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劉日知
南洋民諺“客人開埠、廣人旺埠、潮人占埠”，鮮明而又生動地反映了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演繹的海洋商業文明中，客家人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客商在中國海洋商業文明史上，具有無以替代、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隻要涉足客家文化，就會被客商巨賈的一舉一動所感動——客商早早拓殖海外，迅速接受自大航海時代以來的現代商業理念，成為了近代中國民族工商業的先驅。
研究者發現，近代粵商第一人就是梅州人張弼士。正是他，迅速從“紅頂商人”演變為民族經濟的先驅。他下南洋，辦實業，當外交官，又搞航運，回國開鐵路，最後，創立了百年不衰的“張裕葡萄酒”著名品牌，並身體力行地支持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民主主義革命。這一例證說明，客商在國內、在東南亞乃至全世界，均能縱橫捭闔，恣意馳騁，引領潮流，無愧於這樣一個在千年大遷徙中曆經磨煉、並在近代迅速崛起的移民族群，亦無愧於這幾百年間風雷激蕩、百舸爭流的人類發展最迅猛的偉大時代。
梅州，作為世界客都，崇文重教早已聲名遠播。梅州，作為客家人衍播海外的主要出發地，崇商重企也深有體現。最近幾年，我們在實施“文化梅州”的戰略過程中，深入開展客家研究，無論從個案出發，還是從整體而言，客家人的“崇高”並不亞於“崇文”。“崇文”與“崇商”兼備，也許是對客家文化的一種新認識。因此，在首屆世界客商大會召開之際，我們深感有責任主持出版一套係統研究世界客商文化的叢書。
出版《世界客商研究文叢》是一個複雜的係統工程。在短短的幾個月，我們組織有關專家、學者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精心的編纂，先行出版了《客商概論》、《客商人物》。書中選材既通俗易懂，又不乏學術品位，基本實現了我們出版的初衷。叢書通過對客商的業績、曆史，尤其是其形成發展的機製，加以認真全麵的梳理和研究，發掘提煉了近代以來客商所具有的商業文化精神，為推動客屬地區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抓住機遇，擴大開放，深化改革，實現經濟騰飛和社會發展，提供了精神支撐和強大動力。
這一叢書，對客商這一一經濟現象進行了理論上的概括與思想上的提升，以多維的視覺係統地研究了客商精神的基本要素。盡管理論上還有不盡人意之處，但足以啟迪後入少走彎路，更好地麵向未來，更快地邁向成功之巔。因為，理論的指向永遠是未來而不是過去。
這一叢書，上溯到近代乃至近古的客商人物，遍及了海內外，揭示了客家人不拘泥於傳統“仕農工商”的排位，深知“裕國通商”的道理，奮力於實業報國、實業興邦。這一來，無疑對弘揚客商精神更具有史詩般的意義。
改革開放已滿30個年頭，中國經濟正麵臨新的考驗，國際金融危機給我們帶來嚴峻挑戰。如何化危為機，信心百倍地迎接這一輪挑戰，對於具有後發優勢的客家屬地、客家人及客商而言，無疑是對其膽識、智慧與才幹的考驗。但願這套“客商叢書”在這曆史的重要時刻，即時發揮出它的激勵作用！
是為序。
曆史投影與未來構想
譚元亨
一
在廣東省委組織的一套關於改革開放30年我省文化建設的叢書中，客家人被認為同樣擁有海洋文化精神的觀點，視作這30年間思想解放、深入研究的一個重要成果，這也是對傳統文化下對客家文化認知的一個新的突破。毫無疑義，時至今日，這已經成為一個曆史共識。
海洋文化精神，概括起來，集中在兩點上。一是拓殖海外。客家人在南洋一直有“客人開埠”的盛譽，正是這一條的最好印證。而梅州，更是著名的僑鄉，數以百萬計的客家人，遍布了亞非、歐美。“凡是有鹹水的地方就有客家人”，無論這句話中，是苦澀還是欣慰，所說的卻是一個無可顛撲的事實。第二點，則是商業文明。西方，尤其是美國，講的是“以商立國”，且迅速成為海洋大國。而我們，自古以來，強調的卻是“以農立國”，連遊牧出身的大清王朝，入主中原後，也遵照曆來的傳統，皇帝每年都得做一次“秀”，親自下鄉，裝模作樣扶住犁耙耕田，以示對農耕之重視，禱告上蒼，這一年當風調雨順。所以，士農工商，商為末業，不僅不被重視，還多加限製，並讓人瞧不起。唯有東南沿海，遠離中央政權，2 000多年來頗受海上絲綢之路的濡染，“憂貧不憂道”，走的是“通商裕國”的路子。雖說沒敢稱“以商立國”，可當年重用改革家王安石的宋神宗卻說過，廣東過去是“籠海商得法”，方富可敵國。而宋代的商業之發達，則居當時世界之首。後來的曆史學家每每不勝浩歎，如果沒有崖門之役，宋代商業文明發生中斷，中國就有可能發生商業革命，比西方更早進入資本主義。
