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後記
從天上到人間
李鳴生
作為一名軍人，沒有上過戰場，如同一個船員，沒有下過大海。即便有天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我想也不會輪到我了。要說遺憾，恐怕這得算一件。但汶川大地震偏偏爆發了於是我很想去，就像個戰士渴望撲向戰場。故鄉遭難，不去看看，良心上過不去一事情，就這麼簡單。
去災區一看，初衷變了。汶川大地震的死亡人數盡管不及唐山大地震的一半，但“震波”卻至少是唐山大地震的100倍！中國的事情，一夜間動靜鬧得這麼大，除了汶川大地震，還有什麼，震驚世界不說，單說中國，5000年的曆史上有哪朝哪代的龍旗為百姓下降垂落？有哪朝哪代的帝王為百姓低頭鞠躬但公元2008年5月19日，共和國的國旗為百姓下降垂落，共和國的領導者集體站在中南海，為百姓低頭鞠躬，默哀3分鍾！我說過，短短3分鍾，足以勝過3000年！僅這3分鍾，便令世界刮目相看，讓我血液沸騰，為什麼？這是對死亡的尊重、對生命的尊重、對百姓的尊重——中國的百姓什麼時候受到過如此高貴的禮遇啊！而尊重死亡，便是尊重高貴的生命；尊重高貴的生命，便是尊重高貴的國民善待生命，善待國民，正是一個國家高貴的國格所在此外，一場大地震，居然震出那麼多的愛那麼多的善，那麼多的美那麼多的真，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與傳統美德如同汶川大地震本身，同樣震撼了世界震撼了我的心靈。我不僅看到了人性的複雜，也看到了人心的單純，不僅看到了大難與大悲，也看到大愛與大美？不僅看到了絕望與死亡，也看到了希望與新生！作為一個寫作者，在故鄉的廢墟上、屍體的氣息中、死亡的陰影裏，親曆了人類曆史上如此驚天動地的一場大劫難，不用文字留下點什麼，說得過去嗎？於是震驚變成了責任，悲痛變成了良心。我決定寫點什麼。
但汶川大地震事件之大，人物之多，內容之多，寫什麼呢？我過去的作品主要寫航天和高科技，麵對的常常是浩瀚宇宙，茫茫太空，千年曆史，未來時空，我筆下的人物幾乎都是大專家、大科學家，作品也總是在中外世界布局，天地之間馳騁。現在，要從天上到人間，從宇宙到廢墟；加之某種客觀原因，寫作時間滿打滿算隻能有四個月！這對我是個大難題。思來想去，我決定將本書聚焦在人心上，聚焦在大地震對人心的震撼與重創上——不管是受災人還是救災人。僅此，夠了。
接著的問題是，這樣的“大題材”怎麼寫？我想做一次小小的努力，於是便有了如下幾點很不成熟的想法：
第一，我想逃避概念寫作。誰都知道好作品是從生命的血液和生活的土地裏長出來的，而不是由概念生成的。但曆史每天都在生產概念，人類每天都在複製概念，我們早已進入一個複製概念的時代。某個概念一旦產出，立即便被複製，開始是幾個人，接著是一批人，隨後便是整個社會。當一個個的概念被廣泛複製再廣泛傳播後，自我便漸漸消失了。因此自“五四”後近一個世紀裏，中國大多數作家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進行著概念化的寫作。報告文學同樣如此。尤其所謂的“大題材”，更容易如此。我在七八十年代寫的東西全是概念化的產物，九十年代初或多或少也有。甚至時至今日，概念這個東西依然很難從我們腦海剔除。比如一寫汶川大地震，腦子裏很可能便裝上了“抗震救災”這個概念。因此如何逃避“大題材”概念化的寫作，我想在本書中做點探索。
第二，我想有點屬於個人的思想。優秀的作家首先是個思想家。思想的基點是對曆史客觀的審視與真誠的反省，思想的意義既屬於個人也屬於人類。我不是優秀的作家，但寫汶川大地震我想盡量堅守自己獨立的人格、獨立的立場、獨立的思想。在這個信息、傳媒高度發達的社會裏，留給報告文學的空間不多了。如果說記者留下的是新聞，作家留下的就是思想——哪怕這個思想尚不成熟。而報告文學能繼續存活的唯一理由，也是思想。因此麵對這場大劫難，我想用自己的腦袋想點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