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講古本和通行本的故事
聽過我在中央電視台《 百家講壇 》演講、看過我的《 劉心武揭秘〈 紅樓夢 〉 》上卷的人士，會注意到我在表述自己的觀點時，一再提到“古本《 紅樓夢 》”，以提醒觀眾，我的研究，用的是“古本”而不是“通行本”。不斷有人通過各種方式，直接、間接地向我提出這樣的問題：
——什麼是古本《 紅樓夢 》？為什麼應該讀古本《 紅樓夢 》？
——什麼是“通行本”《 紅樓夢 》？為什麼說“通行本”有問題？
——既然應該讀古本《 紅樓夢 》，那麼你能推薦一種好的版本嗎？
這幾個問題問得好。我在下麵將詳細回答這三個問題。
《 紅樓夢 》究竟是誰寫的？經過紅學一百多年的發展，現在大多數人形成了共識：是曹雪芹寫的。遺憾的是，直到現在，我們也沒能找到他遺留下的親筆手稿。曹雪芹去世前，他的書稿沒有公開出版過，而隻是以手抄的形式，從一本變成兩本或更多本，在小範圍內流傳。這些手抄本，筆跡當然就已經不是他自己的了。最初，可能是跟他關係最密切的親友來抄寫，後來，輾轉傳抄，就更鬧不清抄書的人是誰了。早期抄書的人，應該是出於對書稿的喜愛，從別人那裏借到一部，讀完覺得真好，就想，還書以前，自己為什麼不留下一部來呢？於是耐心抄一遍。但到曹雪芹去世以後，這書的傳播，就像一滴墨水落到宣紙上，逐漸浸潤開來，流傳的範圍越來越大。這時候就開始有出於商業目的而傳抄的人士了，他們可能采取了這樣的辦法：一個人拿著一個底本（ 比他們抄得早的一個流傳本 ）念，其餘幾個人邊聽邊寫，這樣傳抄，生產量就變大了。抄那麼多部幹什麼？拿到廟會上去賣。據說挺值錢的，一部書能賣出好幾十兩銀子呢！到了曹雪芹已經去世差不多二十八年左右的時候，才出現了一種活字印刷的版本，印書的老板叫程偉元。這人在中國的出版史上應該大書一筆，正因為他把所得到的《 紅樓夢 》手抄本變成了活字擺印本，才使得曹雪芹的這部書能夠更廣泛地流傳。印刷本產量大，而成本大大降低，賣起來便宜，買去看的人當然就更多了。
所謂古本《 紅樓夢 》，古不古，分界線就是程偉元活字擺印本的出現，那以前以手抄形式出現的，都可以算是古本《 紅樓夢 》。程偉元通過活字擺印，大量印刷、廉價發行的《 紅樓夢 》，就是“通行本”的發端。當然，因為那也已經是二百多年前的一個版本了，並且處在一個分界點上，所以，討論《 紅樓夢 》版本問題時，有時也把程偉元的印本，特別是他第一次印刷的那個版本（ 紅學界稱作“程甲本” ），也算到“古本”的範疇，而那以後，特別是道光、鹹豐年間開始盛行的《 金玉緣 》本，就都不能算古本了。
按說，程偉元把手抄的古本《 紅樓夢 》變成了印刷的通行本，不是做了件大好事嗎？怎麼你現在總說通行本有問題呢？
有一個情況，是我要向讀者特別強調的，那就是：根據周汝昌等紅學家的研究，曹雪芹是把整部書大體寫完了的，八十回以後，很可能還寫出了二十八回，一共一百零八回，整個故事是完整的，把他的總體構思都比較充分地體現出來了，隻是還缺一些部件，比如第七十五回裏的中秋詩該補還沒補；也有一些毛刺沒有剔盡，比如究竟把王熙鳳這個角色設計成有兩個女兒（ 大姐兒和巧姐兒 ），還是一個女兒（ 大姐兒就是巧姐兒 ）？看得出最後他的決定是隻有一個女兒巧姐兒，但他還沒有來得及統稿，沒把前後各回的文字完全劃一，留下了一些諸如此類的痕跡。於是，程偉元的問題就出來了。他主持印刷出版《 紅樓夢 》的時候，前八十回，大體是曹雪芹的古本《 紅樓夢 》，但曹雪芹的古本《 紅樓夢 》八十回後的內容，在他印刷出版的書裏，完全沒有了蹤影，卻又出現了後四十回的內容。據他自己說，八十回後的內容，是從挑著擔子敲著小鼓的商販的擔子上，陸續找到補齊的。