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左翼文學運動的政治精英意識 第三節左翼文學運動的審美激越性
左翼文學運動的政治精英意識，在其審美原則上直接體現為革命理想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從"普羅文學運動"開始，左翼文學作家就以一種紅色激情主義的主觀戰鬥精神，去刻意營造主體個性意識超越客觀現實條件的崇高而完美的藝術審美境界。這些政治思維與藝術思維都十分敏感的時代精靈，他們在從事具體的文學創作之前，因其在思想上已經對於無產階級革命的政治理念都有所承載，所以他們才會公然聲稱："我們並不抽象地理解曆史的進行和社會發展的真相。我們知道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製度已經變成人類進化的桎梏，而其'掘墓人'的無產階級負起其曆史的使命，在這'必然的王國'中做人類最後的同胞戰爭--階級鬥爭．以求人類徹底的解放。"正是由於這種先入之見的主觀理念，使他們的文學創作明顯帶有強烈的樂觀主義虛幻性。比如蔣光慈的《短褲黨》、《咆哮了的．土地》，華漢的《馬林英》、《女囚》、《地泉》三部曲，洪靈菲的《流亡》、《前線》、《大海》，胡也頻的《光明在我們的前麵》、《到莫斯科去》，歐陽山的《七年祭》、《鬼巢》，以及魏金枝的《奶媽》和丁玲的《一顆未出槍膛的子彈》等作品，都是以極度浪漫的政治理想主義色彩，借助於作品中主人公之口直接投射了創作主體反抗叛逆的時代情緒，並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人生哲學，精心營造了一種屬於純粹精神理念的主觀創作模式。我們不妨以洪靈菲三部作品中革命主人公的獨白話語，用電影蒙太奇式的跳躍剪接方式，對於這種主觀創作模式進行一次主體理念的意義還原：現實社會的血腥屠殺和生活苦難，"令我益加了解人生的意義和對革命的決心。我明白現時人與人間的虛偽、傾陷、欺詐、壓迫、玩弄、淩辱的種種現象，完全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罪惡的顯證--欲消滅這種現象，非經過一度流血的大革命不為功"（《流亡》）。"我們應該拿出丈夫勇氣來，我們應該向著一切侵害我們的敵人複仇--我們有的是力氣，有的是健康，有的是智慧，我們可以稱王，我們可以征服一切"（《大海》）。"革命的意義在謀人類的解放"，即使"我們都完了！可是真正的普羅列塔列亞革命卻正從此開始呢"（《前線》）。這些慷慨激昂的鼓動性語言，雖然都是出自於作品第三人稱敘述主人公之口．但實際上卻無一不是創作主體當時思想認識的真實傳達。無論我們出於何種目的去評價"普羅文學"作家那高度純真的政治信仰，他們對於中國社會曆史發展的前瞻性預言，以及他們用生命為代價去獻身自己人生理想的主觀浪漫主義藝術追求，都是令後人所由衷敬仰的。它不僅是以鮮紅的血色裝點了黑暗恐怖的夜空，同時更是以一種超越現實的主觀想象力，為沉悶壓抑的中國現代文學增添了一道亮麗的藝術風景線。對此，學術界過去往往是批評有餘而肯定不足。
左翼文學運動的政治精英意識，不僅認同階級鬥爭的人生哲學，而且還崇拜革命的英雄主義。早在"左聯"時代，革命作家就被賦予了這樣的曆史使命感：書寫"英雄主義，偉業，對革命的不自私的獻身精神，現實的夢想的實現--這一切正是這個時代的非常特征的本質的特點"。不過左翼文學運動時期的英雄主義理想，在很大程度上還隻是個人主義的英雄崇拜，而不是無產階級政治意誌的完美體現。比如蔣光慈的《少年飄泊者》不僅在篇首節錄了《懷拜倫》的詩句為序："拜倫嗬！你是黑暗的反抗者；你是上帝的不肖子；你是自由的歌者；你是強暴的勁敵。飄零嗬，毀謗嗬--這是你的命運罷，抑是社會對於天才的敬禮？"而且還把主人公汪中塑造成了一個雖然浪跡江湖，但卻不惜與命運抗爭的"拜倫式"的個人英雄。實際上《到莫斯科去》中的施洵白、《女囚》中的趙琴綺、《流亡》中的沈之菲、《奶媽》中的奶媽、《竹尺與鐵錘》中的阿菊等知識分子革命者的英雄形象，或多或少都帶有"拜倫式"的個人英雄氣質。他們的共同性格特點是：人生坎坷居無定所，不滿現實敢於抗爭，追求自由卻無目的，參加革命找到歸宿。作者在塑造這類藝術形象時，盡管有意識地在他們的身上主觀地附加了明確的無產階級政治身份，且或明或暗地讓他們操持著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語彙，但是這些藝術形象過分鮮明的個性主義人格魅力，使讀者很難從他們激進的社會行為當中，真正感受到他們與無產階級政治革命使命之間的共性關係。其他如茅盾《春蠶》三部曲中的多多頭、葉紫《豐收》中的立秋和賴大哥、魏金枝《白旗手》中的烏狗等農民革命者的英雄形象，則更像是民間文學中的草莽英雄--他們殺富濟貧、除暴安良、性格剛烈、視死如歸。我們並不否認左翼革命作家的主觀立意，是要充分地展示革命英雄過人的智慧與優秀的品質，可脫離具體革命實踐的抽象幻想，必然會導致他們對革命英雄的任意曲解和無限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