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文革文學“的客觀意義與審美價值 第三節“文革文學“的科學定義與學者心態
在我個人的研究視野裏，"文革文學"是一個必然要被關注的文學現象。不過我認為"文革文學"既不是對"中國現代文學"價值取向的徹底背叛，也不是對20世紀中國文學審美趣味的嚴重偏離，而是中國文學現代化曆史進程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盡管它的弊端和缺陷使人不願意將其與中國現代文學聯係起來加以考察，甚至還有人將其視為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異己力量而全盤否定，但是隻要我們以平靜的心態去回溯曆史長河，便可以從中發現"文革文學"發生與發展的曆史必然性。
從"文革文學"所追求的人文精神價值取向來看，敵視和愚弄知識分子的精英意識，強化與美化現代農民的思想情操，將"五四"新文學個性覺醒的時代呐喊轉向主流意識形態文學階級覺悟的空前高漲，全麵提升"平民意識"精英化的社會認同心理，這是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左翼文學"早已製定好了的方針和策略。我們不妨來做一個跨越時空的曆史比較，以便梳理從"左翼文學"到"文革文學"之間的密切聯係。蔣光慈的長篇小說《咆哮的土地》，是左翼革命文學中最早而且也是最直接表現知識分子精英意識向工農大眾平民意識陡然逆轉的代表性作品。故事的主體架構，是通過知識分子主人公李傑與農民革命者張進德之間的靈魂對話，生動地向讀者展示了知識分子強烈的自卑與自貴心理，進而是向讀者發出了一種明確的社會信息：知識分子已由"五四"啟蒙時期的社會優勢群體變成了大革命時代的社會弱勢群體，他們被剔除文學創作的中心表現領域已成為曆史的必然。所以反映中國農民的悲慘命運和土地革命的現實緊迫感，也就噘理成章地成為了"左翼文學"的鮮明主題。"解放區文學"則強化了農民群體在中國現代革命的主體核心地位，趙樹理、丁玲、周立波、康濯等作家的作品文本，更是用委婉抒情的藝術手法將農民群體的苦難人生以及他們內在的革命要求，做了形象化的高度概括。像《李有才板話》、《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暴風驟雨》、《我的兩家房東》等紅色經典文本的現實意義，就是以文學創作特有的通俗表現方式，向外界全力展現新型中國農民現代意識的覺醒與人格尊嚴的獲得。建國後"十七年"文學的側重點，仍舊是以農民為本位的價值觀念。一方麵是用浪漫主義的史詩形式去凝固昨天工農革命的豐功偉績，於是乎《紅旗譜》、《紅日》、《紅岩》、《青春之歌》、《平原槍聲》等作品便隨之而大量問世；另一方麵又賦予農民群體以社會主義建設的全新角色，極力凸現他們高尚的思想境界與高漲的社會主義激情，《創業史》、《山鄉巨變》、《風雷》、《豔陽天》等則成為這一曆史背景的應時之作。"文革文學"的最大特點，是將中國農村社會主義建設題材的文學創作做了全麵發揮，可以說一部《金光大道》幾乎代表了整個"文革文學"的價值取向。浩然用他那肆意揮灑的文筆，把華北平原愚昧落後的農村村落詩意化為社會主義事業欣欣向榮的"芳草地"，貧苦農民的領頭人村支書高大泉也被賦予了精神境界"高大全"的代表。作者在"芳草地"那塊人間樂土上，凝聚了現代中國人"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思想追求與人生樂趣。甚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國現代農民純真的思想信仰、堅定的革命意誌、過人的政治智慧、崇高的人格魅力，都被浩然在《金光大道》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從"左翼文學"對中國農民革命主體地位的明確提出，到"文革文學"將中國農民思想境界推到完美極致，這是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一個完整的表現序列。它所體現出的人文精神平民化與民族化的創作理念，我們也隻有從現代中國人曲折複雜的思想曆程中去尋找合理的答案。所以，我們絕不能把"文革文學"視之為是完全獨立於中國現代文學體係的另類因素人為地加以排斥，否則我們將無法對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內在運行規律，做出符合實際的整體性描述。