夕，我市發生了一起惡劣的事件。一名名叫徐靜靜的女子死在了出租屋內，具體細節尚未知曉。公安局正在偵破中。”
這就是當時那個報道的前言，我聽到後身體的疲倦全無，開始仔細聽了起來，也許媒體會給我們帶來點破案的靈感呢。
主持人邀請了一位著名的專家據說是犯罪心理學教授，具體的名字我早一記不清了。因為這跟案子沒有太大的關係。接下來是他的分析結果。
“在我看來，公安局也許都已經掌握了凶手，隻是不敢把她公之於眾，據我了解死者是個性工作者，而凶手就是她的老板，而她最近就要接受組織賣淫的審判，而凶手動用自己的關係讓刑事組對他取消了起訴，反正都要判刑。我沒有任何陰謀論，我隻是覺得這個麼簡單但案子發生一周了竟然還還沒有破案。”
我聽到這裏我瞬間火冒三丈，如果那個電視不是我花錢買的我一定會砸了它。這完全是無中生有，血口噴人，一個教授沒有上過一次的案發現場就可以說出這麼主觀的話嗎？我又在網上找了幾篇報道，他都是這麼回答的。我馬山截了圖，穿上衣服去上班了。
再去的路上我越想越氣，我便跟劉小彧打了個電話。他剛一接通我就聽到電話那頭吵鬧的聲音，我問他怎麼了他始終都沒有聽到。也許是我的信號不好我隻能這麼想了。
在距離警局不到100米的地方出租車突然停了下來，師傅告訴我前麵好像堵車了。我當時還很納悶這個點不應該啊，可是我抬頭一看。就在前麵密密麻麻停著大大小小的車子，如果再仔細看的話可以看見有人裏三層外三層的站著。可能又是倒黴的交通事故，交通組的同事沒有來嗎。我納悶的走向人群，外麵的一層無疑是看熱鬧的人群，就是附近剛剛鍛煉完的大爺大媽們，我撥開人群之間裏麵有幾家媒體人士在那利用麥克風一直喊道：“群眾需要真相，群眾有知情權！”
在我眼裏麥克風就好像清末時期的抵抗外國人的長槍一樣，既是有識之士不甘墮落的手段也是愚昧者在反抗時不知進步的武器。在長槍的那頭正是我的同事劉小彧，他一邊說著我們也不知道一邊解釋他們問的問題。可是那幫記者可不管這些一直在那裏質問，愚昧的質問。突然在人群中不知是誰在那裏喊道要抓住那個死者的上司他就是凶手。這一喊不要緊，其餘的人也跟著喊了起來。“抓住凶手，抓住凶手。”就這麼喊著。我知道自己不能這麼盲目的參與進去，我慶幸自己我沒有穿警服上班，我溜著邊蹭一下擠一下的終於進來了。我不知最後他們是怎麼走的，也許他們也喊累了需要回家吃飯了吧。現實就是這樣，他們不知真相就敢在這裏撒歡打潑可是累了之後我們又不能懲罰他們，而他們也馬上拋在腦後去完成自己無聊的人生了。
我進辦公室第一件事就是被通知8點要開一個局長主持的會議，我一猜就知道肯定跟這個案子有很大關係。也許我早就猜到那時的結局可是誰也不敢相信，真相也有可能被逼著掩蓋掉了。
我們的局長叫雷“**”，出生在1966年正是“**”開始的時候，他長著不高，胖胖的，臉上很是慈祥，他的為人也沒有辜負他的那張臉，對待下屬也很友好。他還姓雷，我一見他我就想到福爾摩斯裏那個矮矮的蘇格蘭場警察雷斯垂德，可他比雷斯垂德好的一點就是他可不是蹩腳警察。
當我走進會議室的時候我感覺到的氛圍我好像似曾相識，沒錯就是隊長開會的那次。我感覺到了比上次還要濃烈的緊張感，我這次可不敢坐離局長太近的位置，況且我的職位也不允許我坐在那裏。我找了一個最靠邊的位置，心想這次的會議我可不要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