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百年中國文學批評的思想理論體係 第二節百年文學批評理論的核心命題
20世紀中國哲學的實用主義品性，直接導致了中國文學觀念的實用主義傾向。近百年中，文學觀念的最大轉變，是用現代的社會文學取代了古代的士大夫文學。人們對於文學性質與功能的認識，也在社會革命的實踐過程中逐漸形成係統走向深化。20世紀中國文學批評，在西方近代寫實主義與蘇俄模式的現實主義影響下，從一開始就奠定了它的實用主義審美標準，並以"反映論"、"真實論"、"典型論"等基本範疇，建構起20世紀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理論框架。
"反映論"是社會實踐哲學的派生產物，也是中國社會革命對文學提出的客觀要求。所以，從20世紀初開始，文學批評的價值尺度與審美標準便將文學定位於社會，使其成為現實生活的一種藝術性再現模式。"反映論"的理論依據，先是西方的"鏡子說"、"模仿說"、"再現說"，後是馬克思主義關於文學起源於勞動的理論推斷。"反映論"的基本內涵，是強調文學對於現實的絕對依賴關係，文學不能脫離現實而孤立存在，它來自於生活又反作用於生活，故現實生活對文學創作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五四"前後，人們對於文學與社會生活關係的認識，受西方近代寫實主義文學觀念的影響，以泛人道主義的同情心，將文學的視角擴大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它要求文學反映生活是無條件的、全方位的，既包括"上流社會的墮落"，也包括"下層社會的不幸"，這無疑使20世紀中國文學順從了啟蒙主義的時代要求，從它的始發階段便具備了強大的社會批判功能。30年代以後，隨著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的輸入和蘇俄模式的現實主義文學觀念的確立，"反映論"的基本內涵逐漸被縮小。文學不再是對社會主體的反映，而是轉向對階級主體的反映；文學反映現實不再是無條件的了。階級意識的參與使文學審美的實用主義品格更加突出，文學的社會批判功能也因階級集團的對立而被轉化為批判與歌頌兩種截然相反的傾向性。以後，又因批判功能為歌頌功能所消解，"反映論"的視角也變得狹隘與膚淺起來。當文學完全被演化成某一特定階級意識形態的傳聲筒和宣傳工具時，"反映論"的內涵則發生了質的變化--它脫離啟蒙主義的使命，喪失了其社會批判功能，幾乎又返回到了"文以載道"的傳統老路，形成了新古典主義文學的典型特征。新時期文學批評界在對文學反映社會生活這一命題的認識上，表現出了相當大度與寬容的姿態，文學所反映的社會生活，也呈現出多元化與豐富性。盡管受意識形態的製約，文學反映現實生活在某種程度上仍還有一定的政策導向加以限定，但隨著人的主體意識的進一步深化與升華，人們對於社會生活內容的判定也由物質層麵進入到了精神領域，更加自由地去表現自己對現實生活的認識與理解。新時期文學的現實主義，也因此而更加具有開放性和富有彈性。
"真實論"是"反映論"的基本要素，同時也是它最重要的審美尺度。20世紀中國文學批評，在文學應該真實地反映社會生活這一問題的認識方麵，基本達成了一致共識：文學應該是客觀真實的人生寫照，文學也惟有以求真求實為目的，才會具有社會存在價值和藝術審美價值。但在"真實"的具體著眼點--也就是社會生活所應涵括的範圍上，則因時代不同而產生了一定認識上的差異。"五四"前後，受西方近代寫實主義和自然主義理論的影響，"真實"被理解為對社會生活層麵的全景掃描，隻要是客觀地、不加粉飾地去反映現實人生，自然都是"真實"的。誠如茅盾所強調的那樣："表現社會生活的文學是真文學"（《社會背景與創作》）。由於現實生活中到處充滿著黑暗與壓迫，所以寫出人生的"血與淚"（鄭振鐸語），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魯迅語），從而使文學成為"於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茅盾語），這可以說是對"五四"新文學的"真實論"的最好注釋。20年代末30年代以後，"左聯"批評家對於"真實論"的內涵又重新加以界說，並形成了一種定型規範延續了幾十年。從瞿秋白、周揚到胡風、馮雪峰，他們都自覺地從階級鬥爭學說的角度出發，認為"真實"是一種本質性的東西，"真實"雖然是一種客觀存在，但卻不是一種普遍性的存在。所以，作家、批評家必須具備先進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才能用敏銳的眼光從生活現象中披沙揀金，抓住生活的本質。同時，由於一個先決條件的介入，即無產階級的世界觀與方法論是最先進和最革命的，其他一切階級的文學藝術作品，自然也就被視為是虛偽的、非曆史本質性的東西並加以批判和揚棄。尤其是建國以後，"真實"被嚴格限定為既成事實而不容懷疑，從而"真實論"變得僵化教條，形而上學色彩極濃。這種真實論的思維方式，雖然表麵上也強調真實的客觀性，但其真實的客觀性歸根結底又是由人的主觀意識來判定的，故其仍擺脫不了主觀唯心主義的片麵性缺陷。新時期的文學批評家，尤其是90年代的中青年批評家，已不再輕易提及"真實論"這一範疇，偶爾提及也是非常的謹慎。因為他們已經意識到"真實"的相對性和豐富多樣性是難以窮盡的；文學所能真正表現的"真實"，也隻是作家自身情感的"真實"。這種認識上的轉變，無疑是20世紀中國文學批評的一個長足的進步。
"典型論"是"真實論"賴以安身立命的根基所在，同時也是"反映論"命題的必然歸宿。因為文學作品無論是反映現實生活或揭示社會本質，最終還是要通過典型來完成的。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典型論"是20世紀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精髓和靈魂。典型這一概念，在西方近代寫實主義文學思潮中，是指對西方工業化進程中所出現的各種類型人物的高度概括與提煉，是特定現實生活環境的藝術濃縮或再現。它仍從屬於"模仿說"、"鏡子說"的美學範疇。"五四"新文學對於典型的認識與理解，基本上是沿襲西方，即強調典型的社會現實意義，並希望通過典型的示範效用，使文學達到啟蒙主義的實用效果。20年代末30年代以後，人們對於典型的定位則大不相同。出於社會革命的實際需求，典型已往往不再是對現實的概括或提煉，而是變成了一種對未來理想的昭示。特別是在蘇俄模式的現實主義理論的影響下，革命文學完全脫離了客觀現實環境，在"可能性"及"可預示性"的前提下，按自己所屬階級的意識形態的要求去創造典型環境、塑造典型人物，以此來鼓舞人的鬥誌，樹立人的信念，從而使典型成了英雄主義或理想主義的代名詞。典型的意識形態概念化，曾使20世紀中國現實主義文學一度帶有鮮明的浪漫主義特征，並遠離了現實生活。建國以來那些充滿著英雄史詩色彩的理想主義作品，大都因其缺乏現實生活的原本質素而被人們所冷落。新時期文學的批評術語中，典型已不再作為文學的基本範疇加以使用，而是更加注重對作家作品的個性分析。因為隨著中國入主體意識的不斷成熟，個性意識已變得越來越明顯，典型的共性原則及典型的理想化將伴隨著群體意識的自然解體而成為曆史。與此同時，現實主義的逐步退潮與現代主義的迅速崛起，一種全新的審美規範或審美標準也已在中國文壇悄然興起，這無疑是中國文學轉型過程中思想觀念上的一次重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