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新文學作家思想轉型的曆史必然性 第二節文學思維的錯位：新文學作家功利文學觀的意義解構
"五四"後期新文學作家的躁動心態，固然是他們思想"左"轉的一個重要原因，但這還不是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如果我們進一步展開分析便可發現，"五四"新文學作家對於文學本質的認識，明顯存在著一種功利主義的實用心態。"五四"新文學的主將如魯迅、郭沫若等人都不是這場運動的發起者，而是"聽將令"的追隨者。他們原本也都不是學文學的，而是半路改行轉向文學的。這就在客觀上使"五四"新文學麵臨著一種兩難境地：作為"文學革命"發動者的陳獨秀、李大釗和胡適等人，他們從社會政治學的角度拉開了新文學運動的序幕，明確地規定了它啟蒙主義的務實使命，那麼作為現代中國思想啟蒙運動的直接受惠者，新文學當然要以犧牲自己的獨立性去回報中國現代思想革命的客觀需求。這就必然會使新文學作家們以實用主義的功利態度，去思考有關文學自身規律的諸問題。與此同時，新文學作家易轍改行的主觀目的，是要借助於文學創作的形象思維功能，去從事啟迪國民現代意識的思想改造工作。這種先人之見的功利主義藝術追求，無疑又主觀限定了新文學作家對文學藝術規律的深度認識。魯迅自己就曾毫不諱言地講過："說到'為什麼'做小說吧，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啟蒙主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最顯著的思想特征，而"為人生"則是它對新文學提出的具體創作要求。當新文學全麵繼承和發揚了晚清文學改良運動的"社會功能說"，並以強大的時代話語支撐著新文化運動的"啟蒙主義"時，它的確創造了中國現代文學運動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跡。而"文藝為人生"的功利主義思想作為新文學現實主義牢固的理論基礎，也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文論體係和創作實踐，產生了極為深遠的曆史影響。
"文藝為人生"的文學主張，是新文學作家對於西方自文藝複興運動以來所形成的人道主義文學觀的中國式理解。在西方近代文明發展史上，曾出現過兩次人道主義文藝思潮：一次是文藝複興時期從傳統宗教的統治之下重新認識人的價值；另一次是19世紀西方工業化階段從社會"異化"傾向中去解放人性。如果說第一次人道主義文藝思潮充滿著人類對於現代文明的熱切期盼，那麼第二次人道主義文藝思潮則以清醒的理性意識對現代文明保持著強烈的批判態度。從"五四"時期新文學的具體實踐來看，"為人生"的理論主張主要是受西方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影響。由於中國當時還沒有真正展開它的工業現代化曆史進程，故而西方批判現實主義文學輕物質重精神的人文理念，在中國卻被誤解為是輕傳統而重現代的現實追求。這種文學價值觀念的認識錯位，直接導致了中國新文學運動對於文學本體論中主觀性因素的人為忽略，以及對所謂客觀性的文學外在因素的過分看重。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中就曾指出："惟實寫今日社會之情狀，故能成真文學。"可以說他是最早用"寫實"等於"真"的公式，為新文學製定了現實主義的美學規範。包括胡適在內的"五四"文學革命的發難者，他們在"五四"初期對於文學本質的認識基本都是形而下的。他們雖然一方麵也極力推崇文學創作過程中的絕對自由化主觀想象力，主張文學創作的非功利化原則，並將文學活動的過程視為是"心裏有什麼，筆下寫什麼，此時此地隻有'我'--或者連'我'都沒有--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宇宙啊、美物啊，除了那一刹那融在我腦海中的印象以外，無論是過去的、現在的、將來的，都屏絕棄置，付之雲煙"。但另一方麵他們卻又反向表示："文學應當反映社會的現象，表現並且討論人生的一般問題。"@他們不僅強調文學與社會生活的直接對應關係，而且還對文學創作中所應表現的"人生"內容也做了明確的規定："不是那想象的人生，是那實在的人生，民間實在的痛苦，社會的實在問題，國家的實在情況，人生的實在希望與恐懼。"因此，當"文學研究會"作家群體以共同宣言的方式，向全社會表達了他們"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的態度，並認為新文學應具有表現人生、指導人生的能力時，新文學作家對文學實用功能的價值認同已成為了一個不爭的事實。落實到具體的創作實踐上，"他們每一篇，都是'有所為'而發，是在用改革社會的器械--雖然也沒有終極的目標"。"五四"新文學作家一再聲稱他們"為人生"文學觀的理論核心，是西方近代社會的人道主義思想，"人道主義的理想是他們的信仰，人類的意誌便是他們的神"。"為人生"而積極人世，其目的也就是為了從現實苦難的重壓之下徹底解放人性。為了證明注重文學藝術的實用功能是近代世界文學發展的共同趨勢，他們還把19世紀的西方文學統統看作是"趨向於政治的或社會的"，並以此作為新文學實用功能化的重要客觀依據。當然，"五四"新文學作家對於向西方學習也是具有一定保留的，比如他們推崇人道主義的價值理念，但卻不讚成西方文學對於工業化文明的批判立場，甚至認為這絕不是西方近現代文學的主流。所以他們將"科學方法，實驗精神，自由解放的思想"等物質與精神兩個層麵的東西，概括總結為西方文學人文精神的象征並對其進行了全麵的模仿和效法。這不僅客觀上造成了中西現代文學對於"現實主義"認識上的巨大差異，同時也造成了中西方現代文學具體藝術實踐上的截然不同。我們隻要稍微轉換一下思維視角，便可以從"五四"作品的文本中發現這種差別的赫然存在。魯迅等新文學作家的創作取材絕大多數是農村生活，他們所表現的主體對象也多是農民。如魯迅對浙江農村生活的描寫、王統照對山東農村生活的描寫、蹇先艾對貴州農村生活的描寫、馮文炳對湖北農村生活的描寫等，都曾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引起過極大的反響。作為率先覺醒了的中國知識分子，新文學作家明顯是將自己視為是現代意識的獲得者，他們對於農民落後文化的猛烈批判，也意味著他們對於西方現代工業化文明的強烈渴望。以"立人"為宗旨、以改造"國民性"為己任的魯迅，他的小說創作可以說是代表了那個時代的思想風範。尤其是他的《故鄉》，通篇都充滿著悲涼壓抑的感傷情調。作品在其開篇這樣寫道："從蓬隙向外一望，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從故鄉的破敗到潤土的落魄，魯迅的藝術觀感顯然是進入了這樣一種邏輯思維程序：中國的落伍是由農村經濟的落後造成的，而農村經濟的蕭條又是因農民愚昧意識的局限性造成的。因此，魯迅將改造"國民性"或農民文化的狹隘性納入到了他的文學實踐當中，並以鮮明的功利主義傾向性向世人展示了他作品極為深刻的思想魅力。對於魯迅而言，批判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