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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梁真都記得自己第一次連帶著家鄉向別人介紹的場景。那時候的梁真也如現在的高雲霄一般大，跟著談生意的父親去了北京。天安門他們是一起去的，很快也有背著相機的問他們要不要拍照。
七歲的梁真已經很有個性了，他看不上這種千篇一律pose的風景人物照。但那照片是現場就能洗出的，小梁真想盡快地擁有能摸得到的和父親的合照，也就聽攝影師指揮豎起大拇指或者比剪刀手。後來拿照片的時候拍照片的人客套地問了句梁真哪兒人，梁真就說他和父親是蘭州來的。
“蘭州啊，”那人說話的語氣梁真都記得，“蘭州拉麵那個蘭州啊。”
聽到這句話的時候梁真其實是想反駁的，想說不是蘭州拉麵的蘭州，是蘭州牛肉麵，是有黃河有中山橋有白塔山的蘭州，這些個地道的符號和象征梁真能說上三天三夜，可梁真總不能每個人都三天三夜地說過去。在宋冬野的那首《董小姐》沒火之前，多少人提到蘭州，關於這個城市的印象和標簽都是並不正宗的拉麵。
而等梁真真的走出蘭州了，他遇到了來自全國各地五湖四海而來的人，他也發現這種困擾屬於每一個城市。比起河南偷不完的井蓋，山西挖不完的煤，莆田比正品還真的aj和ugg，以及溫州的江南皮革廠……蘭州拉麵不貶不褒，至少不會引發地圖炮地域黑。
但並不是所有城市都足夠幸運，比如溫州隔壁的溫嶺，不管溫嶺本地人對這座城市感情多深厚，城市之外的人提起這個名字，絞盡腦汁地想過一遍後也可能隻是說——
誒？你來自的那個溫嶺，是那個醫鬧鬧到國務院總理出重要批示的溫嶺嘛？
這樣的刻板印象同樣存在於白銀，當人們提及白銀，首先想到的肯定不是它豐富的礦藏，而是一起曾二十多年懸而未破的連環凶殺案，當真相終於水落石出，被輿論推上風口浪尖的自然是那個高姓的凶手。
“當時很多報道說那個連環殺人犯是惡魔，”高雲霄道，“然後我也聽到老伯在那裏說…說都是姓高，可能還有關係，說……”
高雲霄說不下去了，盡管審訊室外的老伯再三表示自己就算說過也是無心的，但他在茶餘飯後的閑話確實深深刺痛了這個從小離家的少年早熟而敏感的心。
“你說你……”趙寶剛是在場唯一和老伯年紀差不多的，有些話也隻有他說合適，“你要是二三十年前去外地，跟別人說你哪來的，別人哦一聲，說就是做新娘鞋的那個溫州，你心裏好受？你們那個村也都差不多一個姓，要是其中一個出了什麼事，別人罵他的時候也沾親帶故的說你幾句，你好受？”
“但我真沒扇……”老伯想反駁，但臉慢慢就漲得通紅，在其他人的注視下他甩了甩腦袋，還是改口了，“我就是一手掌下去了，我也沒料到就碰到他臉上了啊。”
“你真打我弟弟了？”一直沉默的高雲歌也說話了，很衝動地走上前，但被另一個民警攔下了，是希望他冷靜。
“二十年前我爸媽來溫州打工就租在你這兒，我弟弟也是從小在這兒生活，”高雲歌抖著嗓子，“老伯你怎麼下得了手。”
“那是他拉繩子在先！”老伯大著嗓門，“他不拉繩子，我能氣到打他——”
“別吵了！”
邵明音站在審訊室那扇大窗戶的正對麵，說那三個字的時候他的目光也沒從梁真和高雲霄身上挪開，有同事覺得事態差不多明了了，正準備去把門打開把人都叫出來，邵明音卻製止了他。
“再等等，”邵明音看著審訊室裏的那個人，“再等等，他們還沒聊完。”
梁真和高雲霄確實沒聊完，打開話匣子的高雲霄和梁真說了他父母為什麼會來溫州打工，又怎麼因為工傷而失去勞動能力的。他父母那一輩還沒趕上整頓，父親在沒有勞工協議的小廠裏被注塑機壓斷了手臂，母親又因為常年和車間裏的膠水打交道而得了血液病。二十年前的他們普通的像每一個來溫州打工的外地人，背井離鄉以健康為代價的出賣勞動力，二十年後當溫州煥然一新，多少個“他們”又在這二十年裏，像那些被整頓的小作坊一樣，被淘汰和遺忘。
“現在家裏就我哥在掙錢，他真的很辛苦，”高雲霄不掉眼淚了，是強忍著憋住，“所以我真聽不得別人這麼說我哥，我也受不了他那麼說白銀，好像我是白銀人，我就低人一等似的，我……”
高雲霄突然一停頓，是想到了別的經曆：“我每次去上學都自己坐公交車，有一回上來一個本地人，和司機用普通話聊著聊著，突然就說為什麼不說溫州話，我知道他們是在開玩笑，但當那個本地人說‘都是溫州人為什麼要說普通話’，當他們開始說溫州話，我聽著，我就知道我這輩子都融不進這個城市了。”
當高雲霄終於將自己心底的想法和盤托出，那一刻梁真多少也能理解高雲歌對宋洲的冷漠——他和他的弟弟一樣對城市沒有歸屬感，他對這個城市的人又該如何放下戒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