但後來的紅學家們經過考證，形成了共識：程偉元是請到了一個叫高鶚的讀書人，來續出八十回以後的內容的。高鶚這個人和曹雪芹一點兒關係都沒有，不認識，沒來往，年齡小很多。他替程偉元把書續出來、形成通行本那陣兒，在科舉上還沒有發達，“閑且憊矣”，但他是一個科舉迷、官迷，後來也果然中舉，當了官。他的思想境界、美學趣味，跟曹雪芹之間不僅是個差距問題，應該說，在許多根本點上，是相反的。所以，我現在要再次跟大家強調：高鶚當然可以續書，他續得好不好是另外一個問題，但他絕不是跟曹雪芹合作寫書的人，把他續的後四十回和曹雪芹寫的八十回捆綁在一起出版，是不合理的。
程偉元和高鶚合作出版一百二十回通行本《 紅樓夢 》的時候，曹雪芹去世已經快三十年了。那個時代小說這種東西，當作“閑書”讀還可以，當作正經文章去寫，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即使寫了，也很少願意公開署名，甚至明明寫了，別人問到，還會難為情，羞於承認。所以，就是高鶚續寫後四十回這件事，也並不是程偉元和高鶚自己宣布的，而是後來的紅學家們考證出來的。那個時代對小說這種“稗官野史”的著作權根本是不重視的，程偉元印書賣書，他顯然隻遵循三個原則：第一，有人愛看，愛買，能賺錢；第二，書的內容顯得完整，特別是講故事的書，必須有頭有尾；第三，安全，別惹事。根據這三個原則，他選擇了已經在社會上流傳了二三十年的手抄本《 紅樓夢 》來印刷推廣，又找到高鶚來寫八十回以後的故事，形成了這麼一個一百二十回的通行本。高鶚的續書除了將故事寫完整，使全書有頭有尾外，對程偉元來說，最大的好處是避免了大悲劇的結局，到最後把悲劇轉變為喜劇，這樣就比較安全，不至於墜進當時相當嚴密的“文字獄”羅網裏。他們在合作中，為了讓前八十回將就後四十回，還對前八十回進行了大量的刪改。上麵提到的“程甲本”，是程偉元頭一次的活字擺印本，對前八十回的文字改動得還少一些，第二年因為書賣得好，再加印，加印前又改了一次，那就更傷筋動骨了，許多地方的改動已經不是為了“前後一致”的技術性考慮，而是為了削弱前八十回的批判鋒芒的政治性考慮。為了他們的“安全”，當然也就顧不得原作者的什麼思想境界和審美追求了。這個第二次印刷的本子，後來被稱作“程乙本”。這個“程乙本”從那以後一直到二十幾年前，以各種形式在社會上廣為流傳，一般人對《 紅樓夢 》的印象，也就是對這個通行本的印象。因此，從程偉元開端的一百二十回《 紅樓夢 》通行本，就可以說亦功亦罪，功在於不管怎麼說，將曹雪芹的前八十回流布開了；過呢，則在於使後來的許多讀者簡直不知道那後四十回根本與曹雪芹無關，而且還大大違背了曹雪芹的原筆原意！
那麼，一定有人要問了：程偉元當年用來進行編輯、擺印的那部手抄本，究竟是一部隻有大約八十回的古本呢，還是有八十回以後內容的古本呢？他究竟是真因為拿到手的隻有大約八十回，覺得不完整，印出來不好賣，才找高鶚合作（ 有人認為後四十回續書其實是他跟高鶚一起策劃、編寫的，如果高鶚有署名權，他也該有 ）弄出一百二十回本子的呢，還是他得到的根本就是有八十回後內容的古本，由於政治性的考慮，才舍棄了八十回後的內容，另張羅出了不會惹事的後四十回來呢？這個問題很難求證。在周汝昌先生與兄長周祜昌、女兒周倫玲聯合校訂的《 石頭記會真 》第十卷中，收有一篇周汝昌先生的長文《〈 紅樓夢 〉全璧的背後 》，通過詳細論證，提出了他的獨特見解，概括來說，一百二十回印本的推行是一個政治陰謀，是乾隆朝負責文化管製的權臣和珅親自過問、安排的，是考慮到這本書既然已經在社會上流傳，加以嚴禁已很困難，莫若將具有反叛性的前八十回加以改動，然後用“回歸正統”的後四十回將其性質改變，這樣再在社會上流傳，就對統治者無大礙了。周先生的這個判斷，值得參考。