當然，曆史沒有如果。
如此，客家人的商業精神，是“與生俱來”的呢，還是後來到達東南沿海受有地域上的文化影響，才漸漸形成的？
說“與生俱來”，則是，正當整個國家的商業最為發達之際，客家人也正是這時脫穎而出的——目前一般的共識，是認為客家人形成於兩宋之際。所以，形成時，便帶有宋代的商業文明的曆史印記，商業精神自然也就是從誕生的那個年代帶來的，這不無道理。
說後來受新的移民地域文化影響，也論據充足。無論他們怎麼後來，又怎麼隻能住在山裏，所謂“無客不住山，無山不住客”，但新的地域環境，以中原視角來看，也仍是在東南沿海，在“海邊”——哪怕離真正的海岸還有幾百裏，當年，章太炎也是憑此認為客家人同屬海洋文明一族的。雖然以廣府人的視角來看，他們來自中原，來後照舊在“耕山”，而且儒家文化的色彩又那麼顯著，歸人海洋文明一族，多少還得打幾分折扣，雖然他們後來也漂洋過海，那也是生活所迫，並沒“開海”的自覺。所以，“後來的影響”，才是客家人擁有海洋文化精神的根本原因。
雖說提出客家人同樣擁有海洋文化精神的“始作俑者”是我，但對人們就此提出的這兩大爭議，一直未曾有過正麵的回應。藉此就這套“客商叢書”編纂之際，結合幾本書的相關內容，來個追根溯源，以回應上麵的問題。
一切曆史都是思想史，同樣，也是精神史。人們常說的“正名”，首先便是精神上、意識上的認可。對客家人的海洋文化精神的“正名”，更是如此。
怎麼“正名”，則是要“名副其實”。“實”又是什麼？那便是客家人的曆史事實。隻有這一曆史事實，方可證明客家人所擁有的海洋文化精神：這便叫“循名責實”。幾千年來，中國人的名實之辯，從來是回避不了的。
所以，若要正名，則須溯源。
怎麼“溯源”呢？
坦率說，早些年間，我在做十三行的研究時，並沒有把客家商人考慮在內。作為十三行行商的後裔，自是深受周圍環境的影響，認為這僅僅是廣府人與福建人（福佬）慘淡經營的事業。當然，十三行的曆史意義在於，在那樣一個大航海時代，中國行商所擁有的氣魄，所具有的曆史能量——不僅僅指財富，在世界上令人咋舌。盡管清廷允諾廣州“一口通商”，但仍製訂了中國商船大小尺寸的限製，讓中國商船造得很小，無法出洋“通夷”，可他們卻敢背著清朝政府，在歐美的大帆船買下了股份，成了不少“外船”最大的股東，爭取最大的利潤。他們不僅僅是海上貿易的商業巨子，而且同樣是國際金融業的巨子，他們買下美國等多國的國債，還投資橫貫美國東西的太平洋鐵路與其他大工程……十三行鼎盛之際，中國的GDP占有全世界的32.4%，近三分之一，比今天美國占世界的比例要大得多。“通商裕國”這一理念，正是與十三行同時發生的。隻是，我一直沒與客家聯係到一起。直到近年，我才在浩瀚的資料中發現，十三行商入，不僅僅有廣府人、福建人，也同樣有駱姓的客家人，甚至有當時的“官商”及滿族人。不過，我仍納悶，遠在粵東山區的客家人何以會出現在十三行商人的行列中呢？當年，在《客商》一書中，我曾這麼寫過：筆者正在做“十三行商人”的研究，曾富可敵國、名列當時世界首富的十三行商人，卻是在鴉片戰爭之後，立時敗滅，不是破產倒閉、便是流放充軍，但更重要的原因，則在於“五口通商”，以及上海、香港的開埠。無獨有偶，馳名全國的晉商、徽商，也幾乎同時走向了沒落，晉商的沒落，是因為威名赫赫的山西票號，無法與現代的商業銀行相抗衡，鹹豐七年，英商麥加利銀行設分行於上海，票號也罷，錢莊也罷，統統壽終正寢了。而徽商的衰亡，一說是緣起於陶澎在兩淮實行的“改綱為票”，令暴富的鹽商（徽商的主幹）紛紛破產；二說則因太平天國於徽州與清軍打拉鋸戰，兵荒馬亂，徽商自身難保。然而，被稱之為“紅頂商人”的胡雪岩，作為徽商最得意的人物，恰巧在亂世中如魚得水，聚財千萬，名滿天下，直至1883年才步入窮途，淪為欽犯，抄沒家產，未得善終。其以“官商”發跡，亦以“官沒”而終了，其榮其衰，恐怕與十三行商人財滅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亦官亦商分不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