說了這麼多，我的意思無非是強調兩點：
—— 一百二十回的通行本《 紅樓夢 》不是曹雪芹的《 紅樓夢 》；
—— 讀曹雪芹的《 紅樓夢 》要讀古本《 紅樓夢 》。
那麼，現在我們還能看到的古本《 紅樓夢 》，究竟有多少種呢？
大體而言，基本可信的古本《 紅樓夢 》，有下列數種：
一、甲戌本。這個本子的全名是《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甲戌年指的是乾隆十九年（ 公曆一七五四年 ），那一年曹雪芹還在世。這個本子正文裏有“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的句子。後來這個本子在社會上輾轉流傳，到晚清時候被一個叫劉詮福的官僚收藏。他很看重這個本子，但後來世事滄桑，他的藏書在舊書店出現，上世紀初被胡適買到，但那已經是個殘缺的本子了，一共隻有十六回（ 不是從第一回到第十六回，而是隻存一至八、十二至十六、二十五至二十八各回 ）。盡管胡適一度認為《 紅樓夢 》價值不高，但對這個殘本還是非常珍視的。周汝昌還是不知名的小青年的時候，在報紙上發表了關於曹雪芹生卒年的看法的文章，胡適雖然不同意他的觀點，但絲毫沒有以權威自居，不是嗤之以“外行”，而是平等地與周汝昌討論。後來周汝昌知道胡適手裏有一部別人都看不到的古本，鬥膽借看，沒想到胡適竟慨然借予，那就是甲戌本。周汝昌真是喜出望外，於是不但精讀，還跟哥哥周祜昌一起錄了一個副本。後來解放軍圍住北京，周汝昌就主動把書還到胡適家，胡適家裏人開門接過了書，沒幾天，胡適就被蔣介石派來的專機接到台灣去了。胡適上飛機的時候，隻帶了兩部書，其中一部就是這個甲戌本。
胡適在曆史的關鍵時刻沒有選擇留在大陸，而是去了台灣。到了上世紀五十年代，就從批判俞平伯的《 紅樓夢研究 》開始，逐步把政治批判的靶心引到胡適這個大目標上。那時候周汝昌已經出版了《 紅樓夢新證 》，從書名就可以看出來，他是在胡適的《 紅樓夢考證 》的基礎上發展出了自己的研究。有可靠的資料證明，胡適在境外看到《 新證 》後，非常讚賞，認為周汝昌算是自己的一個有成績的弟子。當時印出來的《 新證 》上，有對胡適大不敬的言辭，比如稱胡適為“妄人”，後來大陸報紙上又出現了周汝昌批判胡適、跟胡劃清界限的文章，有人告訴胡適，胡適並不在意，他說他知道那是不得已的，仍然對周汝昌的研紅寄予厚望。
又過了半個多世紀，有些年輕人不理解當時的社會政治情勢，翻出舊書舊文章，覺得周汝昌先生怎麼能那樣對待恩師胡適呢？這就說明，即使是近幾十年的事情，如果不“揭秘”，人們也會被表象所蒙蔽。好在當年負責《 新證 》出版的編輯文懷沙先生在我寫這段文字時還健在，他在二○○六年已經九十六歲高齡了，竟還能坐越洋飛機到美國訪問，我有幸在紐約跟他晤麵，他對我細說端詳：原來，《 新證 》的書稿是寄給一家出版社被退稿後，輾轉到了他手裏的，他拿到看了後覺得非常值得出版，但那時候胡適是個政治上有問題的人物，書稿裏卻多次正麵或中性地提到胡適，怎麼辦呢？他也來不及跟周汝昌商量，為出書不犯“政治錯誤”計，就大筆一揮，將“胡適先生”改為了“妄人胡適”。說到這兒他頑童般嗬嗬大笑，其實他選擇“妄人”還是有他的心機的，因為在當時的政治罪名裏，其實並沒有“妄人”這樣一個符碼，他故意不改成“反動分子”、“反動文人”等字樣，而以一個貌似大不恭其實玩笑般的“妄人”，來替周汝昌逃避“美化胡適”的指責。現在的年輕人看到這裏，該多些對曆史情勢複雜詭譎的認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